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儿俩在澳洲》是旅澳华文作家夏祖丽以孩子的眼光为出发点,用童真童言童心来诠释海外华人的生活。书中以两个兄弟为小主角,描述了他们在澳洲的所见所闻与所感。从澳洲小学的第一堂课《第一天上课》,到《弟弟被罚了》,再到《人人喜欢的“劳动服务”》、《我的营养午餐》,作者用学生的眼光体察了澳洲的学校与中国学校之大不同;从《到淘金镇观光》,到《参观农业展览》,再到《懒苍蝇》、《快乐蒙巴节》,完美展现了澳洲独特的人文风情;从《我会做点心了》,到《穿制服》,再到《零用钱》、《汤姆的旧货摊》,作者给我们演示了澳洲小朋友的真实生活。本书语言浅显易懂,故事幽默风趣,没有沉闷的批判性文字,也没有冗长繁复的苦口婆心,有的只是体验不同文化的乐趣,尝试新生活的冒险,对陌生世界的探索……无处不彰显着快乐的气息。本书曾被台湾许多学校列为暑期儿童读物,并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与欢迎。
夏祖丽的这本《哥儿俩在澳洲》以孩子的眼光为出发点,用童真童言童心来诠释海外华人的生活。书中以两个兄弟为小主角,描述了他们在澳洲所接触的人、事、物,从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社会环境等方面来描写澳洲的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时间过得好快,我还记得第一次到澳大利亚上课的情形。
开学之前,爸爸妈妈已经带我去学校见过校长和五年级的班主任贝克先生了,所以开学第一天,我就直接去贝克先生的教室。贝克先生是英国人,长得高大挺拔,人也很和气,他还是学校的副校长。
当时,我只会说几句很简单的英语.贝克先生就指定班上唯一的一个东方学生费宾来帮助我。费宾过来跟我说话,我却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广东话,不是普通话。
贝克先生想起六年级有个中国孩子,结果那个人是从新加坡来的,只会说“你好吗?’’几句简单的普通话,而我说的话他又听不懂。后来,贝克先生又听说四年级有个中国女生,又去把她找了来。同样地,那个女生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一点点广东话,因为她是从香港来的。
整个早上,贝克先生就忙着在学校里东奔西跑,只要看到黑头发、黑眼珠的学生,就抓着问会不会说普通话,可是就是找不到。可怜的贝克先生.他还安慰我不要怕,其实我一点也不怕,倒是他忙得满头大汗。
后来他跟妈妈说,他不知道原来中国有两种语言,同样是中国人却说不同的话。妈妈告诉他,中国的方言不止两种,有几百种,他听了瞪大了眼睛说:“怪不得你们有五千年文化,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第一天上课,我也搞不清楚上下课的时间,从九点上课就一直没有下课,我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等到十点半,突然同学都往外冲,我想一定是下课了,也跟着跑出去玩。
起先我以为只有十分钟下课时间。过了十分钟,大家还在玩;过了十五分钟,仍然没有人回教室;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听见铃声。我心想,这里的学校不错,下课时间那么长,于是我就放心地玩下去。
不知不觉,我突然发现操场上静了下来,一个人影也没有了,我才赶快跑回教室,原来已经开始上课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学校每天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上到十点半,休息二十五分钟,然后再接着上,到十二点下课。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十二点半继续上课,上到两点,休息二十五分钟之后,再上最后一节课,一直到下午三点半下课。
为了使我的英文进步快一点,上课第一天,贝克先生就要全班同学帮助我。他拿出一本空白的笔记本,要同学轮流带回家。当天把笔记本带回家的同学,要准备一些材料贴在笔记本上,第二天带来学校教我。
第一天由贝克先生示范,他在笔记本上贴了一些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有汽车、房子、动物等等,然后在每项东西下面写上它的英文名称以及简单的句子,他利用下课的时间打开笔记本教我。 同学们对于这项额外的“家庭作业”很有兴趣,大家抢着带笔记本回家,然后比赛谁准备得最丰富。有一次,一个喜欢飞机的男生,不知从哪里弄来许多各式各样的飞机图片,害我学得好辛苦。还有一次.一个女生教我各种厨房用具的名字,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学了就忘了。
一个学期下来,笔记本上琳琅满目,贴得满满的,每个同学都轮流做过好几次小老师了。
现在,我已经离开那所学校、那些同学了。我的英语已经说得不错,足够教别人了。我保留着那本笔记本,有空就拿出来翻看,每一页我都记得是谁教的。p1-5
母亲的童年回忆在北京城南游艺园里的那些说书、京韵大鼓、杂耍、变戏法、地方戏里;我们的童年回忆在台北城南川端桥畔夏夜的凉座里,那里也有说书、相声,还有唱歌和蒙古烤肉。
念小学时,每到周末晚上,父母亲就带我们上厦门街那家四川馆吃饭。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靠两支勤奋的笔,负担不轻,母亲常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低低矮矮木板搭的四川馆紧靠在铁道边上,每次隆隆的火车一过,木屋就惊天动地摇起来。那一番天摇地动,就像四川馆入门柜台上的那一罐颜色漂亮又好吃的泡菜,也像那跑堂拖得长长的一声地道四川风味的“一碗担——担——面——”一样,让我们觉得新鲜有趣。
吃完晚饭,我们照例到附近的一家“大”文具店逛逛。母亲说:“每个孩子进了文具店,眼睛就会发亮。”我在店里东看看,西摸摸,什么都好。母亲最能看穿孩子的心,她慧黠地笑着说:“好像看看都过瘾似的!”
