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到这样的画幅：烟雨迷茫，山影绰约，平静坦阔的江面上，一列竹筏逶迤如带。披蓑衣戴雨笠儿的放筏人竹篙轻扬，把一种柔润的悠然不尽之情从画面上挥洒下来……或者，阳光明丽，峰峦奇峭，山间小河，喷珠溅玉。小小木筏，从大山拐角处冲撞而出，健壮的山姑赤足横站其上，山风拂乱秀发，红朴朴的脸膛，因汗水的浸润，泛出一层彩釉样的光泽……
韵味如江南丝弦的竹筏，灵动如山野短笛的木筏，给人以缠绵不尽的诗情，露珠般莹洁的清新，无疑都是极美的。然而，我深深怀念着的却是另外的一种筏。那是黄钟大吕般气势恢宏的筏，那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筏！多少年来，这幅放筏图一直张挂在我的心中，引领我闯荡礁石遍布、奇谲多变的人生，使我在得意时不忘前路，畏缩时鼓起勇气，困厄中挺直胸脯。在软弱时刚强，从屈辱中奋起，在卑微中傲岸……
我的童年在川北南江县一个小场镇度过。经由县城而来的南江河与大河口（是一个场镇的名称，其实河并不大）蜿蜒而出的一条小河在上场口交汇，这便成了这场镇的地名——下两河口。（南江河上游还有一个上两河口）下场头有一棵硕大、苍迈的黄桷树，几十级石梯从树下延伸向一片坦阔的河坝。就在那棵枝叶繁复的黄桷树下，多少次，我看见放筏人把难以数计的木料扎成一张张巨大的筏，然后，夏秋洪水暴涨时，目送这巨大的木筏在人们的惊叹声中如脱缰之马，向着不可见、不可知的远方飞驰而去。
我没有考察过这种放筏的历史，只听说由来已久。而且，就在五十年代公路已修通之后，这种行业也还着实兴盛了好些年。那时候，每到桃花水发，下两河口那棵黄桷树下的河面上便拦起一根“保子”，把从南江河上游陆续放来的漂木收到一起，然后便开始扎筏子了。这种筏子，规模极大，一般由百多立方米木材扎成。最大的，竟达二百立方米以上（这相当于六、七十辆汽车的载运量了）。筏工们先用纤藤和撬棍把一根根木料极牢固地绑扎成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其上，再用木板搭成三个略高于筏面的平台。前边的一个叫做“梢台”，台上竖有一根粗大的木桩，放筏人叫它“王爷桩”，掌握方向的前梢条就绑扎在这桩上。后边的平台上照样绑扎有一根后梢条。中间的平台是营房；——一个用木棒和谷草搭起的“人”字形草棚。放筏时，十来个水手做饭、睡觉都在里面。
筏子扎好之后，就“等水”了，——等连续暴雨之后的洪江大水。洪水正在上涨时不行，因为水势尚不明朗；开始消退了也不行，放不多远，水势减弱，滩浅河窄，筏子会搁浅。最佳时刻是，洪水涨到一定的水位，稳定下来之后，将消未消之时。尤其在闯滩时，驾长必须准确、迅速地找准“燕子口”使梢。放这种大型木筏，最关键的人物是掌握前梢条的前驾长。谙熟沿途水文，经验极为丰富的老水手方能充当此任。掌握后梢条的叫做“后驾长”，任务只是配合前驾长行动。成败集于前驾长一身，这就自然形成了驾长负责制。扎筏子之前，先由驾长同当地木材公司签定合同，然后再由驾长“组阁”，招募后驾长和水手。
航线很长。从下两河口出发，过巴河，经渠江，进入嘉陵江。沿途经过的口岸计有巴中、曾口、平昌、三汇、合川，终点是当时川内最大的木材集散地——重庆。那时候，在下两河口人们的心目中，重庆是遥远得如海外仙山的大都市。有幸亲历那都市繁华的人，回到小街后，自然被乡人刮目相看。或许，这也是当时下两河口的年轻人能以上筏子当水手为荣的原因之一吧？水手们经历了那么多险滩恶浪和长长的水上漂流之后，在重庆领到丰厚的报酬，也会尽情地游玩几天——逛大街、看轮船、下馆子、转商店。而其中最高的享受，则要算看堂子戏了。下两河口的人，喜好川剧成癖。除了经常性地凑份子延请外地剧团来演出外，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专唱川剧的“俱乐部”，义务性地不时公开演出。那时候，乡下人要看戏，一般都在敞坝子里搭一个临时舞台，这叫做“野台子”。下两河口这个古老的场镇，条件算好的了，也只有一个很高的“万年台子”。剧场呢，是“开放型”的，全无遮拦。观众自带板凳，看戏时伸颈仰望，作长颈鹿状。而重庆这个大城市里，尽都是正规剧场，（这便是“堂子”）进场后，自有带靠背的坐椅，舞台也不那么高，平视即可。这对于下两河口的川戏迷，无异身临仙境。而听到台上那些演员们或洪亮如铜钟，或娇颤如莺啼的唱腔，那真犹如醍醐灌顶了。如果有幸看到金震雷、高幕莲、陈淡然这样的名角登台，则更会惊喜异常，觉得不枉此生了。因此，放筏子到了重庆，无论如何，“堂子戏”一定是要看上几场的。除了欣赏，还有学习任务，——把这些大演员的戏记上几招几式，然后带回到家乡的万年台子上去，让无缘到大城市的乡邻们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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