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贵轩编著的《帝王治要》是基层干部周贵轩先生的一部读史著作。全书共分九章，历时性的对各朝代帝王的治国政策进行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自己的多年工作经验为参照，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三千年的治国理政经验，提出了治国理政要注重民生民意的命题，是为当今领导干部理政治国的重要参考。全书学术严谨，文笔凝练，是史海弄潮之作。

《帝王治要》一书是作者周贵轩多年以来读史、悟史的结晶之作。作者系统总结了中国历代帝王治国经验，深度挖掘治国理政的精髓，提出了“要注重民生民意”的重大治国命题，是为当今领导干部治国实践的重要参考。

前言

第一章 天命天意与民生民意

第二章 天命先秦

 第一节 只依靠天命治国的夏帝桀和商纣王

 第二节 拉开治国要重视民生民意和改革大幕的西周国王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和孔子的儒学思想

第三章 秦启新篇

 第一节 秦始皇创建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

 第二节 秦皇朝急速败亡的根本原因

第四章 汉治天下

 第一节 以前朝为鉴的汉初帝王

 第二节 最先认识到人才极端重要的汉武帝

 第三节 新朝“王莽改制”

 第四节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政治思想的理论柱石孔孟之道

 第五节 唯一声言以柔道治国的开国皇帝光武帝

 第六节 魏文帝曹丕崇孔和吴大帝孙权实行海外贸易

第五章 魏晋南北分合

 第一节 “省徭务本”带来“太康繁荣”的晋武帝

 第二节 东晋皇帝没有一个在治国认识和功业方面有所建树

 第三节 “十六国”时期的知名皇帝石勒和苻坚

 第四节 南北朝时期皇帝的治国认识

第六章 隋富裕唐强盛

 第一节 注重以德治国的隋文帝

 第二节 品德恶劣的败家亡国之君隋炀帝

 第三节 打着“尊隋”旗号而灭隋的唐高祖李渊

 第四节 首先提出把没有私心当作选贤标准的唐太宗

 第五节 治国认识和举措很有特色的女皇

 第六节 由明君变成昏君的唐玄宗

第七章 宋代重文轻武

 第一节 第一个认识到“必须精选县令”的皇帝周世宗

 第二节 深懂帝王治国必须牢固掌握军权的宋太祖

 第三节 把全国工作重心由对辽征战转移到国内经济文化建设的宋太寿

 第四节 辽、金、西夏三朝皇帝的治国认识

第八章 元明治国

 第一节 元太祖铁木真和元世祖忽必烈的治国认识

 第二节 公开承认农民“最为辛苦”的明太祖

 第三节 实行开放对外政策的明成祖

 第四节 年轻有为的中兴之主明孝宗

 第五节 一手扼杀张居正领导的“救世兴革”的明神宗

第九章 清代荣光

 第一节 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

 第二节 强调权力与为公之心结合的清世祖顺治皇帝

 第三节 高度重视民生的清圣祖康熙皇帝

 第四节 勇于进行社会改革的杰出守成治国之君雍正皇帝

 第五节 乾隆皇帝提出“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的治国重要思想

附录一：中国历史有关年代表(实年、实岁)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天命天意与民生民意

在综合表述中国历代帝王治国理念的发展过程之前，有必要就天命、天意与民生、民意问题先做个简要说明。这个必要，是由贯穿中国历代帝王治国理念发展全过程中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笔者试图探求治国理政的内在规律，或者说意在表明治国理政要注重民生、顺应民意这一历史学术论点所必须要讲的。

由于中国自然气候、地理环境适宜华夏祖先发展农耕为主的经济和与之相应形成的文化源流等多种因素所决定，我国经过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从夏王朝草创以农立国的国家机器开始，古代的各个朝代都没有形成像古希腊以商立国的各城邦国家那样，主要以国家成年男性公民进行选举的方式解决国家权力归属问题的现象，即不存在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执掌者的政治体制。因此，人们头脑中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因而也就更谈不上有君权民授的民主思想及其观念(古希腊自由民有选举权，但占人口多数的奴隶和妇女没有选举权，所以“君权也不是真正民授的”——列宁语)。

