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山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介绍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具备很高的历史价值。为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尤其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提供了实证。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注重“在场的人和事”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就是当年在现场的历史当事人，他们的证言属于口述史，是这段历史第一手的实证资料。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从历史创伤中艰难生活下来的一批特殊证人，他们的口述史料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档案。朱成山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从41 76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和受害者的证言档案中遴选出了75人的证言。这些证言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口述第一人称的形式展现，揭示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集体屠杀、零散屠杀、性暴力、抢劫和焚烧破坏，对南京城狂轰滥炸等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以及当时的各慈善团体收埋被害者尸体的情况，史料翔实，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序言

集体屠杀篇

 五位幸存者对在国际安全区内遭日军集体屠杀的记忆

 七位幸存者对在南京城中遭日军集体屠杀的记忆

 八位幸存者对在南京城外遭日军集体屠杀的记忆

 六位幸存者对在长江边遭日军集体屠杀的记忆

零散屠杀篇

 九位幸存者本人及其亲人遭日军伤害的口述

 六位幸存者对在自己家中遭日军伤害的口述

 七位幸存者对在国际安全区内遭日军伤害的口述

 十一位幸存者对在街道、村庄、寺庙、江边和野外

 遭日军伤害的口述

强奸轮奸篇

 十一位幸存者对遭日军奸淫的梦魇

抢劫与破坏篇

 五位幸存者对遭日军焚烧、抢劫与破坏的证言

后记

5．胡建平的记忆

我叫胡建平。1937年，我家住南京中华门内长乐路29号，解放后住长乐路50号。

我家祖祖辈辈土生土长在中山门外马群镇黄马村，种着二亩田地，每到农闲季节，父母带着我们儿女进城打工维持全家生活。父亲胡水林是个理发匠，老家是湖北人，招婿落户到了我外婆家。母亲胡季氏(季立新)是个家庭妇女。那时家里还有舅舅方来根，当时16岁，是种田的农民，另外有姨父、姨娘、姐姐(胡宝珍)、表妹和我。

1937年12月11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东郊马群一带后，到处杀人放火和扔炸弹。我们一家人挑着一点粮食等生活用品，随姨父逃难躲到了南京城里难民区(安全区)内鼓楼江苏路木炭厂，住在他的朋友家里。

过了两天，12月13日傍晚，我发现四面八方火光冲天，马路上有日军的马蹄声，一片杀气腾腾。我从门缝里看见日军肩上扛着带刺刀的枪，拿着日本旗子。江苏路口高楼顶上架着机枪，对准马路，见人就开枪射杀。一群群日本兵乱窜至老百姓家里，到处搜捕青壮年。晚上九点多钟，来了四五个日本兵，姐姐和姨娘家的未婚媳妇等四个姑娘躲在门板后面的暗房里，舅舅躲在楼梯下面的暗房里，日军没有发现他们。

12月14日清晨，大约八点钟左右，日军又到这里搜捕，当时舅舅方来根等四个青年人(其中三个均为邻居家的孩子)躲在楼梯下面打纸牌，被日本兵发现了，日军将他们带走。我家妈妈和姨娘哭喊着向曰军求情放过舅舅，也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朝天开枪，威胁驱赶我们走开。妈妈又让我带上四块银元和舅舅的草帽，追上去送给日本兵，但还是不放过舅舅，最终，他还是被日军用麻绳捆着臂膀带走了。我看到一批批被抓捕的青壮年，被集中到附近的广场上，然后再拉到江苏路木炭厂西面分批进行屠杀。当晚九点钟左右，我听到机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舅舅被抓走以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三天后，我家到处寻找舅舅的尸体，也没有找到。我们在木炭厂西边的水塘边寻找舅舅尸体时，亲眼目睹了数干难民尸体被曰军屠杀后的惨状：在一个大水塘和相连的两条河沟里，全是难民尸体和血水，经过浸泡后，有的尸体已经发泡变形，其状惨不忍睹。后来由红卍字会从水塘里将尸体钩上来，我们去认尸，根本无法辨认。红卍字会在上海路靠近五台山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大坑，深度有十多米，把收来的尸体一层层埋进去，人们叫它为“万人坑”。

