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点50分到19点30分的时问里，他做了几件事：在餐厅里吃饭；把读书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一根笔芯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放在写字桌右边上层抽屉里；把《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这本书拿出来，放在写字桌上面；再把为全国两会准备的一整套发言和提案材料放在写字桌中间的上层抽屉里。
看到《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我小声读出了书名。
他笑着问：“认识他么?”
“当然，独臂将军，当过国务院副总理。”我答。
“他还是我的老上级。大庆石油会战时，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
豪迈而光荣的岁月。1960年2月20目，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开展“石油大会战”。5月，在余秋里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将4万名职工送到茫茫草原。而在此之前，安启元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在大庆驻扎1年，探明了200平方公里的储油面积，估算了l亿吨以上的可采储量。
安启元1956年从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和同事们一道，先到达甘肃，后转战陕北，再到辽宁、吉林，终于在黑龙江大庆“扭转乾坤”，见到了“石油”。大庆，对于他们，对于新中国，都有着开天辟地的意义。
安启元戴上眼镜，拿起《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自言自语道：“大庆会战写在哪儿了?”
历史书是安启元的最爱，而最爱中的首选当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关于那20年的记述，他随意瞥上“一句半句”，往事就如潮水一般涌上前来。
他轻轻地抿抿嘴：“干完活儿，摘下手套，脱下衣服，它们就是能站着的冰壳子。”
参与大庆会战的10年间，安启元担任过会战总部第一采油指挥部油矿矿长、井下技术作业处处长，从来没离开过一线，“跑野外，到井下，和工人干一样的活儿”。
那些年，他每天睡不到8小时。“三年困难时期，我每月定量28斤粮食，一年不吃一顿白面，更没见过大米。”就这样，他每月还要省出3斤粮食支援工人。
饿着肚子下基层、写材料、开会记录连轴转的他，在开会做记录时，好几次从椅子上重重地摔在地上， “摔醒了继续记”。
从渭南到潼关，一路走来——那些水患萦绕的日子
安启元“我为祖国找石油”的职业生涯结束于唐山地震后的1978年，李先念副总理亲点其担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
担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局长的10年，是安启元在北京工作的10年。1988年后，他担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1992年返回北京工作两年后，他再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一把手。
那些年的水患时节，安启元一次又一次来到渭河边，穿着雨衣雨鞋，沿着河堤，从渭南一路走到潼关。
“渭河水患，始于半个世纪前。修建三门峡水库后，清澈、和缓的渭河变了，变成平时干涸少水、每逢汛期必定成灾的怪河。”安启元认为，三门峡水库蓄水是导致渭河河道冲刷动力减弱，过洪能力萎缩，洪水流速减缓的主要原因。
论证三门峡水库蓄水与渭河水灾的因果关系，在解决渭河水患问题上切中要害。在担任省委书记的4年里，安启元有所设想，但是没能完成，很遗憾，“甚至没能将这一问题推到一条解决的通道上”。
1998年，安启元卸任省委书记，担任陕西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政协，做了当省委书记时没有做成的事”。
2000年全国两会，安启元将《改变三门峡运行方式，综合治理渭河流域》的提案带到北京。如他所料想的，这份提案引起了新一轮“争议”。
2001年，针对安启元的提案，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率全国政协、中国工程院考察团深入56个考察点对渭河流域进行实地调研。钱正英直言： “如果以现在的认识水平考虑黄河第一期工程，我们可能选择建小浪底，而不是建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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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这本集子，正是我休产假期间。我每天无数次地往返于卧室和书房之间。主业是带孩子，等孩子睡觉了，才能返回书房看稿。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步路，但这两个地方是两个世界，两种生活。