中国从夏朝以后，历代的开国帝王都是通过军事武装斗争或以军事武力为后盾的宫廷政变和兵变等流血和不流血的方式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然后，其帝王权位以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方式在帝王一家世系中传承(包括帝王家族中的其他人通过权势大臣拥立继位和帝王自家人以军事反叛方式夺位)以维持其家天下的统治。正因为国家权力归属方式如此，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每个奴隶制王朝和封建制王朝总是建国创业之后难以守成长久，因而比较有作为的帝王多因他们顺应了建国创业前后的时势而在朝代前期出现，即使中期有中兴之主或后期有明君治国也终究难免其政权不走向衰落、败亡。有的朝代甚至“二世而亡”。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总是呈现出旧政权被新政权取代这一长久反复更替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每个取代旧政权创建新政权的不同出身的人和得以继承其权位的子孙，之所以能坐上唯我独尊的帝王之位，主国之兴衰沉浮，定民之生死苦乐，尽管是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和机遇，而他们本人却无一不认为这是天意所定，是上天授予他们统治、管理国家的权力，即都有天赋君权即君权神授因而崇拜上天和已升天的祖宗神灵的天命观念。因此，每个帝王把自己治国状况和效果的好与差、维持帝位和国祚的长与短，也都归之于天意，认为是天命所定。不只帝王个人这样认为，历代天下百姓一般也都这样认为，就连被帝王统治和管理的每个臣民的身世、遭遇怎样，以至一个家族中有人当官封侯或科举金榜题名，也基本上都归于命中注定，与上天或祖宗埋葬地相关。就是说，我国有帝王存在的各朝各代，帝王天命观和人生天命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社会上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虽然世界历史上不乏以农立国的民族和国家，但它们的文化源流多使人们信仰某种宗教，就和有古希腊商贸文化源流的国家一样。它们的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各级掌权者治国的认识也就常与宗教观念相联系，不少民族和国家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中国则主要是天命观念贯穿古代和近代(宗教观念仅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曾一度在社会上流行)。这就是上述所谓独特性之所在。

天命，即上天之命或上帝之命，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包括人生际遇)不能做出科学解释的一种虚构的解释。天命观念是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以自我虚构出来的世间主宰(包括祖宗墓地风水)为来源的唯心观念。宗教观念则是对自我虚构的世间主宰产生信仰加以崇拜且有系统教义的唯心观念。二者实质相同，都不能真实反映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是：

天底下有许多人，经过母系群婚共同体和父系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原始社会之后，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因社会上有了供人们食用消费仅能维持劳动生产能力之后的剩余劳动产品以及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而解体，出现了：1．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即把社会剩余劳动产品变为私有财产的家庭；2．按占有私有财产的多少(包括由战俘变成的奴隶)区分成的阶级；3．由大致一定的地域内许多家庭组成的国家。家庭、阶级和国家都是随原始社会后期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形成的。

在每个有大致一定地域范围的国家中，一部分人因为占有较多的私有财产而成为统治阶级，另一部分私有财产较少的人则相对成为被统治阶级。财产的私有在激发人们创造和以各种手段追逐物质财富的同时，总是要出现一些人利用私有的生产资料对另一些人进行经济剥削而导致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即“发生了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蓄与集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的贫困化”(恩格斯语)，因此，无论哪个国家被统治阶级的人数总是越来越多最后成为大多数。P1-3

我业余爱看历史书，逐渐认识到，我国拥有连续四千多年的帝王治国史。因此，读中国历史，总留意帝王关于治国理政的言论，并常想这样两个问题：我国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理念即治国的认识和观念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这个过程中隐藏着什么规律没有?

作为一国之主的历代帝王，都是他们世袭制家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和国家利益的总代表。他们处在国家权力机构的巅峰，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起着统领作用。他们不论在什么场合下说的话，在其所处时代、所在国家都被人们称为“金口玉言”，具有无上权威。他们关于治国的言论，一开口、一动笔，不论正确与否，更是被臣民视为天经地义的圣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法规的制定。因此，凡帝王治国的言论，如诏、诰、命、制、教谕等，都反映出他们持有的某种治国观念，都反映出他们治国认识或正确或错误的深度和广度，是后人了解他们个人德才优劣、研究其朝代治乱兴衰和探讨有关其他历史问题的珍贵资料。

历代每个帝王在各自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一定时期的具体环境中怎样治国及其经验教训、功过是非，不管其生前身后的人们站在什么立场、以何种史学观和方法论看待，已有定评还是尚未定论，都已成不变的事实载人了史册。至于怎样才能治理好处在现时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具体环境中的国家，则是首先要在认识领域加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除需要认真总结历史上各社会发展阶段各个时期的治国思想外，我国历代帝王的治国认识和观念即治国理念也是其中需要认真总结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就从这个角度试图对此做一次探讨性的综合叙述。

