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家人措手不及。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从不抽烟、酗酒。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看着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荧光灯的光线从胶片背面透过来，苍白凄厉，有点刺眼。确切地说，胶片上还显示出腹部造影。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
停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不说百分之百吧，也差不多了。”
他转过脸看我一眼，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四围的墙壁好像是刚刚粉刷过的，一片惨淡的光向我挤压过来。
马晓先在我身后跟着，寸步不离。因为职业的敏感，她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所以特别紧张地看着我，嘴巴动一动，却什么也没说，只是伸手碰碰我的胳膊。这个60多岁、瘦小精干的女人，是这一代人中最富有人生经历的人之一。退休前她是北京医院的护士长，再早一些，是中南海高层领导人的贴身护士。她为人忠直，勤勉细腻，富有同情心。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她一直陪着我，还与我的妻子赵晓东在医院里跑前跑后，寻找她认为最有经验的医生。
“他是什么意思？”我问，期待她给我一个更确切的解释，“情况不妙吧？”
“是不好。”她回答。显然是因为了解我的个性，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肝上也有。”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吗！
“你进去吧。”我对马晓先说，“去看看晓东。”
我担心晓东会受不了，转过身，透过虚掩的门缝去搜索屋内的情形。
我可以看到晓东的背影。她坐在窗前，独自面对着那位医生。还有一群医生的目光在前后左右包围着她。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衬托着她僵直的身影，我极力想看到她的脸，可惜看不到。
我等在门外，过了几分钟，也许是十几分钟，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我走进房间，站在晓东身后，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我。我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色大变，嘴角微微抖动，眼里一片哀伤。在和她共同生活的25年里，我从没见过她的脸色如此暗淡阴沉。她后来告诉我：“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哭出来。”
她把我扶到医院走廊的椅子上。两人并肩而坐，沉默，还是沉默。有很长时间，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全身心沉浸在绝望沉闷的空气中，彼此想要回味眼前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可是没有办法把思想集中起来。
周围人来人往，行色匆匆。有一会儿，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蓦然抬起头来，把眼睛直对着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你愿意知道吗？”
我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该彼此隐瞒。现在，她既有此一问，一定是想起了这个约定。
“我已经知道了。”我对她说。
晓东被击垮了。她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哭泣。马晓先陪着她默默掉泪。我的眼睛无法睁开，但我能够感受到她正在用一种悲恸欲绝的眼光看着我。
那天回家的路上，车里气氛低沉。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却又一言不发。她本来是个喋喋不休的人，可现在，所有生机灵动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她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惊骇中，剩下的只有沉默。
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
我想让内心静下来，恢复思考的能力，却发现无法让自己集中精力，于是索性让思想信马由缰，或者什么也不想，只是细细体会身体内部那些被医生指证的岌岌可危的部位。头痛目眩，这一定是“脑瘤”的征兆了！可是肺癌呢？肝癌呢？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如果肝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异物——就像医生所说，那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比如说疼痛感甚至凸起来的硬块。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索，渐渐地，还真的在腹部感觉到一种异样。更准确地说，是健康人的“异样”。
我饿了，而且激起了一种旺盛的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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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装重新出发：看完了@凌志军的《重生手记》，最大的体会是他是用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判断力实现的自我救赎，很多人在当时的情境下很难做出他那样的决定，很难敢于承受如此巨大的风险，这需要内心强大的力量和勇气，看淡生死的大气，极强的分析事物辨析是非做出抉择的能力。一个人的思维、内心力量在这个时候拯救了自己。
@凌志军：谢谢@整装重新出发提酲了我一件事：价值观对于正确判断选择有很大意义——我这样做了却还没能说出来。比如我信奉诚实，信奉自知之明，信奉尊重他人。所以对于白吹自擂、草率和自以为是、只把病人当病例的医生总是抱有疑问。这可能会让我失去一些好的治疗机会，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我犯错误。