班上有一半同学的铅笔盒和那里头的文具都比我们的好,但我们不觉得自己非要也有同样的才快乐,父母亲给了我们自由和爱,使我们不觉得匮乏。
不过,每回逛文具店,倒也没空手而回过,小手里总会捏拿着一两支香水铅笔或是一块小橡皮擦什么的。迎着晚风,闻着那俗丽的香水铅笔味儿,我们慢慢地散步回家。
什么叫幸福?现在回想,那种感觉就是幸福吧。幸福,在艰苦的岁月中特别动人!
多年前,有一次和母亲聊天,我提起小时候最羡慕会弹琴的人,常常把床尾高起来的横杠当琴键,自我陶醉地弹上半天。母亲说:“我也做过这种事儿,我有一个老九霞的鞋盒子,盒子里住着我用火柴棒做的小脚儿娘,我常常跟同伴捏着自己的小脚儿娘,哆、哆、哆地走到对方的鞋盒里,展开两‘家’的来往。敲门、开门、让座、倒茶、吃东西、聊天,我们假装成大人,假装成家庭主妇,说的都是大人话,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受限于大人,有意思得很。那时,我常在我们北屋套间里玩小脚儿娘。”
后来她写了一篇《我的童玩》,就写到她的小脚儿娘。那个时代,女孩子自己做的玩具和玩的游戏,常常和学女红或做家事有关,那时的教育多半是在旧式的家庭里自然形成的。母亲写道:“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
母亲晚年用心为孩子写了许多有趣可读的东西。
母亲不但喜欢为孩子们写故事,也给孩子们翻译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开始开辟儿童书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母亲接近六十岁了,父亲希望我能够多帮帮母亲,于是我辞去原来的工作,到母亲主持的出版社协助编务。我和母亲在台北城南那间小办公室里,面对面工作了十年。那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更没有电子书,印刷出版品很蓬勃,尤其是文学和儿童书籍,书市兴旺,只要是好书不怕没人买。母亲编辑点子多,眼光准,又能创新,我们联手编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书,其中有好几本得到文学奖。她总是乐在工作,有时一大早兴致勃勃地进办公室说:“来,咱们好好把这批书做起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先生的工作,我们带着两个孩子,迁居澳大利亚墨尔本。母亲顿失助手,但是她很看得开,不忘叮嘱我出去后多注意介绍国外的儿童读物给国内的小朋友。
当时台湾《民生报》儿童版主编桂文亚,鼓励我多写些文章……一盆水的时候,忽然想到我小时候在雨地光了脚蹚水的快乐,那么孩子只要求一盆水,实在算不得淘气。”
与母亲接触过的人往往会发觉她是个很有童心的人。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说的一段话最传神:“林海音先生无论在讨论事情还是谈天时,都常会不自觉流露出天真,这个天真不是造作,是很自然地把她看见的事情描述出来。由于她从小在北京成长,词汇丰富,再加上感觉敏锐,又是一个小说家,所以叙述的过程很活泼,常把生活中平淡的事说得有趣、写得生动,这样的作品也就很接近儿童心灵及趣味。”
北方人常说“自来喜”,我觉得母亲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有一种“自来喜”的味道。
七十六岁那年,母亲写下:“英子的心还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颗心,把家人和朋友紧紧搂在心上,到老不变。”
七十七岁那年,母亲聆听钢琴家、与她的名字只差二个字的林海为《城南旧事》谱写的一组乐曲,写下了一首略带伤感的回忆童年的小诗:“静静地听,静静地想,回忆我的童年,忽见柳条儿摇曳,柳絮飞扬,柳絮吹向我脸上,鼻孔里刺痒。抚摸着鼻尖,泪珠儿沾湿了我七岁的小手。……我愿在这儿静静地听,向我自己的心诉求:给我一盏七月的莲花灯,提着它,我——去踏冬月的雪,一步一个脚印,踏到明春。……静静地听,静静地听……听到城南的深夜,听到冬阳的早晨。”
七十八岁那年,她许下未来要专注于儿童文学写作的心愿,她说:“我要写我的童玩、我的游伴、我说的话、我读的书、我的小油鸡、我的小疯狗、土地庙的小吃摊、破洋车上老头子塞在我脚下的破棉袄……”可惜这个心愿终因健康因素,半途而废。
2001年12月1日,母亲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三岁。我在重新阅读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时,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她的文章。因为,她一直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十三岁失去父亲,仓促结束童年,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的母亲,就像是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里的英子,那个好奇天真的英子,一直在她的心里,从来没离开过。
“寂静的墨尔本市郊,使一家人都有较多的闲暇,而且很容易保持内心的宁静。一在这种合作、团结的家庭气氛中,母亲和哥儿俩成就了一番小小事业……这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不只适合儿童看,连我这个、大儿童也看得津津有味。
——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