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学说(第2版)(精)》是深研陈寅恪的学问与思想、风骨与精神之力作。作者刘梦溪先生结合义宁之学的渊源和时代环境，从文本出发，忠实原典，并勾索陈著各种文本的内在逻辑，三复其义，“以陈解陈”，循此路向解读和释证陈氏学说，自成把握陈氏学术创获与方法的简明通透之进路。

陈寅恪是史学家，也是思想家。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他的著作里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充满恒定的精神信仰力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视为他的学术思想的精神维度。他的学说的力量源泉，不只是在于博雅的考据功夫和深沉的家国之情，还在于义宁陈氏一族的优美家风门风。

陈寅恪本人的魅力何在？其治学方法有哪些？何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思想和学术对中国、对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都是读者极感兴趣的问题，刘梦溪编著的《陈寅恪的学说》将一一解答。

引端

第一章 学问人生和心路历程

 一 世家子弟

 二 家国情怀

 三 学术托命

 四 乱离岁月

 五 晚年心事

 六 文化丰碑

第二章 工具·材料·观念·方法

 一 “敢并时贤较重轻”

 二 时代学术之“预流”

 三 “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第三章 打通文史和追求通解通识

 一 “达于大道”的通人之学

 二 诗文证史的艺术之境

第四章 “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

 一 “绝不从时俗为转移”

 二 “中西体用资循诱”

 三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四 佛教中国化乃“一大事因缘”

 五 文化移植和“新机重启”

第五章 种族与文化的学说

 一 种族文化与李唐一代的国运兴衰

 二 文化高于种族

 三 标举圣人“有教无类”之义

 四 华夷之辨与文化融合

 五 《时世妆》和礼俗变异

第六章 陈氏阐释学

 一 “了解之同情”：阐释的先验态度

 二 “释证”“补正”“参证”：阐释的多元途径

 三 “既解释文句又讨论问题”：阐释的思想向度

 四 比较阐释和心理分析：阐释的现代意味

 五 古典、今典双重证发：阐释的学问境界

 六 环境与家世信仰的熏习：阐释的种子求证

第七章 佛典翻译和文体革新

 一 古文运动和唐代“新文体”

 二 佛典翻译与文体革新

 三 “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第八章 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

 一 “贬斥势利，尊崇气节”

 二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三 陈氏一族的“优美门风”

附录 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

后记

五 晚年心事

不过先生并没有留在北京迎接全国解放，也没有桴海他行。1948年12月，他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到广州停留下来，在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9年离开人世，在岭南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个春秋。

开始，他对新世局也许抱有希望，否则他不会留下来。但没过多久，失望情绪占据了他整个身心。1942年，先生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过一段极为深情的话：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乏髪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①

先生一生文字很少流露此序所表达的对中国未来的热切憧憬，虽然其用意是在勉慰杨树达先生，更关乎自己素所追寻的梦想。可惜他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

基于先生的学术声望，学校主事者及中南局和广东省的首脑，对先生是礼遇的，关怀生活起居有时甚至细而人微。1954年，国务院尝派人赴广州动员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开始先生不是没有就意，对助手黄萱说：“我们到北京去，你也得跟我们一起去。”但后来决定不就。表面理由是贪恋南方暖和、不善行政工作等等，实则当有更深层的原因。笔者今日思之，1954年已经是新政权成立五年之后了，这时才想到迎请先生，在时间上未免太迟了些。况且1949年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实难让知识分子乐于接受。上引给杨树达先生写的这篇序言，曾被有关方面指为“立场观点有问题”。

特别是50年代末期，先生的学术思想亦遭公开批判，致使其不能再登讲堂。“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橘黄蕉斗岁新”“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1950年至1966年所写诗计二百余首，集中反映出先生晚年的心境充满了困惑、忧伤与惋叹。有人说，所以然者是由于双目失明势必引起精神烦扰所致，应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以解释。窃以为不尽如是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说得明白，如果是“晴朗和平之宙合”，国家肯于尊礼神州大儒，即使“白发者”，也会视作“国老之象征”，那么即使目盲，亦不会有不谐和的文化氛围而致先生忧戚。

尽管如此，先生的学术研究仍结出丰硕的果实。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整理完稿，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线装印行，后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普及本出版。1951年写成《论韩愈》一文，这是先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接着，就是有名的《论再生缘》的写作。最后则有三卷本、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的撰写，穷1954年至1963前后十年之功，终于在目盲体衰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为一代奇女子立传的明清文化痛史。书成之后，先生有诗感赋，尝题曰：“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丑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961年写给吴雨僧的诗里，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句。

读者如不察，很容易因先生的自嘲而把他晚年呕心沥血的两大著述，当作等闲的消遣之作。实际上，《论再生缘》的写作，特别是《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书，是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经历和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学问底蕴的集中呈现，最能见出他的学术精神。如果说已往的著作大都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别传》则是借传修史。P20-24

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者，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很少有另外的学者像他一样得到当时、后世一致的承认。1934年，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这些话，用来评价寅恪先生自己，完全若合符契。

