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布罗顿所著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精）》一书，图文并茂，收录近100幅珍贵地图及50余幅精美历史图片，半数以上为彩色。

通过十二幅地图切入描述十二个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剖析世界历史与人类精神的进程。完全颠覆你观看地图的视角，带你进入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

杰里·布罗顿所著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精）》既非制图史，也非地图的历史，而是一本通过十二幅世界地图讲述世界史的著作。

书中精选的十二幅世界地图来自不同历史阶段，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制图师之手。作者向我们揭示，地图远非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是受到一时一地的观念和动机的左右。通过解读地图背后的观念和动机，我们可以窥视制图师所处时代的风尚与精神。每一幅都蕴含着某种重大主题，从科学、政治、宗教、帝国，到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皆为世界史发生重大变革的关节点。

在这段图像背后的世界史中，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一个渴望，那就是将地球完美地呈现在二维平面上。但是，无论因为客观条件所限，还是主观意识的干扰，这始终是人类难以达成的梦想。在作者的解读中，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的地图，成了“人-图像-世界”三位一体的棱镜，折射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和精神历程，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立体画卷。

引言

 西帕尔（现今伊拉克的阿布哈巴遗丘），公元前六世纪

第一章 科学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约公元150年

 埃及亚历山大港，约公元150年

第二章 交流

 伊德里西，1154年

 西西里巴勒莫，1154年2月

第三章 信仰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约1300年

 意大利奥尔维耶托，1282年

第四章 帝国

 《疆理图》，1402年

 中国东北辽东半岛，1388年

第五章 发现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世界全图》，1507年

 德国汉堡，1998年

第六章 全球主义

 第奥古·里贝罗，《世界地图》，1529年

 卡斯蒂利亚托尔德西利亚斯，1494年6月

第七章 宽容

 杰拉杜斯·麦卡托，《世界地图》，1569年

 比利时鲁汶，1544年

第八章 金钱

 约翰·布劳，《大地图集》，1662年

 阿姆斯特丹，1655年

第九章 国家

 卡西尼家族，《法国地图》，1793年

 法国巴黎，1793年

第十章 地缘政治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伦敦，1831年5月

第十一章 平等

 彼得斯投影法，1973年

 印度，1947年8月17日

第十二章 信息

 谷歌地球，2012年

 虚拟轨道空间，地球上空11000公里，2012年

结语 历史之眼？

致谢

注释

《疆理图》，1402年

中国东北辽东半岛，1388年

1388年，高丽右军都统使李成桂（1335-1408年）准备发兵辽东半岛。高丽王朝决定派兵攻打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王朝（1368-1644年），而李成桂就隶属于这支远征军。辽东半岛是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在未来6个世纪中还将经历更多的腥风血雨，但在1389年，李成桂拒不出战。李成桂与明朝关系友好，批评高丽对其强大邻国采取的政策，反对出兵的决定。在鸭绿江河口的威化岛，李成桂下令军队止步，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下令军队停止攻打明朝，而且回师都城松都。

在随后的政变中，李成桂推翻禑王及其亲信大臣，结束了统治朝鲜半岛近500年的高丽王朝。他自立为王，建立了新的王朝——朝鲜，接下来的500年中，这个王朝一直统治着朝鲜半岛，是东亚王国中连续统治时间最久的一个王朝。在高丽王朝盛行的佛教价值观战胜了古代萨满教的部落习俗，但现在，因佛教寺院及其住持被赏赐大批土地，且免于税收，致使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风气日盛，使得许多统治精英也无法再支持佛教。从九世纪起，中国的统治王朝渐渐开始批判佛教，转而倡导复兴儒学，即“宋明理学”（“新儒学”），强调实际统治及官僚组织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佛教那样追求出世清修。像李成桂这样的朝鲜人也开始信奉理学，这让朝鲜发生了势不可挡的变化。

理学支持社会和政治革新，依据的是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文本。朝鲜的理学反对高丽王朝社会中盛行的萨满教和佛教原则，宣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有助于理解人类本性，维持社会秩序。学习实用的知识远比研究深奥的学问有用：佛教讲究自我的修为，而理学将个人修养融入国家治理之中。对新的朝鲜王朝精英而言，理学强调入世观点，佛家宣扬灵性的解脱和抛弃俗世烦恼，两者之间的对比足以为十四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的全面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即维新）提供十足的正当性。

