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主编的这本《二战中的上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全景展示了二战中的上海——一座曾经付出巨大牺牲和惨痛代价的城市，一座以各种形式与日军及其扶植的傀儡实力进行殊死抗争的不屈城市，一座向中华儿女发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城市，一座向全世界遭受法西斯迫害的难民伸出援手的城市；呈现了中国人民和各国在华侨民在二战中蒙受的巨大苦难，深刻反思了战争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中国的走向所造成的深远历史影响。

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国际化场域。新旧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其中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在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

周武主编的这本《二战中的上海》搭建了一个宏大的学术框架，收集了大量史料，图文并茂地全景展示了二战中的上海，对抗战和上海城市史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也颇具可读性。

前言

上篇

第一章 淞沪抗战

 一、“一·二八”抗战

 二、“八一三”淞沪会战

 三、战火中的城市与民众

第二章 孤岛岁月

 一、乌云遮蔽下的上海城

 二、过山车上的上海经济

 三、非常时期的日常生活

第三章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

 一、日本为何要占领公共租界

 二、“大东亚上海”：日本占领下的“敌性国”及其侨民

 三、“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日伪政权及其上海代理人

 四、租界：在“交还”的背面

 五、日伪统制下的社会相

 六、日伪势力的穷途末路

中篇

第四章 大内迁

 一、国民政府、民族资本家与工厂内迁

 二、国立与私立之间：抗战时期的上海高校内迁

第五章 城市抵抗运动

 一、洋旗报：孤岛上的文化抗战

 二、韧性抵抗：中共与上海沦陷后民众的“日常反日斗争”

第六章 战时上海的难民危机与救援

 一、难民的数量及其变化

 二、难民的流动：输入与输出

 三、难民营的设立与运行

 四、避难与危机：死亡、疾病与饥饿

 百、结语

第七章 锄奸记：战时上海的政治谋杀与恐怖主义

 一、恐怖主义的传统：“南京十年”的命案与政治谋杀

 二、战时恐怖主义的起源

 三、针对政治人物的谋杀案件

 四、通敌者的恐怖活动

 五、政治谋杀的高潮

 六、命案与政治谋杀的数量变迁

 七、死者的身份与命案的属性

 八、结语

第八章 战时上海出版业

 一、书业黄金时代的终结

 二、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业

 三、沦陷时期的上海出版业

 四、商务的命运：战时上海出版业的缩影

下篇

第九章 胜利庆典

 一、“天亮”前后：民间自发的欢庆狂潮

 二、倾城狂欢：胜利庆典的筹备、举办与余波

 三、胜利以后：历史的另一种选择

第十章 上海审判

 一、战后审判的缘起

 二、国民政府所属上海军事法庭对El审判

 三、在华美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第十一章 大遣返

 一、遣返准备

 二、日俘日侨集中区

 三、日俘日侨的管理及各种政策

 四、日俘日侨的教育

 五、日俘日侨的遣返

 六、其他敌性国及有关地区的遣返

 七、结语

第十二章 战后日本对华赔偿

 一、日本赔偿的方案及实施

 二、上海所见的日本赔偿军舰的接收

 三、上海所见的日本赔偿物资接收

 四、结语

后记

二、“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搜寻。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拒绝。当晚11时，日军包围了宛平并炮轰县城和卢沟桥。驻守此地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尽管日本政府对华战和未定，但很快就调集关东军和驻朝鲜的一个师团开往华北。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声言“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此举意味着中国将抱定誓死抵抗的态度以应对日本的野蛮入侵。很快，日本内部的“激进派”就逐渐占了上风，政府与军部携起手来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事。7月27日，日本动员国内三个师团赴华作战，并对其他部队进行了第二次动员。7月30日，平津陷落，华北的局势日益危急。