舅舅被杀后几天，因住地没有水吃，父亲和姨父去抬水，被日本兵抓住抬东西做苦力，晚上又叫他们烧饭。趁着天黑，父亲和姨父从窗户里跳出来逃了回来。父亲说： “这里不能呆了，日本兵还会来抓人，要赶快走！”我们全家当天晚上又逃到了美国大使馆。这里已经挤满了难民，我们只好待在露天里，几个人顶着一条被单，当时下着雪，天气很冷。美国人给我们每人一个长的面包。四五天后，我们又转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每天吃点稀饭度日。在这里住了三四个月，直到“安民”后，才又回到长乐路租住的房子里。

我们在中山门外马群镇黄马村的三间房子，已经全部被日军烧掉，村上其他人家的房子，大部分也被烧掉了。我们无家可归，农田也不要了，从此四处流浪，再也不能回去了。P17-19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外文出版社向我约稿，准备编辑出版一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并且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国际读者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创意，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在南京城郊地区实施的屠杀、奸淫、纵火、抢劫等暴行的总称。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后，南京滞留守军八九万人，一部分被俘，一部分潜入民间后又被日军搜出。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称，“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循此方针，大批被俘士兵及被怀疑为军人的青壮年，被解押至长江、秦淮河边，或水塘、广场、山脚下等处，实施集体屠杀。仅千人以上的屠杀，就有汉中门、鱼雷营、中山码头、下关、煤炭港、草鞋峡、上新河、凤台乡与花神庙、燕子矶、宝塔桥等十多处，遇难人数达19．5万人。遍布城乡的零散屠杀，面广量大，难以计数，其有据可查者即达870余起。在这场大屠杀中，日军使用了枪击、刺杀、砍头、刀劈、破腹、挖心、水溺、火烧、活埋、犬咬、锯身、锥刺、戳眼、割生殖器、刺穿阴户等种种酷虐手段。其日本第十六师团的两名少尉军官，还以杀人为娱乐，开展了比谁先杀满百人的“杀人竞赛”。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在内。”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则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大约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就日军对妇女的奸淫作出判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其奸淫行为，不分老幼，上至六七十岁老妪，下至七八岁幼女；不分对象，即孕妇、尼姑也不能幸免；有妇女一夜被轮奸40次者，有阴部被插入木条、竹竿、酒瓶者。更有甚者，日军竟逼迫翁奸其媳、父奸其女、子奸其母、僧妇成奸，以此取乐。许多妇女在遭受奸淫、凌辱后，又被杀死。

日军自侵入南京城后，自城南中华门向北，包括夫子庙、太平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国府路(今长江路)、珠江路，直至下关等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纵火，昔日繁华之商业中心，均遭大火焚烧，其高大建筑及商店、民居，大部分成为废墟。经六周之燃烧，全市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

日军侵占南京前后，还在南京城郊实施了大规模的抢劫与掠夺，大至车辆、文物、粮食、牲畜，小至古玩、首饰、衣物、纽扣、手套、钱财、鸡蛋，无所不抢，即使外侨的财物也不能幸免。据战后不完全的调查与统计，南京城郊共损失器具2406套又309223件，衣服5920箱又5914725件，现款447958元，金银首饰14222两又6345件，书籍1815箱又2859套、148619册，字画28482件，古玩7321件，车辆956辆，牲畜6277头，粮食12087975石，共合当时价值2317亿余元。

经过此次浩劫后的南京，城市满目疮痍，市面萧条冷落，农村田地荒芜。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给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心灵与精神上造成巨大创伤，并严重破坏了南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态，从根本上毁坏了南京的工农业生产。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滞留在南京，亲身受害，或亲眼目睹、或亲耳所听侵华日军在南京施暴和加害的历史当事人、见证人。

