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宿舍，工厂路，樟木头镇，东莞。

继《工厂女孩》获得文津图书奖之后，

丁燕将视线放到了男性打工群体的身上。

“非虚构作家不应该只是一个社会报告人的角色，而应该是时代精神的阐释者。”

定居东莞，耗时2年。

丁燕在看过一张张明亮肆意的面孔、听过一个个悲喜聚离的故事后，写作了这部长篇纪实作品《工厂男孩》，描摹出一幅生动的90后工厂男孩群像。

生存不难，生活不易。

《工厂男孩》，真实，深刻，让人感同身受。

从乡野草莽到钢铁工业，

走出田埂的90后男孩，

笃定又迷茫地徘徊于车间、宿舍、工厂路。

他们的人生像没有顶点的抛物线，

看不到终点，也回不到原点。

当孤独在工厂路悄悄根植，失落冲击着昨日的预想。

青春不再是让姑娘视线停留的新潮发型，取而代之的是日以继夜的机械化劳作。

他们渴望融入这浩大都市，也并非不愿返回那遥远故乡。

丁燕所著的《工厂男孩》，半推半就的漂泊与流浪。

第一章 电子厂的开工日

第二章 住进B224

第三章 工厂路的秘密

第四章 男工来到电子厂

第五章 午餐风暴

第六章 十九岁出门远行

第七章 母与子的战争

第八章 追时代的“90后”

第九章 错位的学生，错位的人生

第十章 学生工的抗争

第十一章 定过亲的女工

第十二章 给“女神”打电话

后记 为何滞留在樟木头

第一章

电子厂的开工日

农历正月初七，电子厂正式开工。

从东莞市区到樟木头镇，像一级级走下台阶；而从镇中心到工厂路，又像来到另一块大陆。这条路只有一条主干道，两侧除厂房、宿舍，还夹杂着形状各异的农民房。到处是飞土扬尘、断瓦颓垣的破烂路，到处是迅疾狂飙披靡不能御的大货柜，到处是一个个方形亚克力的小灯箱，到处是粗糙，到处是狰狞。从2014年至2015年，这条不起眼的窄巷子，书签般强行插入我的脑海，成为我最重要的活动场所。慢慢地我发现，时间越久，这条路也如宫崎骏的奇幻城堡，变得顺眼许多。

春节让这里有了些许变化一大红色从各处跳跃而出（大红色的对联、大红色的灯笼、大红色的礼盒、大红色的外套），形成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但每一个走在工厂路上的人都知道，红色不过是偶尔的童话。节后，这些颜色不会像花朵艘陧慢枯萎，而是突然间，在某个时刻，像患上失忆症，所有的鲜艳一并消失。突然间摄影棚灯光大亮，黎明将至，才发现这里的真相原来是，灰白的楼宇、棕黑的人群。

从空中俯瞰电子厂，会奇怪那些蜂巢楼组合成一个大哑铃一左侧宿舍区（操场、十几栋六层楼），右侧厂区（厂房、仓库、办公楼）。三十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大片荒滩（夜晚是漆黑旷野，根本无明显建筑地标供辨识）。当第一座楼房从暴晒的红土层中拔地而出，像引擎，点燃了此地的改变。车间里亮起的白炽灯、轰隆隆的发动机、统一样式的工装，皆带来一种“有什么事就要发生”的暴力宣言。就像字典的编纂总跟不上字词变化的速度般，大荒滩的昨天已远如旧石器时代，倏然不见了踪影，现在的这一片，早已繁织错绣成工业版《清明上河图》之不可或缺的一角。

早晨八点半，穿着湖蓝滚边马甲（滚边颜色不同，职位不同）的工人从宿舍走出，穿过高耸的大王椰，黑压压地会聚在篮球场。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制造出亲密祥和的气氛：晨会开始了。而真的很奇怪——一年中的第一次会议，十分钟便宣告结束。人群四散后，半空中仍浮动着充满现实感的硫黄味，地上残留着妖异的红碎屑。