人类社会一经形成，人们相互问为协调生产、生活中彼此的行为所必需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关系也同时形成。在原始社会，这种服从主要是对在氏族群体共同生产劳动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个人权威(包括民族形成之初“由军事首长组成的常设公职人员”的权威)出于“自由的、自愿的尊敬”的服从。自从国家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后，为了“控制奴隶使之服从”“控制公民使之服从”，便有了用法律确保服从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见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治理国家，没有权力，谈不上治理。我国历代每个帝王，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治国权力，可他们治国的情况和效果却千差万别，且往往截然不同：有的使国家统一稳定、走向兴盛、出现治世；有的使国家走向衰败、出现乱世、导致灭亡或分裂；有的则治乱都不甚明显或治显乱亦显。这说明帝王拥有最高权力只是其治国的先决性前提，比权力更重要的是帝王还必须具有指导权力如何运用的正确认识，即必须按照治国理政的一些内在基本规律行事。帝王的治国理政作为，符合这些基本规律，国家就必然出现治世；否则，就必然出现乱世。

凡社会规律都是要通过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的实践才能逐步显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的规律当然也就只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各代治国者们治国的实践过程之中。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跟随治国实践的开始而开始，并贯穿治国实践的全过程。历代帝王治国认识和观念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们对治国内在规律的认识过程。因此，了解历代帝王治国理念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有助于人们对治国规律的认识的。

中国有帝王存在的社会从第一个国家夏王朝起到最后一个封建制皇朝清朝灭亡①，历经四千多年，国家治乱、统分的情况常有，出现的正统王朝、皇朝六十多个，其称孤道寡的国王、皇帝、天王、大汗有四百多人(不包括诸侯国王。见本书附录一表注(1))。帝王们曾经都是国家政治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治国方面所说的话也不知有多少，有记载的又都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大部小本的历史书籍中；再说，凡在位执政几年以至几十年的帝王，他们有记载的治国言论和治国举措大多涉及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史家因题选材，各有取舍，书、文杂呈，难得要领；而且，各朝各代帝王治国的言论中相同的认识和观念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认识和相同的认识又与建国言论混合相间、异同并存于书林，甚难摘集、比较和梳理。因此，想要对我国历代帝王治国的认识和观念情况有个总体轮廓性的了解，对于处在现代高快节奏生活环境中的人们来说，并非易事。

为了便于为事业奔忙而又关心治国问题的人们不花太多时间就能基本了解我国历代帝王治国认识和观念的总体情况，并且从中看到他们对治国规律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笔者就以政论笔调写了这本特意控制篇幅的书。所用的写法是：

把中国历代帝王都当成治国的实践者，以各王朝一些比较知名的帝王关于治国有代表性的和各有不同侧重点的言论为主要依据，结合他们与其言论一致的治国举措(凡类似和雷同的治国言论一般不重复表述)，再辅以一些时间顺序上连贯性的和有关方面补充性的史料作为背景衬托，尽量以简明扼要的条款方式把他们治国的理念及其相应的所作所为进行文字上的浓缩处理，并用通行的和自己的史学观点做出综合归纳性的表述。使历代帝王治国理念的整体梗概原貌呈现出来，以求让读者看到历代帝王治国理念的发展过程。为凸现这一过程，笔者一是不时就帝王们某一重要的治国言论或重大的治国举措的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稍作了些有关的提示、点评和小议；二是对少数几个比较重要的开国之君和守成之主的治国言论和作为，本着不拘泥于成见、不以功掩过或以过掩功的态度用相对较多的笔墨作了述评。与此同时，考虑到本书不是记载陈述各朝各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就历代帝王的治国理念及其史实进行浓缩归纳后的综述，所以，笔者还有意把一些帝王建国的简要过程和他们的简历、个性、品德、才略、智谋以至权术也都顺带写了一笔，以便读者运用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对曾身为国君的古人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治国认识和作为及其功过，做些尽可能符合当时主、客观实际的综合想象和分析。

为了把中国历代帝王治国认识和观念的发展过程分阶段性地和通俗易懂地表述出来，笔者按史学界对我国古代社会(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通行的划分法用通史条款体普及读本形式(含直译或意译文言文治国言论)进行叙述(凡朝代国祚和帝王在位及寿年等，为适应本书有时要写明具体日期的需要，都用实年、实岁，而史界通常用虚年、虚岁)。