从高丽王朝到朝鲜王朝发生的转折被认为是朝鲜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通过改革政治、法律、公民和官僚结构，朝鲜的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力被集中到国王手中，新建造的军事基础设施使王国的疆土得以巩固。官僚权力得以集中，引进了符合理学理念的文官考试制度；土地被收归国有；提出了更公平的新赋税制度；佛教几乎被全面废除。朝鲜王朝的崛起，也属于帝国和文化地理学的一次重组。1368年建立的明朝标志着蒙古在东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再往东，东亚的另一个强权日本开始统一南北朝，与明朝和朝鲜王朝建立了相对和平与商业繁荣的关系。

为了将谋权篡位的行为合法化，李成桂与他的理学辅臣援引古代中国的“天命”观念来解释王朝的兴衰。只有上天可以赐予统治的道德权利。对于李成桂而言，天命不仅意味着更换一个新统治者，还需要选定一个新首都。朝鲜王朝将首都从松都（现今朝鲜的开城）迁往汉阳（现今韩国的首尔），李成桂在这里建造了新的寝宫景福宫。新政府还下令绘制了两幅地图，一幅是“地”图，一幅是“天”图。“天”图名称为《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被刻在一块高逾两米的巨型黑色大理石石碑上，展示在景福宫之中。他是根据中国的星象图绘制的，难得的是复制了希腊黄道十二宫的中文名字，黄道十二宫是中国从九世纪开始与伊斯兰世界接触后传过来的。尽管有许多不准确之处（许多星星排列有误），但它显示了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李成桂和他的天文学家眼中的天象位置。这幅星图代表了新王朝对天象的新看法，是为朝鲜王朝赋予天命正当性的途径。

P85-87

1881年，出生于伊拉克的考古学家霍姆兹德·拉萨姆在巴比伦古城西帕尔（即现今的阿布哈巴城，位于巴格达的西南侧）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小块2500年前的楔形文字泥板。这块泥板只是拉萨姆在18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并运回伦敦大英博物馆的近7万块泥板中的一块。拉萨姆此行缘于一群奋力解读楔形文字的英国亚述学研究学者，他们希望能借此找到为《圣经》中大洪水提供历史记载的泥板。起初，这块泥板混杂在大量更惊艳、更完整的泥板中，并未引起注意。部分是由于不懂楔形文字的拉萨姆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直到十九世纪末，上面的文字得以成功破译后，这块泥板才受到重视。如今，这块泥板在大英博物馆公开陈列，标签上写着“巴比伦世界地图”。它就是已知的第一幅世界地图。

拉萨姆发现的这块泥板，是现存最早的从地球上方以鸟瞰角度将全世界以平面形式呈现的文物。地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其中包含一系列看似随机排列的圆环、长方形和曲线，正中有一个洞，可想而知是早期的圆规所留下的。圆盘外围平均分布着8个三角形，其中只有5个能分辨。直到上面的楔形文字得到破译，人们才知道这是一幅地图。

外圈在阿卡德语中被标记为marratu，即“盐海”，代表着环绕在人类居住的世界外围的海洋。内圈之中最显眼的拐弯的长方形代表幼发拉底河，它穿过正中的孔洞，从北边标示为“山脉”的半圆，一直流到南边标着“运河”和“沼泽”的横置长方形。将幼发拉底河拦腰截断的长方形被标示为“巴比伦”，周围环绕的一系列圆环排成弧形，代表城市和地区，其中包括苏萨（伊拉克南部）、比特雅金（迦勒底的一个地区，靠近拉萨姆的出生地）、哈班（古代喀西特部落的聚落）、乌拉尔图（亚美尼亚）、德尔，以及亚述。从代表海洋的外圈向外放射的三角形被标示为nag?，可以翻译为“地区”或者“省份”。它们旁边是用楔形文字写的图例，有表示距离的（例如，“距离看不到太阳的地方有六里格”），有表示异域动物的，如变色龙、高地山羊、瘤牛、猴子、鸵鸟、狮子、狼。这些都是没有画在地图上的空间，是圆圈所代表的已知的巴比伦世界之外神秘遥远的地界。

泥板上方和背后的楔形文字表明，这不仅仅是一幅地球表面的地图，而且是巴比伦人宇宙观的全面图解，以人类居住的世界表现。这块令人好奇的碎泥板讲述了巴比伦创世神话中的神明马尔杜克和迪亚马特之间的战斗。在巴比伦神话中，马尔杜克战胜了泥板上提到的“堕落的诸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人类和语言，一切皆以建立在“永无宁静的海洋之上”的巴比伦为中心。这块板子用黏土制成，是对马尔杜克神话功绩的具象表达，记述了大地的起源，以及此后缔造人类文明的成就，这一切都从海水的原始洪荒中诞生。