在迄今为止的78年历史中，历史上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地寻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活动，先后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作过多次调查认定，主要有：

一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和之后，当年留在南京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丹麦工程师辛德贝格等外籍人士，发现和救助了李秀英、夏淑琴等一批幸存者，这些幸存者的名字和被害经过出现在外籍人士的书信、档案、报告书、抗议书和音像制品里面。二是在战后的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邀请，在南京作过较大规模的调查幸存者，其记录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里。三是1984年至1985年，为了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在玄武区、鼓楼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下关区、雨花台区、栖霞区、浦口区、大厂区等6个城区和4个郊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1756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1991年夏天，南京市教育局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手，对1756位幸存者进行回访，发现已经有400多位幸存者逝世。四是1997年夏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动14700名大学生、高中生，包括来自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等城市的26名日本的学生，开展名为“留下历史的见证——南京市万民青少年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夏令营活动，发现了2460多条有关幸存者的信息，经过专家认定和考证，又发现1213名幸存者。此后，调查和访问幸存者就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常年坚持不懈的工作，先后在北京、武汉、陕西、中国台湾和新西兰等发现幸存者，并及时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有一些典型的幸存者口述资料还进行了司法公证。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具备很高的历史价值，为后人留下了诸多思考……首先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提供实证。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注重“在场的人和事”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就是当年在现场的历史当事人，他们的证言属于口述史，是这段历史第一手的实证资料。虽然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年事已高，但对于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他们是不会忘记的。透过他们的血泪控诉，人们可以看清历史的真相，看到侵华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

其次，它是开展历史教育和国际和平教育的珍贵教材。南京大屠杀作为二战史上的三个特大惨案之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典型判例，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成为国际关注的题材。多年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作为特殊的群体，其证言与南京大屠杀历史一起，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李秀英、倪翠萍等，先后应邀赴日本、美国、丹麦等许多国家参加国际和平集会，传播这一历史信息，传递和平的声音。

另外，它是反击国内外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有力武器。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修正和否定二战历史的言行，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采用诸多手段，妄图淡化和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挑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判决，以此达到否认在二战中侵略与加害的历史事实。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是最有说服力的史实根据，是刺向历史否定论者的一把利剑。

鉴此，这本75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书籍，是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上的一份特殊礼物！

非常不易，终于编写完了75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以这种方式传承历史，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把了解历史的钥匙，感到自己为社会履行了一份责任。

光阴似箭，转眼我已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工作了23个年头。期间，最引以自豪的是，不仅参与和见证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硬件建设上的三次飞跃，占地面积从原先的25000平方米扩大至103582平方米，建筑面积由2500平方米扩大至78160平方米，展陈面积由800多平方米扩大至18700平方米。更重要的是纪念馆在软件建设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馆藏品由原先的不足100件发展至16万多件，特别是坚持收集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日本加害老兵的证言和第三国外籍人士的证言。此外，还从1994年开始，连续20年于每年的12月13日举办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仪式。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以法律的形式把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且在纪念馆内举办了首次国家公祭活动，习近平、张德江、马凯、刘奇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参加了公祭仪式。纪念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陆续获得世界十大黑色旅游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等一系列殊荣。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为一份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遗产。

抚今追昔，更感到肩头负有一份沉甸甸的历史重任。历史是一种写在时空中、写在大地上的真实存在，是印刻在天地之间人类的实践记录。其中既有可歌可泣的辉煌史，也有刻骨铭心的耻辱史，它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本教科书。就南京大屠杀史而言，有大量值得今人和后人去发掘、研究和为之继续努力奉献的事情要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通过保存历史，保存记忆，进而保存中华民族精神，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鉴此，再次感谢外文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人员的慧眼和睿智，并寄希望于广大读者能够从本书中获得一些思考和启迪。

编著者朱成山

2015年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