顶着禁令放炮，完全是中国农民会有的举动。难道这家工厂的日本老板是个“中国通”，笃信完成了这一类似宗教的祭祀之后，便可让工人们内心平衡，勤力工作，继而让利润肥大？

直至鞭炮炸响，空中飞扬起小朵焰星，直至那极便宜的小炮仗制造出流弹四射的华丽效果，电子厂才从宿醉中醒来，准备干活。

宿舍管理员阿坚高大帅气，忙得昏头涨脑，却总是笑吟吟的，浓黑的瞳孔放光。

“奇怪得很，从2013年开始，男工变得比女工多了。”他从《宿舍分配表》获悉这一信息后，险险地吓了一跳，像窥见谜中之谜，浑身一悚栗。

P1-2

后记 为何滞留在樟木头

自2014年1月，我选择东莞樟木头工厂路作为田野调查地点时，根本没想到这段时间会如此之长，直至2015年12月。这期间的几乎所有周末和假期，我都滞留在樟木头。我反复行走于工厂路——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毛糙杂芜，让这条路充满乡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因工人下班时间多为晚上9点，我便不定期住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我以90后男工为采访主体，但也写下了一些计划之外的采访者。我并非想写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而只想写普通个体的内心生活——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的关键变革实乃“个人之崛起”。我不想以传统说教式的框架，用国家和社会、传统和现代等二元模式来展开填空式叙述，而希望自己是个朴素的观察者，和被采访者间建立长期联系，和他们进行深度对话，既融入他们的生活，又保持一种研究距离，最终描摹出一个个鲜活实体。

第一次到达樟木头是2011年年初——如豁然拉开道卷轴，好喧嚣一幅市井图，我的眼神即刻被黏住。那时，我对南方一无所知，只惊诧于那黑白影像般的街道，那被混乱地用作厂房、出租屋、饭馆、便利店的小楼。没想到，并不在核心位置的樟木头，在我的人生地图上形成了分水岭。

这个小镇之于我，不仅具有空间意义，更是人和环境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奇妙同构：它成为我的安慰剂，又成为我难以捉摸的探索对象，而有时，又是充满敌意较量的对手。

樟木头的命运曾紧紧和收容所联系在一起。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它曾作为形容词频繁出现在人们口中。但我和樟木头的关系，似乎是我和整个南方的隐喻：那些最初的、最激烈锐利的时刻，我都没赶上，等我到来，一切已进入尾声。

从2011年年初至2013年年底，我蜗居樟木头。这三年是浓缩的三年，完全无法和此前我在新疆度过的时日相比。在这个坦率到无情的岭南小镇，我的个人感官获得彻底释放，思绪极度飞扬。我常骑在自行车上构思文章，握着车把的手背被南方烈日炙烤。有一天冲凉，我惊诧发现，我手背的颜色单独地变深了。一日复一日，南方以渐进方式沁入我的皮肤，缓慢而有力地改造着我的心身。从外貌看，我还是我，那个女人；然而，内在的某些结构发生异变后，我已不再是我。

我在樟木头摸索着向前：不仅要努力适应南方生活，还要在写作的苦境摸出条道路。时常，四周是一片黑沉沉荒野，我要从泥塘中趟过去——不得不趟过去——哪怕双脚在泥泞中呻吟。我一面在清晨的键盘上敲打字句，诅咒我何以陷入如此境遇；另一时刻，又吟诵自己创造的文字，感觉我的全部生命，会因这些文字而不朽。

2013年年底，我在东莞市区有了另一处居所，和樟木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每日必经它，而只是间或来访。周末，我从市区出发，经过南城、东城、松山湖、大岭山、寮步、黄江，到达樟木头。这是条从市区到镇区的路，车窗外的街景，从玻璃大厦到低矮民房、水塘、芭蕉叶、宿舍窗台、厢式货车。

当我不用深陷其中时，小镇所彰显的黯淡与颓废，似乎也淡化了许多。那些黑白版画不再像一个个剪影，而变成一片片神秘海域。这种由近及远的视角，让我得以从更开阔之处，俯瞰小镇。这是种全新的感受——我对这个地方没有理所当然的归属感，但同时，我又反复来到这里，瞩目它的每一个细小变化，像精神上的监护人。