泥板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制成，至今无人知晓。泥板背后的文字提到誊写这块泥板的是一个名叫Ea-bēl-ilī的人的后裔，来自古城波尔西帕（今比尔斯尼姆鲁德），在西帕尔的南边，但它为何而制、为谁而造仍是个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推测，这正是人类早期一个基本认知目标的体现：对广袤无边的已知世界空间施以某种秩序和结构。除了对世界起源进行象征性神话描述外，这块泥板上的地图也表达了对现实中地球的抽象理解。它将对地球的理解分类表示为圆环、三角形、长方形、圆点，将文字和图像统一在一幅世界的画面中，而中心正是巴比伦。在从宇宙深处眺望地球的梦想成为现实的2000多年前，巴比伦世界地图就让它的观看者有机会能从世界的上方俯瞰它的全貌，同时又能以神明般的视角审视世间万物。

即便在当今世界，最热衷旅行的人也只能涉足地球表面5.1亿多平方公里中的一部分。在古代世界，就连短途旅行都是罕见而又困难重重的活动，且上路的人常常是勉为其难，万分恐惧。看到全世界的大小被重新呈现在一块仅有12厘米长、8厘米宽的泥板上，一定令人充满敬畏，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世界，泥板这么告诉我们，巴比伦就是世界。对于那些将自己视为巴比伦一分子的人来说，这个信息令他们感到安心。而对于那些看到地图却并非巴比伦城民的人来说，这块泥板确凿无疑地描述了巴比伦的力量和权势。难怪从古代起，像巴比伦泥板这样的物品所传达的地理信息，一直被宗教领袖或者统治精英们所独占。我们会从这整整一本书中了解到，对巫师、学者、统治者、宗教领袖们而言，世界地图为它们的制造者和拥有者赋予了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权力。如果这些人了解创世的秘密以及人类居住的范围，那么他们一定会知道如何主宰这地上的世界，尽管这世界充满未知，变化万千，时常令人心存畏惧。

尽管巴比伦世界地图是目前最早的绘制已知世界地图的尝试，但在人类地图制图史上却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实例。已知最早将地形展现在平面图上的史前艺术被刻在岩石或是黏土上，比巴比伦世界地图早25000多年；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公元前3万年左右。这些早期铭刻的时代和含义在考古学家之中充满争议，其表现的可能是有人居住的小屋、牲口的围圈、日常居所的划分、狩猎场所的描绘，甚至包括河流及山川。其中大多数都十分简洁，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对物体或事件的空间分配的抽象几何表达，而实际上，它们可能是象征性比较强的标记，代表难以解读的神话、圣迹、宇宙论意涵，如今已无从知晓。现今的考古学家比他们十九世纪时的前辈们更加审慎，不会随意用“地图”这个词代指这些早期的石刻艺术；为史前石刻艺术划定明确的产生时间就像界定婴儿最早何时学会将自己和周围环境空间区分开一样，是徒劳无功的。

绘制地图的意愿长久以来一直是一项基本的人类本能。假如没有地图，我们会身处何方？答案显而易见，自然是“迷路”，不过，地图解答的远非仅仅是如何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这样的简单疑问。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通过对空间信息的处理，理解我们自身与广大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心理学家将这样的活动称为“认知绘图”，人们借助这种心理机制获取各自的空间环境信息，加以整理，以便回忆，在此过程中，人们将自己在空间上与广袤、可怕、未知的外部世界区分开。这类绘图法并非是人类专属的。动物也有这样的绘图程序，例如狗或狼通过气味标记领地，还有蜜蜂通过“舞蹈”传达花蜜相对于蜂巢的位置。但只有人类完成了一项重大飞跃，从绘图上升到了绘制地图。84万多年以前，随着持久性的图像交流方法的出现，人类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将转瞬即逝的空间信息转化为持久的、可再现的形式。

……

尽管本书并不想讲述完整的制图史，但还是会对这个领域中的某些常见观点提出质疑。首先便是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地图的历史，制图都绝不是一种西方独有的活动。当前的研究表明前现代西方以外的文化也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从巴比伦世界地图到印度、中国和穆斯林的作品。其次，为世界绘制地图的历史也没有隐含进化或进步的议题。本书所讨论的地图只是不同文化以不同视角审视自然世界和地球空间的产物，是这些不一样的感知为地图提供了信息。这也引出了第三点，即每一幅地图对它们的使用者和其他人而言都同样易懂而饱含逻辑，不管是中世纪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还是谷歌的地理空间应用。因此，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是连续性的，中间有断裂，有突然的转变，而非越来越精确的地理数据的不断累积。