2012年3月15日下午，家里笑声不断。我们不断说着一些开心的话题，彼此觉得心情异常轻松。有好长时间，我们都没意识到有什么变化，直到晚饭时，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这天上午刚刚完成新一轮复查，结果出乎意料地好：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脚踝骨的阴影正在淡化，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竟也生长壮大起来，把空荡荡的左边胸腔差不多都充满了。这意味着，肺癌切除手术后失去的部分肺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补偿。
“这是五年来第一次！”晓东不住地说，“这是五年来第一次！”
这是真的！五年来第一次，医生在我全身上下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
医生笑眯眯地对我说：“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啦！”
这天晚上，我俩说了很多。过去五年，我们经历了平生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实在不能想象，我们居然熬过来了。
我们开始念叨那些朋友、同事，还有读者。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和鼓励，我们无法渡过难关。我在心里感谢他们，同时默默历数他们的名字，数到后来，竟是数不清了。其实有很多人我并不熟悉，甚至从未谋面。他们只不过是听说我病了，就在遥远的地方表达自己的祝愿——发来一条短信，写下一篇博文，送来一本《圣经》，或者点上一炷香，默默为我祈福。
我还想到我曾寻访过的所有医生护士，由衷地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诊断和治疗，也感谢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学识、德行和智慧引导着我的康复之路。他们帮助我认识了这种疾病，懂得了自己的身体，就连他们的弱点和过失也让我学到很多。
我也暗自庆幸自己的这番经历。
如果不曾与死神如此接近，我永远也不会了解自己精神中最脆弱的一面，也永远不会明白，我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还有那么好的境界可以修炼。
在经历了与死神的对话之后，我开始理解生命的真谛。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茶余饭后也增添了更多的话题和笑声。很多曾被我忽视了的东西，如今在我的生活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我们——我、我的家人和友人——学会了一起面对生命中的坎坷，互相嘘寒问暖，相濡以沫。除了能和相知相爱的家人相依为命、能和情真意笃的友人风雨同舟，我不知道人生最后一段旅途上还能有什么更美好的事。
我知道未来的康复之路并非万事大吉，复发和转移的危险还没有彻底消除。然而，我再也不会谈癌色变。对于死亡，我也不再恐惧。
死神是天堂里的最后一位天使，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
本书初版发行于2012年，以后又经6次重印。它在读者、癌症患者和医生中持续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现在编者希望将此书再版，问我是否需要修订增删。我对原书的叙述、观察与议论，均无更动。现在只想再说一句话：我还活着。
我这样说，是因为近两年不少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总在询问，“凌志军还活着吗？”很多病友把我当作他们的“榜样”。他们说，只要我还活着，他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希望。
我并不愿意被病友当作“榜样”——从医学的立场说，任何一个癌症患者的病例都不应该不加辨别地被其他患者仿效。但我觉得还是有义务给读者一个交代：自本书出版以来，我一如既往地走在康复之路上。即将结束的这一年里，我有大约130天在外旅行，另外还有30多天是在滑雪场度过的。剩下的几周，我还将登上雪山。就像我在这本书的结尾一节所说，能够从雪山之巅飞身而下，对我来说既有实际价值也有象征意义。它让我相信，疾病正在离我远去！
为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祈福！
凌志军
2015年12月8日
《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插图修订本）》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勇气和乐观精神的人生励志书。
2007年，凌志军被诊断为“肺癌，脑转移”，即“肺癌晚期”。北京、上海两地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活不过三个月。他和家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真的没有生路了吗？
外科、内科、中医、“太医”，分别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治疗方案。要不要手术？要不要做化疗？应该相信什么样的医生？该不该使用特效药？该把性命托付给谁？
他调整心态，积极搜集诊疗信息，甄别真伪。他仔细观察医生的得失，也观察病友的成败，最终选择了最佳的治疗方案，走出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九年了，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越来越健康。
他真切地认识到，癌症不是绝症，只要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癌症患者就有更多生的机会。
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样的医生？为什么我们对癌症的看法是错的？怎样选择正确的治疗之路？什么是导致治疗失败的思维模式？《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插图修订本）》，一部助你摆脱恐惧和绝望、叩开康复之门的生病智慧书。作者凌志军抗癌九年，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走向康复、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李开复、毕淑敏、柴静、何裕民、于莺感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