寅恪先生在上述序言中还说：“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笔者多年来一向喜读寅恪先生之书，虽囿于平日研治范围，限于学养，不能做到通解，但不避寒暑，不择刚柔，不分昼夜，以诵读为课业，反复“钻味”，虽不敢自称“神理相接”，然于先生其人其学其时其世其哀其痛似微有所悟，是又无须讳言者。今特将我所认识到的陈寅恪先生之学说内涵和研究方法，做一简括的梳理，庶几可增加对这位大史学家同时也是大思想家的“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是非常自觉的，他自己也颇为着重。当《柳如是别传》完稿之后的1968年，即他逝世的前一年，曾寄望于助手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感到力不从心，且在当时环境下不能笔录寅恪先生的口授，只好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寅恪先生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痛哉，斯言！从中亦可见出寅恪先生对自己为学的过程和研究方法何等重视。

当然话说回来，寅恪先生一生说诗、治史、博学、通识，涉猎极广，远非旧日四部之学所能范围。且为学进境数变，越到后来越倾向于深入掘发诗中之史和史中之诗，以及历史事相的深层结构和历史人物的心理结构，古典今情，探微发覆，会通文史，以释证诗文来完成史家的职司。此种情况，给我们准确地把握其学术创获和研究方法带来不少困难。我的方法是，结合义宁之学的自身渊源和时代环境，从文本出发，忠实原典，并勾索陈著各种文本的内在逻辑，三复其义，“以陈解陈”。循此路向解读和释证陈氏学说，所阐述之内容，虽不能说必中，亦不致霄壤远隔。

笔者试从陈氏学说的多重面向加以梳证，计分八章：第一章，学问人生和心路历程；第二章，工具·材料·观念·方法；第三章，打通文史和追求通解通识；第四章，“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第五章，种族与文化的学说；第六章，陈氏阐释学；第七章，佛典翻译和文体革新；第八章，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以下，循此章次试分别论之。

本书文字原为我的研究陈寅恪专书的一章，初稿成于1991年，经龚鹏程兄惠刊于台湾《书目季刊》，1991年第四期和1992年第一期连载。1994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先生编)收录。北京大学已故王瑶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项目，此文作为其中的一章，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章题目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全文连同注释六万二千有奇。当年季羡林先生不以文长为苦，通篇披览后，许以“至文”。季先生知我研陈，盖即由于此篇也。然而这已是二十三年前的往事了。

斯又过去十五年之后的2007年，我对此文做了一次校改增补，抽去最后一节“真正‘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的现代学者”。阐释学部分经重新写过，厘出新的框架，分设六目，即第一，“了解之同情”：阐释的先验态度；第二，“释证”“补正”“参证”：阐释的多元途径；第三，“既解释文句又讨论问题”：阐释的思想向度；第四，比较阐释和心理分析：阐释的现代意味；第五，古典、今典双重证发：阐释的学问境界；第六，环境与家世信仰的熏习：阐释的种子求证。如今本书之第六章“陈氏阐释学”，就是2007年的重写稿本。我较为满意的是第六节，对寅老重视环境和家世信仰的熏习的文化思想，以佛教唯识学之“种子识”(阿赖耶识)来标识，也许不失为有得。研陈不同于其他课题的写作，寅老之学，渊矣博矣，几无涯际可寻，而且为学境界极高，家国之思和兴亡之感每萦回于字里行间；特别涉及梵典、道藏、文化本原、域外文字等议题，我辈后学常感程度不够，偶有会心，已属不易。依循陈著文本，忠实地跟着寅老脚步走，也不免被他远远抛在后面。唯重新写过的“陈氏阐释学”这一章，自揣庶几可与寅老之学有近乎“神理相接”之处。

去年9月，再次对原稿作了修订改润，字数较二十三年前的旧稿翻出一倍，共得八章。第八章“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是为新写。第一章“学问人生和心路历程”是已往写的陈寅恪学行小记，特移来作为学说主人的背景和传记材料，俾便读者对义宁之学有一通彻的了解。我的研陈，一是与王国维一起研究，一位老辈称之为“王陈并治”；二是文本解读和家学渊源并重，对其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尝长期涵泳研治；三是把陈寅恪置于20世纪现代学术的环境中加以研究，以明其异世独出之性质。陈先生的学问固然主要立足于乙部，是现代大史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大思想家。这是我近三十年读陈研陈得出的一个自认为确当不易的结论。

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会语》)陈寅恪先生毕生说诗治史，“在史中求史识”，自是经过长期“体究”，而且“融会贯通”不在话下。而其所“治”之史，从根本上说实为吾国思想文化之史，特点为贯通古今，兼采中西，打通文史，古典绾合今情，所谓“明清痛史新兼旧”是也。他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论已成一独辟创发的学说系统。故以“陈寅恪的学说”名书，对寅老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而言，信不诬也。

本书清样出来后，又作了一次斟改，校正多处舛误，有的篇章有所增补，没有小标题的章次统加上了小标题。引录陈著之文本，原来以1980年上海古籍本为主，现一律改为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所征引的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谈陈寅恪》一书，系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复印见寄，特在此致谢。附录之“陈寅恪的学说为何有力量”，是2013年我在陈寅恪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曾刊于《中华读书报》，题旨颇有合于本书之内容者，附此一并就正于研陈诸君子。

2014年3月13日书稿清样校讫补记于京城之东塾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

——陈寅恪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马一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