无论采用什么介质或传达什么信息，地图都是对它声称再现的空间的创造性阐释。像科尔兹布斯基、贝特森这样的作家，批判地“解构”了地图作为对现实的客观再现，让地图看起来像是充满恶意的意识形态工具，到处编织着充满欺骗和虚伪的阴谋网络。与此不同，本书将地图视为对它们所创造的世界的一系列精妙的论证、富有创见的提议、精编的导游手册。地图让我们得以幻想我们原先看不到的世界，也许是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也许是在此世界之外的未知世界。对于地图最富有寓意的描述，也许是通往伦敦帕丁顿车站的铁轨旁一堵墙上写着的45厘米长的字母涂鸦：“观异地之图像，天涯亦在咫尺。”隐喻就像地图一样，也是将某样东西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地图总是异地的图像，以想象的方式将观众带往远方，带到未知的地方，在你的手掌心重新定义距离。观看世界地图总是让远方近在咫尺。

十七世纪的画家萨缪尔·范·胡格斯特拉滕以相似的心境说过：“一幅好的地图真是价值连城，让人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观看自己的世界。”奥斯卡·王尔德将胡格斯特拉滕的这种超验情感进一步升华，他说过一句名言：“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瞥，因为它遗漏了一个人类常常拜访的国家。而当人类在那里靠岸，他又骋目远眺，发现更好的国家，然后再次启航。”地图总是在选择它们要包含的东西和要省略的东西，但王尔德梦想，正是在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刻，或许可以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甚至是超越我们认知所及的全新世界（这也正是科幻小说作家总是无力抵抗地图的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正如奥特柳斯所言，每幅地图都呈现了一件事，也正因此没能呈现另一件事，以一种方式呈现了世界，也因此没能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这样的决定可能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却总是富有创造性的。本书所涉及的全部制图者所展现的脱离地球、以神明的视角俯瞰大地的能力，代表人类在理想主义驱使下，任由想象力驰骋，只是这样的美景太过绚烂，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出于各自的目的都渴望将其据为己有。

这一传统将讨论带到了今天，有关越来越普及的数字线上地图应用引发的争论，我会在最后一章中以谷歌地球作为实例表明。将近2000?年间，一直用石板、动物皮毛、纸张来制作的地图，正以自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以来闻所未闻的方式经历着变革，更是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消亡，因为世界和地图一同在经历着数字化，变得越来越虚拟化。或许这些新的应用正在使地图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可以方便使用，甚至让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地图。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跨国公司由于企业利益会缔造一个全新的线上地图构成的世界，只有基于财务必要性才被允许撷取信息，受到政治审查制度管辖，且会无视个人隐私。本书的一个论点是，人们若想试图理解线上地图的影响，以及为什么虚拟线上世界地图是如今的模样，就需要从更远距离的视角出发，或许要追溯到希腊人最早将已知和未知世界制成地图的时候。

世界一直在改变，地图也是。但本书与改变世界的地图无关。从希腊时代到谷歌地球，改变从来不是地图的重要本质。相反，地图提供的是论证和命题；地图的功能是界定、重建、塑造和调解。不变的是，它们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标。书中所选择的地图大多在完成的时代受到严厉的抨击，或是很快就被取而代之。还有一些在当时受到忽视，后来由于被认为过时或“不够精确”而废弃，从此默默无闻。但它们全都见证了一点：要试图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其中一种方法是探索人们如何把空间绘制在地图上。空间有自己的历史，我希望本书在用地图讲述这段历史的路上走出了短短一程。

本书描述的每一幅地图本身也都自成一个世界。然而，除了为它们的时空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图像，我希望我还展示了这12幅地图所共有的某些特征。无论具有什么形状和尺寸，每幅地图都接受有一个外在世界存在的事实。事实上，这种信仰几乎是所有文化共有的，一如人们渴望用图形把世界复制成地图的样子。不过对这个地球世界的感知，以及用来表现它的绘图方法。从希腊的圆形到中国的方形，再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三角形，差异极大。每幅地图也都（或暗或明地）接受无法将地球完整地绘制在平面上的事实。托勒密承认他的投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令人满意；伊德里西也承认这个困境，但他更注重区域地图，绕开了这个难题；麦卡托相信他提出了最好的折中方案：而彼得斯则只是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预见到了现在层出不穷的地理空间应用，它们提供了各式各样、包含各种制图学缺陷的完整地球图像。