这种危急很快就传递到了十里洋场。此时的上海亦是草木皆兵，中日之间剑拔弩张，摩擦不断。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带了一名驾驶兵开着军车硬闯虹桥机场，“我卫兵出面阻止，彼即斥枪射击，随向北沿牌坊路拒去后，经我警戒之卫兵闻枪声出探，被大山击毙，同时其他卫兵见状，还击时毙大山及其随带士兵”。大山作此行为究竟是出于上级授意还是自己的莽撞，至今仍是说法不一。尽管如此，日本军人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就擅入华界军事设施，这一点显然是日方的责任。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立即提出抗议，把大山的被杀定性为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8月11日，“日方以着海军制服之军官及水兵为华人惨杀，认为对皇军重大侮辱，全国愤激”，遂向上海市长俞鸿钧提出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两项要求。这遭到了俞氏的断然拒绝。次日，由中、日、英、美、法、意等国组成的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但没能为解决危机找到办法。

尽管在华北已是兵戎相见，但中日在外交上的交涉实际上说明，双方都在淞沪地区是否要大打出手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本来并不愿在上海轻启战端，曾一再训令地方当局严加防范，避免不幸事件发生。而此时，前线将领跃跃欲试，后方的高级将领则普遍赞同“先下手为强”的构想，“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再者，连日来各方传达给蒋介石的讯息都是日军将要大举进攻上海的征兆。8月11日，蒋介石终下决心让第五军进军上海。虽然让国军向淞沪推进，但蒋氏仍要求前线指挥官张治中等候命令，并尽力避免小部队冲突。日本方面亦是犹豫不决。在虹桥事件发生之初，日本海军部曾要求驻上海的第三舰队谨慎行事，“因为尽管事态的解决最后只能诉诸武力，但在陆军派兵的情况下，攻击开始的时间也须在动员后的二十天，因此当前要尽可能不使事态迅速恶化。”陆军方面则主张对华派兵只限于华北，上海方面由海军承担，后来经过商议，又决定派遣最低限度的兵力。日军显然把未来的战斗想像成又一个“一·二八”，用着一种“不得已”的心态，以为派遣两个师团就够了。谁都没有想到，淞沪战场将会成为一个血肉磨坊。

备战

“一·二八”事变让国民政府意识到上海地区防务的空虚，而作为首都的南京毗邻上海，上海失陷南京亦危。与此同时，“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对中国在上海的军事部署又制造了极大的障碍。根据协定内容，安亭以东的广大地区不准驻军；吴淞狮子林炮台被毁，不得重建；上海市区只准保留一个空头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少量保安部队及警察维持治安。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依然着眼于未来在淞沪地区可能的战事，反制日军对上海的再次入侵，或明或暗地做了一些备战工作。

在人员训练方面，将陆军大学从北平迁至南京，从第十期起改为每年招考一次，还增设特别班、参谋班、将官班等，培训军事人才。原来的日本教官一律解雇，改聘德国军官担任。在军事设施方面，从1933年开始历时三年在京沪、沪杭间修筑了锡澄线（无锡至江阴）、吴福线（苏州至福山）、乍嘉线（乍浦至嘉兴）三条国防工事。增建苏州至嘉兴铁路，名义上为缩短京杭距离，实际上是为战时部队调动方便，在上海抗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指挥机构方面，成立京沪警备司令部，驻苏州，对外不公开，“用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的名义保密。张治中出任司令，下辖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独立第二旅，担任京沪线防务及吴福、锡澄两线据点工事构筑，战事一起即可进军上海。这些工作在战时并未都产生显著效果，但至少让部队避免了像1932年那样仓促应战。

