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故事编著的《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是“界面”网站“正午故事”这个栏目推出的精选文章结集，都是流传甚广而且口碑不错的故事。本书多篇文章关涉旅行、行走的主题，仍保持了较高的质量和可读性，收录了《时间的工匠》《失败者之歌》《此地不宜久留》等共十九篇文章。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财富和成功。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正午故事编著的《正午（2此地不宜久留）》所收录的这些特写、随笔和访谈，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写给《正午》的话

 五台山下金岗库 三十年后

特写

 时间的工匠

 失败者之歌

 沮丧的法官

 疯子遇见佛陀 小河的“音乐肖像”

随笔

 柬北无战事

 外婆，以及远去的世界

 县城人生

 我与科幻世界

玩物

 沉默的竹夫人

 我，机器人

 此地不宜久留

个人史

 饭来张口去青海

视觉

 十三个摄影师的旅途瞬间

访谈

 张北海 只愿侠梦不要醒

 吴靖 互联网越发达，言论越少

故事

 一个山西青年的任逍遥

 环球邮轮 六百余中国人的“甜蜜生活”

 风雪聂拉木

李方乐个子瘦小，脑袋比起身子来，大了一号，脑门尤其大，前额鼓出一块，在灯光下发亮，两侧是半寸长的白发。虽然已经72岁，但是走惯长路，行动十分敏捷。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他并不直视，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一样一样，按照顺序折好了放在脑子里。年轻时，他必定是个聪明伶俐的工人。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李方乐表现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极有分寸。每次见面之前，一定会电话确认，提前五分钟到。热情，却也绝不过分。有时也会礼貌地露出小心思：“现在也不兴问女士的年龄了……”然后歪着脑袋等我回答。

李方乐不抽烟不打麻将，生活过得简单。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职，赚一份应酬零花的收入，他最大的娱乐，就是看展览。

每年年初，李方乐请经理上网，把全年的展览找出来，他挑出自己喜欢的，打印出来，依次去看。这些展览大部分跟机械有关，机床、模具、太阳能、自行车……一般免费，只有一次，李方乐花一百块，看了一场游艇展。同事见他喜欢，送了他一张三千块的赛车票，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着车以极高的速度在场内转来转去，觉得很没意思。2014年轰动上海的莫奈展，李方乐也看了。抽象画么，他觉得自己不大喜欢。

2014年，李方乐看得最过瘾的一场展览，是卡地亚的钟表展“瞬息·永恒”。

十年前，李方乐曾在上海博物馆看过一场卡地亚的展览。那场展览以珠宝为主，钟表很少，只占一个橱窗。李方乐看到一座钟，形似大门，钟盘两边是两根白色圆柱，撑起底座和门檐。看标识，这座钟叫做“门廊”。让李方乐奇怪的是，一般来说，时针分针背后，总能看到机芯，因为机芯带动指针的转动，但是在这座全然透明的钟盘之中，他只看到两根针腾空旋转，后面空无一物。随便李方乐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机芯在哪里。

仔细读橱窗边的说明，李方乐才知道，这是卡地亚著名的“神秘钟”。这座钟的奥妙在于：它打破了指针与机芯相连的技术惯例，把指针固定在水晶表盘上，成为整体，当机芯连接表盘，带动表盘整体转动，也就带动了分针和秒针。

1912年，工匠莫里斯·库埃(Maurice Couet)制造出第一座神秘钟。当时，欧洲的贵族像一百年后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乐一样，围着神秘钟，想要找出这一魔术的谜底。神秘钟从此成为卡地亚钟表的象征。很长时间内，卡地亚严守这一工艺的秘密，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让悬念成为神话的一部分。一百年后，李方乐在这个悬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术上如何完成呢？橱窗边的说明无法令他满足。他每天琢磨这个问题，连看了三天展览。

2014年，卡地亚钟表展宣传册的封面，就是李方乐十年前看过的神秘钟。不用说，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这年夏天并不很热，霾却比往年严重。卡地亚的展览选在黄浦江东岸的上海当代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电厂，至今仍留着高耸的烟囱，作为标志。世博会期间，电厂改建为法国馆。世博会结束，荒废了两年之后，改建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年晚些时候，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放烟火，与此相关的展览“九级浪”就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这次展览，单是“神秘钟”就来了十座。李方乐进了珍宝库，眼睛都要不够用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有一个工匠从瑞士飞来，在展览现场演示制表工艺。演示的环节共有四个：宝石镶嵌、倒角、机芯组装、珐琅。其中，宝石镶嵌、珐琅都是装饰性的技艺，李方乐并不十分欣赏，机芯组装也还好，只有倒角，李方乐最感兴趣。

倒角，简单来讲，就是打磨机器零件。它看似一项微末的技艺，却是高档和低档钟表的重要区别之一。高档钟表，零件无论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镜子，边缘像一道光。这样，无论从正面，还是从透明后盖看进去，机械与美呈现一体，价格自然也上去了。这道工艺虽有机器，却由手工操作，全凭耐心和经验。李方乐在国内从未见过，他想，未来也许用得到。

梁玮是现场的法语翻译，她对李方乐印象很深。因为演示结束后，一般观众都问：这块表能卖多少钱？做这样的表要花多长时间？但是李方乐上来就问：这用的是什么工具？能不能让我看看？

梁玮记得，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身型瘦小，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钟表爱好者。梁玮倒觉得，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很有礼貌，总说谢谢，也总担心打扰别人。如果现场人多，李方乐会说，小梁，你们先忙，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千真万确属于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他来自瑞士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相对于“这块表多少钱”一类的问题，他更乐于和李方乐交谈。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应该用什么手势。傍晚6点半，一天的展览要结束了，李方乐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乐不仅带来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塑料袋。他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请工匠示范，然后自己打磨，再请工匠帮他修改。三天下来，工匠说，所有的技法，李方乐都已经学会了，只需要再熟练些。

这次展览，李方乐去了11次，常常等展览关门才离开。他学会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告诉工匠，这门技术，他要用在自己的机芯上。

P17-20

一个执拗的低音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融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正午》郭玉洁

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都不容易写，而非虚构还有一层考虑，即创作者不能凭空创作，要尽量避免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切记“魔鬼在细节”（Thedevilisinthodetails）。

——张北海

人都有虚伪的一面，虚伪用来做什么？当然是为了体面。叶三很厉害，把我的体面一扫而空．以至于她写的这篇《失败者之歌》面世之后。我觉得自己赤条条地暴露阳光底下。一时木知如何是好——但是。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习惯了真实而不是虚伪，你就会在阳光下直起腰来大步行走。后来我听到很多声音告诉我，看完她的文章，觉得做电影是件了不起的事。后来我写了句话送给叶三：三爷笔下，不留活口。不留什么活口？当然是不留情面给我们虚伪的鄢部分。

——李霄峰

正午，是一天当中阴影最小的时候。感谢他们。用文字缩小着生命的阴影。

——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