我希望本书已经表明，没有一幅世界地图已经（或者能够）确定而直接地描绘它的主题，可以为观看者提供一只不存在的眼睛来看世界。每幅地图都是制图者和使用者持续不断进行协调的结果，因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一个不问断的生成过程之中。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幅地图都不可能被界定为已完成的状态：卡西尼家族的测量计划就是最显著的实例，说明地图会不断展开下去，而里贝罗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起的一系列世界地图提供了相似的例子，布劳则仅仅完成了地图集的第一卷，而这个地图集原本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尽管地图可能设法根据一个既定的原则来囊括整个世界，但世界是一个持续演变的空间，不会停下来等待制图师大功告成——谷歌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并更好地将其转化为优势。

地图并非单纯地反映世界，更是对世界的一份提议，而这些提议都来源于特定文化中的流行假设和既有见解。地图和这些假设与见解之间的关系总是互相影响的，但并不一定是固定或稳定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提出了一种基督教对创世的理解，并预示了末日的降临；《疆理图》描绘的世界图像将帝国强权放置在正中心，并且相信风水的“形势”是尘世存在的核心。两者在逻辑上都和产生地图的文化保持一致，但它们也从各自的信仰体系向外推断，追求一个包罗万象的整全世界观。这种相互关系是全部十二幅地图共有的特征。每幅地图都不仅反映了世界，也属于这个世界。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全都为理解一种主流观念——宗教、政治、平等、宽容——创造了条件，我们通过这些观念发现我们自身的意义，与此同时也理解了我们身边的世界。

尽管像亚瑟·罗宾森这样的制图学家想极力说明地图是通过怎样的认知过程改变人们的信仰和地理学想象的，但人们如何将地图再现周围世界之空间信息的方式进行内化，至今没有确定的答案。在多卷本著作《地图学史》中，约翰·布莱恩·哈雷和大卫·伍德沃德（后者是罗宾森的学生）承认，“关于早期社会对地图的意识水平如何”是“几乎不存在任何证据的”。地图可以成功地创新，但显然仍旧无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伊德里西的地图提出了一个理想，希望建构一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互相交流的世界，但十二世纪在西西里促生这些地图的综摄文化的崩塌，意味着看过这些地图的人恐怕寥寥可数，而有机会接受这些地图的世界观的人则更少。与此相反，针对专业人士如何使用阿诺·彼得斯世界地图进行的调查，反映出他们几乎不知道地图的细节有缺陷，却普遍接受了它对地理学平等的诉求。此外，有时也会有人忽然揭示出一幅地图如何反映主流的关注或忧虑，比如十二世纪的中国诗人描绘地图再现了一个消逝的神话般的帝国，或是拿破仑的士兵向一位吃惊的教士解释卡西尼地图的神奇力量，向他展示法国的疆土。地图可以从它所处的文化中获得假设，使用者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因为这些假设会被不断检验和重新调整。

存在客观、科学的制图术这种假设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出现，这激励着卡西尼家族及其追随者相信，终有一日可以计划制作一幅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化世界地图。时至今日，即使线上地理空间应用多如牛毛。依然没有出现这样的地图，这证明我们在选择自己偏爱的世界地图时总要有所妥协，接受它们“永远不会大功告成，地图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因此在本书的结尾，我要再讲最后一个绘制世界地图的计划，它注定也有一个失败的结局。

1891年，国际知名的德国地貌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在波恩举行的第五次国际地理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制图计划。彭克在十九世纪末预见了哈尔福德·麦金德关于地理学现状的看法，主张现在已有足够的资料把地表绘制成图，制作国际世界地图的时机已经成熟。彭克的计划是“以1：1000000（15.78英里比1英寸，即10公里比1厘米）的比例尺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彭克指出，目前的世界地图“在比例尺、投影法或制作风格上都不统一；它们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出版，常常很难获取”。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制作“国际世界地图”。

以世界顶尖制图机构的国际合作为基础，“国际世界地图”将要制作2500幅地图，覆盖整个地球。每一幅都覆盖纬度4度和经度6度，使用统一的投影法——经过修正的圆锥投影法——并使用标准的惯例和符号。这个投影不需要精确再现整个地球，因为彭克强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将2500幅地图拼在一起，这番论证让人想起伊德里西的方法：光是亚洲的地图就占据2.8平方米的空间。彭克呼应了麦卡托和布劳这两位伟大的宇宙学家，认为他的想法“也许被描述成‘世界地图集’更好”。本初子午线会穿过格林尼治，所有的地名都用拉丁字母书写。自然和人文地理将以完全统一的方式再现，甚至用来再现政治边界的线条宽度，以及描绘森林和河流等自然特征的颜色也将统一。