黄江和樟木头交接的地方，叫牛屎坳。车从那里俯冲下来，便正式进入樟木头。那一刻，整个小镇骤然冒出。那是紧张的一刻：时间突然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慢下来，一切都被放大、放缓、放慢。一切都变得模糊而神秘，像张老照片，看不清逼仄的出租屋，便宜的小旅馆，一个挨一个的大排档，也闻不到混凝土、油漆、灰尘和熟食混在一起的味道，看不到廉价塑料盆、被套、拖鞋相互拥挤的场面，只有一箩筐一箩筐的桔子凸显，像座座傲然金山。道路从这里分成两条，一条依旧是莞樟路；另一条，是先威大道。我的居所，就在先威大道旁。而我要去镇中心，须先穿过整条先威大道，在铁路桥（横跨莞深动车铁路线）处拐弯，才能进入。整个小镇的道路像条大章鱼，不断分岔、勾连、组合，最终粘连成网。

绝不能从建筑学的角度考量这个小镇，也不能从社会学，而只能从心理学进入。每一次，从市区驶向小镇，我都会有种莫名兴奋。我知道我即将从有序进入无序，从整洁变为混杂。那些场景，本来我恨得要死，但因长时间浸淫，又让我对它们产生出一份依恋之情（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虚妄），但某种无理性的惊喜，总会在越过牛屎坳时油然而生，好像此前脑袋里装的都是糨糊，之后，变成了玻璃，一切都清爽起来。我无法解释这种生理现象，就像我无法解释经期来临前女性会格外暴躁一样。当我的目光扫视那些杂乱建筑时，阳光如魔术棒，倏地一下，点燃了奇迹世界，让我浑身滚过暖流。

……

那段时间实在太长——大约四十分钟！

只身一人行走在樟深路，在深夜，在急雨中。我艰难地想，难道这是我盘亘工厂路必得的礼物？这“独自一人”的时刻，我所品尝到的悲哀惊悚，无人依傍，将如何向别人倾诉？偶尔闪过的黑乎人影，像风干痨病鬼（但能听到远处有狗吠）。我感觉身心处于极限崩溃状，像进入疯魔地狱，暗黑海底。我不断对自己说，就到了，就到了。终于看到远处闪烁着繁华绮梦的红绿灯时，才松了一口气，身体软得像布袋。

还有一层感谢深埋心里：感谢我的养母李照明和养父丁孝白。他们皆不识字，皆终身为菜农，皆于2013年过世。我常在梦里看到他们，并为自己在他们晚年时期陪伴太少而深深自责。以前养母总是问我，“你还写不写字？”她不知世间有“写作”这个词，但她知道写字是件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自己不要虚度光阴，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我相信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佑护着我。

1971年，我出生在新疆哈密的一个工人家庭，被养父母领养后，上的是农民户口，直至考入大学才转成城市户口。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没有服从分配，反而去了乌鲁木齐的媒体打工。此后，我从未有过一份正式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和游离状态。也许，这就是我滞留樟木头工厂路的另一个原因：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经验让我了解中国农民；青年时代的颠簸动荡让我理解迁徙的艰难。我终于明白自己何以对都市，对白领，对官场等其他题材并不敏感，反而愿意沉溺工厂路。在这里，我嗅到了一种自己熟悉的气味；在这里，我看到的任何一个他者，其实都是我自己。我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和周围的别人共同组成了“我”。书写他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认识自己。

最后的感谢应给予东莞——这个神奇的城市。东莞并非鲜光得无任何缺点，但这个城市却有着无比的宽容度——它接纳了那么多外来打工者；同时，这个城市的每一点改变都异常艰难（既不像广州有首府优势，又不像深圳有特区政策）。但这个城市不仅有新鲜的活力，还有岩浆般的创造力，更有强大到不可思议的修补能力。所有对它所实施的污名，终有一天，都会像少女出浴般水落石出。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护被采访者，本书中的部分地名、人名及厂名作了技术性处理，但本书所呈现的事件，皆为本人亲历。

2014年1月2015年12月

东莞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东莞下坝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