第一节 政商分家
中国上一阶段的改革开放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计划经济采取的是20世纪50年代全面移植而来的苏联模式，即政府的各种权力之手习惯于无所不在地挥舞，对各种经营主题进行“主导”和“干预”。
虽然我们后来实行了改革开放，但就像有人曾经所说的：“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政府并没有放任让社会自由运转经营，而是一边试探一边发展。因此，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大势始终没有脱离权力的干扰。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价格定制、资源配置、政策制定等方面，而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优势在于自发式调整，它更需要自由地进行调节。所以，中国经济始终没有真正地踏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所以，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激发了民间的很大创造力，但是因为权力的如影随形，导致“政商不分家”。中国的企业要想发展，必须搞好同政府的关系，拿政策、拿资源、批文件、盖合同，等等，都少不了政府的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力搅拌买卖”的牟利空间，因而滋生出种种腐败。
这也导致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客”们纠结在一起。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政商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分开过。吕不韦、沈万三、胡雪岩等大商人，一直游走在朝政边缘。这是因为在封建专制和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真正独立过，他们只能依靠和攀附政治权力，换取生存空间和经商自由。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说过一句话，“奴才纵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所以，在中国以往的千百年来，“权力”是“富贵”的命门，一旦掌握了技巧能在权力之间游刃有余，致富速度就极快，很多富豪表面上看做的是大生意，其实都是“权力生意”。也就是由权力配置资源，特许给某些利益群体，比如，我们熟知的土地出让权、采矿权、新业务申办权、项目采购权、财政补贴权、上市许可权、项目补贴权、税收减免权、国企改制资产重组权，等等。无穷的审批造就无数的利益，本应简单透明廉价的公共服务变成了“设租”和“钓鱼”。吕不韦曾说，“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在他看来，政治生意才是大生意，是最好的生意。
对于国外的企业来说，其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创新”。而中国曾经的这些年，一些企业家其实是不需要创新的，因为他们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还运用了很多政府权力，利用这些资源加上政府的权力照样可以一本万利。他们要做的就是维系自己的地位，对他们而言，政治敏感性比“创新”要重要得多！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由于权力的渗透导致竞争的不充分，而不充分的竞争就必然导致产品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因为企业利润并不是依靠产品说话的，当一堆堆批文、指标、关系、特殊优惠摆在企业面前时，企业又怎么可能专注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对比国外的企业需要靠产品占领市场，而中国企业根本不需要钻这个“牛角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很少做出一流的产品的重要原因。
如果这样去观察和思考，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氛围怎么可能产生企业家？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做大了之后又去坐牢了？因为这种“政商不分”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政治是没有道理可言的，也是没有对错的，其风险更是不可预料的，企业家和政治捆绑了，完全就身不由己了。现在如此，历史亦如此，看看吕不韦、胡雪岩的下场就知道了。
当然，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在如今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改革开放正步入深水期，在习大大的带领下，中国政府要下决心开辟出一条可循环发展的经济道路，利国利民。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建立起一种“政商二元制”，“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客和企业家公开、公平地互动，双方各司其职、各归其位。这样无论对于官员来说，还是对于企业家来说，都可以明明白白地开展工作，轻装上阵、大步向前，两者相敬如宾、互相协作。
政商关系从混沌到二元制，就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今后政府只负责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当好裁判，是谓“政府善治”；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与核心能力，是谓“企业良治”；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成员和中介服务组织，自主负责，有效协调，是谓“社会自治”。三治兴，则国家兴。
人类的发展得益于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科技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同时科技变革也会促进商业逻辑的变化，从而对社会的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描绘这种变革，笔者先后从科技、商业和经济三个不同的角度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互联网时代在科技变革大潮下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思考。
其中，《工业4.0大革命》讨论的是科技进步下，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仅会波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将和“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一起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跨界战争—商业重组与社会巨变》讨论的是商业变革中的机遇与挑战。在这部适合大众类读者阅读的经济类科普读物中，我们不难看到国企改制中的艰难和希望，从新时代下世界格局的划分中看清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美元成为世界通用货币背后真正的原因—美国的本质。美国既不属于美国人民，也不属于美国政客，而是属于美国金融财团的。这个财团既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经济性的，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敛财！《时代之巅—互联网构建新经济》讨论的是新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变迁，在这种变迁中涉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的革命性的变化。
以上三本不同的作品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联系，这里谓之“变革三部曲”。
2015年是世界经济的冰河时期。全球经济模式已经被西方模式主导了300年，如今全球经济持续萎靡，各国的强刺激政策越来越失灵，而且政治角逐加剧，恐怖混乱频繁，这说明平衡即将被打破，世界又将面临一次大调整。从本质上来讲，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这股先进的生产力了。
而这恰恰是中国最好的机会，2016年就是中国的“破冰时期”。
这一轮世界变迁的主导者是美国和中国，但是两个国家的特点大不相同。
美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已经连续三次引导社会变革了，所以美国的传统产业更发达，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传统企业转型过来的，所以变革比较温和，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互联网”。
而中国的发展极具跳跃性，其互联网公司都是新近成长起来的，它们更善于颠覆、推倒重建，更具有激进性、破坏性，也更能直接构建互联网体系去“革”传统产业的“命”，这就是“互联网＋”。
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只是一场变革，而中国的“互联网＋”却是一场革命！革命和变革的根本区别是：革命不仅需要创新性，而且更具破坏性。
中国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复杂的社会关系、沉沦的民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新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变革早已无法撼动僵化的体制，必须迎头一棒，敲开那沉重的枷锁。 变化的奇点越来越近，几乎每个人都在通过社交平台参与经济问题的讨论，不时泛起一阵又一阵的躁动。然而绝大部分都是以锋利代替了思考，而真正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径直宣泄情绪，我们需要深度思考和足够的理性。
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现有的很多经济理论都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然而在过去近300年的时间里，西方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也拿不出什么针对性的政策。
欧洲已经衰落了，日本还在泥潭中，美国与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它们不是样板。如今立足于时代之巅的中国，正在走向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那些传统的、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都显得“水土不服”。因此，当我们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只是珍惜我们的传统文明，而是对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自信，我们深信自己可以改良这个世界。
世界是个“大循环”，火车头是美国，美国企图把中国融入自己主导的大循环，而中国却试图冲破传统大循环的规律，用自己的内循环去带动世界这个大循环。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有责任带领世界步入更加光明的大道。只要中国的改革速度超过互联网的创新速度，中国就可以开启世界变化新的周期。
互联网革命正在改写这个世界的规则，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将是多元化和协作化的，“和而不同”是中国对这个世界最好的设计，我们坚信，中国可以将世界带入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我们的社会特别是企业正在发生经济秩序的变迁。在这种变迁中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将会呈现革命性的变化。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企业最重要的任务不再是发现市场和机会，而是必须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围绕核心竞争力来构建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取得独特地位。
水木然著的《时代之巅（互联网构建新经济）》对个人发展规划、企业战略布局给予了建议，同时对中国未来、世界趋势作出展望，注重归纳和总结，呈现规律和本质，期待读者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各种变化的真相。
本书适合互联网从业者、企业管理人员、政府监管者等阅读，也适用于对商业变革有着浓厚兴趣的投资者、研究人员以及高校的广大师生等相关人士。
水木然著的《时代之巅（互联网构建新经济）》讨论的是社会变革的顶层设计。经济模式的构建，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再次遇到了发展的临界点，西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迎来了最佳时机，我们也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本书适合互联网从业者、企业管理人员、政府监管者等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