彭克估计，“一版制作1000份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9英镑左右”。他承认，如果“完整的版本按照每页2先令销售，亏损将超过1O万英镑”，但他也指出，政府在科学和殖民地探险的花费远为巨大，例如“四五十年代的北极探险和比较近期的非洲探险的花费”。大国——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和中国——将负责绘制超过半数的地图。彭克呼吁各国抛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进行国际合作，他相信如果“这些国家赞成这项计划，就会成功在望，尽管有些地图必须由私人完成，或者是由地理学会而非政府出资”。

……

尽管阿尔·戈尔怀揣“数字地球”的梦想，如今的线上地理空间应用似乎对重新开展这样一项计划没什么兴趣。2008年，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开启了一项由日方主持的计划，试图以数字的方式实现1：1000000比例尺世界地图的梦想。它被直接称为“全球地图”。这项计划的网站任务说明宣称：“全球地图是一个平台，供人们了解地球的现状，并且以更广阔的视野展望地球的未来。”既然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听说过“全球地图”，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力了。即便是谷歌地球的工程师也承认，建立统一的虚拟线上世界地图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希望保留国际地图意欲超越的国家、地方和语言多样性，因为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中，多样性和差异化会带来潜在的收益。如果与一件产品关联的地图显示当地的地区是用外语标注的，而且还画满了陌生的符号，没有人会想要购买这件产品。

自从巴比伦世界地图的无名作者第一次用出自大地的黏土塑造他的泥板开始，3000多年以来，人类一直梦想着创造一幅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如今，这似乎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想，既然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地球投影法，这个梦想就注定不会实现。尽管谷歌地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究竟是否还有可能——或者是否值得——创造出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所渴望的那种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地图，以作为无所不知的“历史之眼”呢？

从实务方面来看，尽管存在投影法、比例尺和执行等技术性问题，测量员和大地测量专家大概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但他们需要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解释这样的计划为何有必要。彭克从来没有提出一个足以反抗二十世纪过度的政治操纵的答案，而晚近的“全球地图”的失败，则表明它那种模糊的环保任务说明也不是理想的答案。本书中讨论的所有地图都表明，它们关于如何看世界的提议，都来源于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见解，而这正是彭克和“全球地图”所欠缺的。只要实施规模如此庞大的一项计划依然需要某种国家或公司的资助，那就很难想象它能逃过政治或商业的长期操纵，这些势力常常试图为地球及其居民的多样性强行施加单一的形象。

但若要给出否定的回答，似乎也就认同了一种偏颇的观点，等同于否定全球化的不可避免，以及通过地理学来颂扬共同的国际人道精神的可能性。其实本书讨论的12幅地图都已成功地与这种偏颇的全球世界观进行了搏斗。每种文化都有通过地图观察及再现世界的特定方式，这一点对于谷歌地球、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和《疆理图》来说都是如此。也许答案不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否定，而更应该是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世界地图总会不断出现，而将来地图的技术和外形也许会让现代地图集中的世界地图，甚至谷歌地球的主页，看起来和巴比伦世界地图一样古老而陌生。但它们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推行某种特定的计划，在坚持某种地理学阐释的同时，抛弃了其他的可能替代选项，最终选择某种独一的方式来定义地球。不过它们绝对不会“如其所是”地呈现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无法再现。从来不曾存在精确的世界地图这种东西，将来也不会有。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不依靠地图来了解世界，却又无法用地图完美地再现世界。

一本有关制图艺术的历史书，迷人、全面、新颖。在地图中追踪人类思想的模式，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

——汤姆·霍兰德 《卫报》

正如这本插图精美的书所指明的，从古代时期起，地图就承载了大量的象征意义。本书内容丰富，让人无法自拔。

——辛克莱·麦凯 《每日电讯报》

布罗顿捕捉地图的社会、政治、宗教背景的视角非常敏锐，揭示了地图为何、为谁而作，隐藏着何种目的。

——罗伯特·梅休 《今日历史》

通过地图讲述世界历史——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有人想出这个妙招？布罗顿这本书不仅博学，而且扣人心弦。

——《法兰克福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