8月13日，日军开始越过租界，到宝山路、北四川路等地布防，强占八字桥、持志大学及粤东中学等处，向驻守此地的第八十八师开火，双方的冲突随之而起。深夜，蒋介石向张治中下令拂晓开始攻击。鏖战三月有余的悲壮一战拉开了序幕。根据中国军队的作战重点，淞沪会战大致可分为围攻、防御和撤退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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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以战争始，以战争终。战争带来的死亡、恐惧、仓皇、离乱，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艰辛和生存焦虑，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记忆。上海则稍有不同，因为租界的存在，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战火与动荡，于神州板荡中保持着一隅的繁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海不但未能幸免于难，而且首当其冲，惨遭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成为“二战中被摧毁的第一个世界大都会”（魏斐德语）。此后，华界和租界相继沦陷，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在日伪的高压统制下变成“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在这段史上最黑暗最艰辛的可怕岁月中，上海城市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开埠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强劲旺健的城市活力和发展态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更因缘际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艺术、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并驾齐驱的世界第六大城市，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据美国学者白鲁恂研究，抗战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数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当年商务印书馆及上海出版业的图书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于此可见一斑。其实，不仅商务印书馆和出版业，上海的贸易、航运、金融、工商业、房地产、信息等行业也都步人各自的“黄金时代”。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据当时上海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的重要性将超过伦敦、巴黎、柏林，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但是，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的“黄金时代”因此被终结。

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高达15.6亿元，被难人数约80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45％。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校受灾200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事实却是，闸北、吴淞、江湾等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也未能“恢复原状”，而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公益机构则永远地消失了。

与“一·二八”事变相比，侵华日军继“七七”事变之后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更近乎毁灭性。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100％，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由于华界大片居民区被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像“森林中的生灵逃避天降大祸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仅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落脚之处，几乎每个角落都挤满了男女老幼，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睡在办公楼的走廊、商品贮藏室、庙宇、同乡会、娱乐场所、仓库，甚至棺材店。虽然上海各界在租界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其中独臂神父饶家驹在毗邻法租界的南市区创办的“饶家驹安全区”即安置了近30万难民，使他们免于疾病和冻馁，但仍有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单1937年岁末处理的尸体即多达101，000具。事变中，闸北再遭灭顶之灾，被难情形最惨不忍睹。几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厂均被摧毁殆尽，战前最繁盛的恒丰路、共和路、大统路悉成焦土，全区仅剩苏州河畔的几间残缺不全的住宅和一个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称三层楼）。另据统计，闸北华界地区全毁于“八一三”事变的里弄即达295条。闸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业区和“自治模范区”，被誉为中国迈向工业时代的一面旗帜，战后已变成满目疮痍、魍魉出没的一片荒郊野外。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国人说：“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华界后，随即展开疯狂的经济掠夺，那些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华商工厂企业再度遭到洗劫。“其未被炮火所毁厂房，内存铁质器具，上自构造复杂之大机器，下至零件，甚至连虹口招商码头等堆栈地上铺的铁板，皆被敌人撬走了”。日军宣布对占领区内的工业物资进行“军管理”，总共76家中国企业被管制。短短几个月，日军通过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控制了上海绝大多数的煤、铁、盐、电、航运、铁路、烟草等军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并“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州河南岸租界虽已成“一座孤岛，一片为荒凉、恐怖和野蛮围困的绿洲”，但仍相对安全，华界工商业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难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租界工商业不减反增，一度出现所谓“畸形繁荣”。据统计，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厂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其他诸如进出口业、百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等也大都呈扩张之势，获利倍蓰。