尽管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历代帝王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完全不同，时代背景、环境条件、社会制度和国家政体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都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但只要国家还存在，执掌政权治国理政的任务和内容及其内在的规律也就还存在着。就当今我国社会而言，通观知晓我国历代帝王治国认识和观念的发展过程，就或许可供现在和将来从政的人们从中找到怎样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带普遍性的内在基本规律，进而结合当今实际，探求到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便在治理当代中国乃至一个行政区域的实践工作中加以运用。国家因历难而崛起，社会唯鉴往而知来。对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从政和非从政的成年公民来说，掌握一些古代帝王治国史的基本知识，是有利于探求和运用治国内在基本规律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最后，笔者怀着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和历史规律具有可知性的信念，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对反映历代帝王治国理念的史实所做的文字浓缩和综合归纳是否恰当，用自己的史学观点所做的有关提示、点评、小议和述评是否正确，以及因个人学识所限而造成的史实疏漏、取舍错讹等，诚望史家、有关学者和读者们不吝赐教。

周音轩

这是一部意在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未来、有益于祖国走向昌盛发达的政论性学术类历史书籍。它又可被看做是提供给读者探寻治国规律的一座史料资源库。

本书2004年初版面世，后又修订再版，本版是第三版。

我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业余喜好看书学习，尤其是历史。在职时虽是零星阅读，但偶尔也在所学关键处有灵感产生。退休后，在系统阅读史书的同时，也学了些文学、哲学、逻辑、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还记录了不少史学要点和心得体会。退休后，常回忆长期从事基层管理工作的经历。治理地方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使我又得到了较多的人生经验和教训。让以上所学所历，在脑子里不断交织结合，就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有了新的收获，常令人激动不已，遂有了要整理记录、理顺思绪的一股激情。

治国是否注重民生、顺应民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这是我读史后思考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重要心得。从学术研究上讲，这是一个史学观点；从它关系到国家命运看，也可算是个政治见解。在这本书里，我称之为政论性历史学术论点。

既是论点，就必须有论据作为支撑。于是，我就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加以证明，一方面以我国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史实作为论据，分几个章节进行论证。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本历史书籍。想不到，拙作一面世，《常德日报》就予以报道，接着有教授、专家发表书评，不少读者争相购买和相互转借，一时好评如潮。修订版时挚友毛卫华先生又以《发掘宝库以史为鉴》为题，写开篇语。

凡史著皆以史实为素材，不能奉行创作原则。我国有帝王存在的社会，从夏商到明清，历经4000多年，其问充满若干帝王治国史实，为世界之最。本书采用文学记实文和史学政论文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择要综述归纳，把重要的一件件史实在时空上有机地连贯起来，且用词上力求准确和恰当。如此写法，是想不靠故事情节的形容描写而尽可能复现帝王治国实践原本的真实、活脱和生动。

拙作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历史学术上的新材料，它只是对史学界公认的若干治国史实，以新的视角联系思考，而得出了关于治国的一个新认识，即执政治国要“注重民生，顺应民意”，并把它放在第一章和收笔感想中含蓄地表述为是治国的一条内在基本规律。无论是哪个阶段(包括无产阶级)取得社会统治地位后，能否遵循这条规律治国，决定国家的兴衰存亡。

我从未向媒体投稿，更不具备写史学所需的一些客观条件，退休后居然从宏观层面上以治国理政为题材写一本史学书籍，因而得到了不少领导、朋友、亲人精神上的鼓励和史学资料方面的及经济方面的帮助。第二次和本次出版印刷，又有较多领导和亲朋的力挺和支持。  在此，我分别列出姓名以表示衷心感谢。

第一版：李一翔、罗芳权、刘恢绪、何志昂、李世俊、何俊、龙春美、刘国伟、胡维新、黄常祯、涂能斌、毛友英、隆中、鄢忠诚、殷再德、马巨波、周定军、周定治、周爽丽。

第二版：傅启芳、韩隆福、毛卫华、周德春、李盈山、李少夫、潘庆荣、刘荣炯、郑维元、夏云阶、张崇尚、潘能震、张声高、袁银祥、王祝春、朱燕君。

本版：钦时中、赵清林、龚伟、刘浩冰。

最后，拙作的书名是时任中共湖南省省委委员、省文化厅厅长、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周用金同志审阅此书后为拙作题写的，可至今我还未曾与他见面认识。在这里，我向该领导致谢并深表敬意。

周贵轩

2016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