书房之外，我是粉粉嫩嫩的小毛奇的妈妈。世界那么大，我只想陪着他。一生虽长，想到全职带孩子的机会，可能只有休产假这一次，我分分钟都想看着他。
进入书房，一页一页、一篇一篇翻过去，我是那个全身心投入写作的作者。最早的文章，都快10年了，前后过程，曲折和突破，惊喜和肯定，我也都记得清楚。放下自我，全身心地融入采访对象的人生，写作时，我就是他们。就像我采访过的作家石楠，在写画家潘玉良时所感悟的：“我要让潘玉良在每一个人生路口活过来、站起来。”
除小毛奇的爸爸之外，这些人物报道最早的读者，有时任《声音周刊》编辑部主任尚晓宇，她是中央国家机关十大杰出青年之一，还有时任副总编王松苗，他是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如今他们都已调至高检院机关了。当年，我在他们手下工作，他们放手让我像创作一样去理解人物，去写人物报道，让我尽情发挥。时任报社社长张本才在一次检察英模报道布置会上，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说：“让王丽丽试试吧，给她分一篇。”那一篇报道是收入本书的《办案的艺术》，王炳祥是我写的第一位检察官。
所有的宽松，所有的机会，都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永远感谢他们的提携。我想说，青春无悔。这样畅快的职业经历，让如今的我无怨无悔地即将步入中年，在团团转的琐碎生活中，欣然接受崭新的人生。
王丽丽
2015年6月1日
人物是历史的主线，是文明的主体。刻录时代，最好的路径之一就是讲述人、摹画人。讲好人物故事，既是文学的要旨，也是新闻的使命。好的故事，不仅内容有质感，传播正能量，而且文笔清新，让人喜闻乐见。
2004年8月，根据时任总编辑张本才的提议，《检察日报》准备推出一份面向全国数百万人大代表的周刊——《声音周刊》。报社编委会让我负责筹办工作。在框定“代表声音，代表人民声音”的办刊宗旨后，“找米下锅”的编辑部（主编尚晓宇）决定专门拿出一个版面（8版）来做人物——讲述代表故事，记录法治足迹。记忆中是《方圆》主编赵志刚在编委扩大会上说了一句：叫“面孔”吧，一锤定音。“面孔”两字通俗易懂，这一用便延续至今。
缺稿尤其是缺像样的好稿，是多数政治性周刊开张时无法回避的窘境，何况我们这样一个人手吃紧的编辑部。一个主编带两个编辑，找选题，跑人大，泡例会，做版面，前后连线，早已气喘吁吁，哪有精力再去自采人物。
直到2005年夏天从新闻中心“挖”到本书作者王丽丽之后，《面孔》版终于有了看点。渐渐地，这个版熬成了周刊甚至是报社的一块招牌。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编辑部几位记者分小组听会盯会泡会，一天下来，回到报社把新闻稿整理完，人早就散了架。但丽丽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在大会堂逮住委员进行采访后，一旦感觉这个人“有料”，她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持联系，再写出一个“面孔”来。说到做到，她报的选题，除非因“你懂的”等各种考量之外，都一一得到了落实。即便是高官，她沟通起来也游刃有余，真正体现了报社编委会不卑不亢的“平视”要求。这给采访对象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她一个人就采访到了一批“高大上”的人物，其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行业大师；既有法学大家，也有两院院士；既有寒门学子，也有名门之后；既有当代名流，也有检察能手（包括台湾神奇公诉人）。很多“忘年交”迄今都和她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也让我们艳羡不已，以至于后来报社一旦需要联系高端人物时，常常有人提议“找王丽丽呀”。
丽丽的先生多次告诉我，丽丽至今还保留着一份报纸清样，是讲动物保护专家郭耕的那期，上面有我改的标题“从代表动物到代表人”。改动未必高明，但用心若斯，何事不成？作为《面孔》版采写最多的记者，丽丽在作品中不时显露的厚重之气和灵气，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潜质与后劲。几年时间，我们在人民检察史的爬梳和法律体系形成的开掘中，合作了不下10篇作品。她从容而细腻的文笔，为枯燥的法律讲述增添了很多趣味。有志者事竟成。很快，大约也就四五年时间，她就离开《声音周刊》，去《公诉人》杂志做了内容主编。现在她又自我选择回到新闻中心，可以进一步发挥她写作的专长。
《追随智者》讲述的这37位人物，每个人都是一本充满智慧而趣味盎然的大书。当然，这要得益于丽丽的认真与努力：采访前做足功课，写作时流淌敬意。