……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这样艰难、危险的处境下，上海虽然也出现过“投敌者”，以及“为了单纯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种种妥协”，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争。华界沦陷之后，日本人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寻找所谓“合作者”，但他们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负责占领区民间事务的日本特务部只得去台湾招徕几个恶棍到上海市伪政府里充数，并从冒险家、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中发展势力。汪伪汉奸就曾企图说服郑振铎出任主持文化工作的伪职，并送上巨额支票加以收买，郑痛斥游说他的汉奸，将支票当面撕毁；现代出版巨擘张元济宁可卖房鬻书度日，也决不与敌伪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历史学家吕思勉凛然面对日伪利诱恐吓，并以“夜猫”、“六庸”等笔名发表《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文论，以明心迹；1942年夏，日本宪兵先后数次逮捕中华职业教育社留沪负责人姚惠泉，企图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及文化界人士的抗日活动，姚惠泉受尽折磨，却始终不屈；抗战时期辗转沪港两地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蓄须明志，靠卖画甚至质典度日，汉奸褚民谊亲至梅宅相逼，梅兰芳不惜自损身体，也坚决不为日伪当局演出；日伪当局逼迫圆瑛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拒绝后，日军对圆瑛法师毒打利诱，法师专心打坐念佛，使日军毫无办法；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狱中被折磨成“一个哀求着死亡的肉体”，但始终“拒绝说出任何名字”。类似的事例，在当年的上海可谓不胜枚举。这说明上海虽沦陷，但道德正气无所不在。这是与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抗战，一种不屈服于厄运的坚忍抵抗，这种抗争一直坚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场域。自开埠以来，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从未停止过。“一·二八”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随着上海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迁，上海又形成许多新的尖锐矛盾。据魏斐德的研究，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对，包括西方列强（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强与中国关于治外法权的矛盾，西方侨民与在沪日侨的矛盾，日本军队与中国游击队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组织与来自朝鲜和台湾地区犯罪组织的矛盾，分别忠于重庆和汪政权的特工之间的矛盾。此外，至少还有轴心国内部的尔虞我诈。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使上海的这段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就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讲述二战中的上海，就是希望从更深广的角度认识和理解这种复杂性，以及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特殊命运。

本书系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而作。书成，谨叙成书因缘如下：

去年12月12日，上海市编辑学会原副会长许乃青先生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潘新先生约我到淮海坊午餐，席间，乃青先生说：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这场战争对上海影响既深且巨，而坊间相关书籍虽多，然泰半皆着眼于抗战，而于战时上海的世相和众生相，以及二战对上海城市的复杂影响着墨不多。上海应有一本图文并茂地全景展示战时上海城市变迁的书，写出上海的不屈和抵抗，写出二战中上海市井生活的苦难艰辛，写出沦陷后上海城市的命运。乃青先生并建议我来写这本书，书名就叫“二战中的上海”。我虽赞同乃青先生的意见，但也深知写这么一本书的难度，因此只答应试试。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事后，乃青先生紧追不舍，要我草拟一份编撰大纲，并于12月29日约远东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徐忠良先生、副总编辑匡志宏女史到永新坊和我见面，细谈本书的编撰构想。没想到忠良社长和志宏女史听后当场拍板，表示愿意不计成本出版此书。他们和乃青先生一样，都是有关怀的出版人，知道有些书，即使亏本也得做。他们的爽快和果决，让我十分感动。于是，本书就在他们的力挺下正式上马了。

因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缘故，本书出版有时间性，出版社希望赶在“胜利日”到来之前出书，时间紧迫，我当然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单独完成本书的撰写，因此找了几个学有专攻的青年朋友一起做。本书即是我跟他们通力合作的成果。各章作者依序如下：周武（前言、第九章），成梦溪（第一章、第十一章），赵光辉（第二章、第十章），陈来虎（第三章），冯志阳（第四章、第五章），蒋杰（第六章、第七章），周武、张光润（第八章），蒋欣凯（第十二章）。初稿成，由我整合修改定稿。

本书的撰写与出版，自始至终得到许乃青先生的鼎力相助，得到徐忠良社长的大力支持，得到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宝贵资助。在编辑过程中，匡志宏副总编辑极细致耐心地提出许多专业的修改建议，特别是在最酷热难耐的那些日子里，她不但不问断地细致审稿编稿，还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讨论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她的负责、敬业和精益求精，令人肃然起敬。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付出，本书不可能这么快完成并顺利问世。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成书仓促，疏漏、错谬之处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周武

2015年9月

《二战中的上海》全景呈现了上海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许多章节都是过去的研究中甚少触及的。整个框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

二战中的上海，不仅是上海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推出这样一部著作，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场战争给上海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上海在这场战争中的独特贡献，是非常必要的。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杨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