一是故事丰满，洋溢着爱意。纵览机关报的人物报道，不是高大全，就是干巴巴，缺乏好故事，也缺乏讲好故事的人。这不只是专业训练的问题，也与很多莫名其妙的禁忌让人施展不开有关。丽丽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她大学就出版小说和散文集的优势，让人感觉到她笔下的人物十分丰满，而且好看。比如梁晓声，他说自己喜欢班上所有的孩子，但特别关爱德术。自从得知他是贫困的农家子弟，是一心一意冲着“中文”二字才报考中文系时，自己难免更偏爱他几分。这是无理由的偏心，却是对寒门学子的无比怜爱，让人心头一热。这样充满爱意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比如，万学文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时，每月国家给他11元助学金，家里给他寄10元，但他每月只花掉20元，其中饭费12.5元。节省下一块钱，攒到年底，买一张半价火车票回家过年。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我反对教育产业化，所有的公平里面，教育是最大的公平。”万学文说，饿着肚子读书，增进的是知识，还有发愤图强的信念。这是对生活的提升，也是对社会的呼吁。这样的良善总是能够赢得各方共鸣。正如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院长致辞中所言，“我们会在这里长久守候；即便夜深了，也会给你留着灯，留着门——只是，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宅心仁厚，自古亦然，学者亦然。
二是思想深厚，给人以向上的力量。环保主义者郭耕“睡去，感到生命之美丽；醒来，感到生命之责任”；检察官蒋冬林“一个人没有贫困的恐惧，什么都能坚持下来”；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死里逃生百炼成钢……这些智者除了让我们感受到责任和坚韧外，还有向上生长的力量。这在丽丽的笔下，也是妙趣横生。比如有学生问邓正来可以讲讲哈耶克吗?他就会很严肃地说:“不要指望我，要你自己去读。”而如果有学生信口开河、满口的新词汇，他一定要打断，严厉告诫“做学问不能说大话、说空话”。“邓老师有个怪癖，学校邀请他，他不来；学生邀请他，他只要有时间都会答应。”对另一些人，她又写得端庄严谨，令人肃然起敬。比如，中国宪法真是全盘照搬苏联的吗？韩大元将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与苏联1936年宪法进行对照发现，相同部分有33条，约占总条文的32%；相似部分有29条，约占28%。“重要的制度没有一项是学习苏联的，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的正本清源，其价值远远不止于在法学界。
三是现场感强，给人一种生动的美。“采访中途，电话响起，毛达如对着话筒轻声叮嘱：‘你不要动，我会早点回去。’之后，我感觉到他微微有些走神，‘要不我过两天再来？’我说。‘好吧。我先回家了，老伴突然有点头晕，我不放心。’他说。然后，我们一起下楼，他径直走向一辆破旧的28型自行车。那是他的……”书中既有这样的柔情似水，也有别样的血气方刚。比如，丛斌对着纷纷走出大门的法官高喊：谁是刑一庭华北组的审判人员？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当然，更多的是类似吴青代表这样的快言快语，给人以强大的现场感染力：“儿子每次接到找我的电话，都会大喊：‘代表，电话！’对方就问我，你还有个秘书呀！我总是解释，那是我儿子！不光是丈夫、儿子，‘就连我家的小姑娘（保姆）都懂得民主、法制的道理……’”
四是文笔优美，传递轻松与诙谐。“像教师不是教师，像作家不是作家，像专家不是专家，像导游不是导游。”这是郭耕对自己与“四不像”麋鹿的对比。“第一，我的课，大家不感兴趣可以不用来听，我不会点名，来了就不许聊天影响别人，可以睡觉，但是不能打呼噜……”这是宪法教授胡锦光第一堂课的开场白，然而《人大法学院里的“姚言胡说”》，却让众多学子趋之若鹜。而著名作家老舍对于教育特别是考试又是什么态度呢？有一次，舒乙的妹妹舒立，回家就哭鼻子，一问才知道是数学没考好，才60来分。老舍奇怪地问：“那有什么不好的？”“那我将来考不上北大呀！”“这算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要是考不上北大，你就在家，我教你学英文。”父亲话音一落，小女儿破涕为笑。毫无疑问，这样知性、优雅、轻松的文字，对于我们走进作品、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常常是事半功倍的。
丽丽的态度诚恳，是用心在写作，让笔下人物获得认同的重要支点。
“‘没有人是没有缺点的，你有，我也有。’说到这儿，安启元突然有些沮丧，‘上大学时，我的历史和外文学得不好。但我的数学学得好，我当过数学课代表。’他的表情多云转晴。”
同样，没有作品是没有缺点的。只要方向在，路就在。
祝福作者“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
（王松苗，曾任检察日报社总编辑，第十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局长。）
王丽丽著的《追随智者》描绘了37位成功人士的智慧人生。全书以访谈的形式、从容细腻的笔触，道出这些成功者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不管身处何方，只要不忘初衷，坚守信念，就一定能做出骄人业绩，到达成功的彼岸，实现人生的价值。
王丽丽著的《追随智者》讲述了37位人物。作者以采访的方式和面对面的交谈，用从容而细腻的文笔，记述了从政界到文艺界，从法界到学术界，各行各业“智者”的心路历程。在书中，作者用优美的，又不乏轻松与诙谐的文字，让笔下的人物不仅充满智慧，而且趣味盎然，塑造了中国文坛常青树梁晓声、北京第一公诉人方正及重走红军长征路罗开富等一个个鲜活而又丰满的人物形象。在讲述人物过程中，作者不断挖掘人物深厚的思想，让笔下的人物用人格魅力获得认同感，并引导读者走进作品，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