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章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厉以宁、何帆专文推荐！

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经济学领域必备必读之书！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所著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精)/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带领你走进经济学家的生活世界。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所著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精)/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是一本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夫人罗丝·弗里德曼共同回忆生活和历史的书，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弗里德曼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在这本回忆录中，弗里德曼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当然，相濡以沫的爱侣罗丝在70多年中的相依相伴也是弗里德曼取得巨大成就的“幸运”之一。弗里德曼夫妇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从经济大萧条到柏林墙的倒塌，更因为他们夫妇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使得这本回忆录超过了单纯的个人境界，成为一部反思20世纪历史的恢宏巨著！

丛书序一（厉以宁）

丛书序二（何帆）

前言

第1章

 相知、相识

第2章

 早年岁月：罗丝

第3章

 早年生活：米尔顿

第4章

 从相知、相识到喜结良缘（1932～1938年）

第5章

 步入婚姻生活

第6章

 校园政治的受害者

第7章

 华盛顿（1941～1943年）

第8章

 居住于纽约的战争年代（1943～1945年）

第9章

 明尼苏达

第10章

 定居芝加哥

第11章

 我们的夏日（1948～1980年）

第12章

 巴黎的秋季（1950年）

第13章

 芝加哥大学

第14章

 经济系

第15章

 教学工作

第16章

 学者工作

第17章

 在国外的第1年

第18章

 在印度的工作

第19章

 高级研究中心（1957～1958年）

第20章

 漫游之年（1962～1963年）

第21章

 参与公共政策辩论

第22章

 戈德华特竞选和纽约（1963～1965年）

第23章

 担任尼克松及里根总统的顾问

第24章

 智利

第25章

 旅行与工作

第26章

 诺贝尔奖

第27章

 以色列

第28章

 自由选择

第29章

 在东欧拍摄纪录片

第30章

 中国

第31章

 退休生活

尾声

注释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那时，村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并且迷信盛行。我母亲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因为难产而拖了很长时间。有人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用一条线把她的床和教堂连在一起，说这样就可以得到神灵的帮助。另一种办法则是剪掉家中所有未婚女子的头发。我根本不能理解这对生产有什么帮助。还有个故事是关于我姐姐的，在她两三岁时，我估计她是患上了白喉，于是我母亲和姐姐就被送到一块作为隔离区的墓地边，她们一直待在那儿，直到姐姐病愈。当时没有抗生素可用，用的是水蛭。医生把水蛭放在她身上，医生说，如果水蛭在几个小时后从姐姐身上掉下来，那么姐姐就能活；如果掉不下来，就活不成了。结果姐姐活下来了，但我不记得听说过水蛭是否掉下来(顺便插一句，大约15年后，我在美国患上白喉时也没有抗生素，但治疗方法至少已经超过水蛭疗法了)。当年医疗条件不足给我留下的长久记忆是——一个短了一截的食指。在临近我们离开查特里斯科前的某一天，我母亲站在凳子上晾衣服，而我在地上爬。她下来时踩到了我的手指，我不知道是否看了医生，只记得我们离开查特里斯科前往美国时，我的手指上仍缠着绷带。

根据我们家庭的传统及我自己的推算，我出生于1911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是家里5个孩子中最小的。我前面还有一个孩子，但是早在我出生前就在幼年时夭折了。4个哥哥姐姐中，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路易斯(Lewis)与我年龄最相近，阿伦(Aaron)排行老二，姐姐安妮(Anne)是老大，贝基(Beckv)排行老三。每个孩子之间大约相差三岁。因为在家中从来不谈性，所以，我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维持这种多少有点规律的生育模式的。当然，那时没有任何现代的生育控制工具。

在查特里斯科，犹太人的孩子并不和俄国人的孩子进同一所学校，而且只有男孩才可以去上学。我对俄国孩子上的学校一无所知。哥哥阿伦是家中唯一上学的人，他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在当地一个有学问的人家中上学，我想我父母一定是为他付了学费的。这些男孩所学的全部课程是《犹太法典》和对法典的解读。

前往美国

我父亲去过两次美国，第一次是在我出生前。我不太清楚父亲当初为何决定去那个被他同代人称为“美国”(America)的地方。他的两个姐妹及其家人已经去了美国——一个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另一个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父亲的许多表兄弟也在波特兰安家。另外，母亲的姐妹先是移居伦敦，后来也去了波特兰。我常常很纳闷，为何这些亲戚都去了波特兰而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留在纽约。我最近听到一种解释是：一个美国家具制造商到波兰寻找细木工匠，他可以把这些工匠带到西海岸他的家具厂工作。有人接受了他的雇用。不久后，一些不是木匠的亲戚们也纷纷前往。这一解释听着挺靠谱的，但是由于最初到波特兰的移民都已过世，这一解释也无从考证了。

我确信父亲也从他的亲戚和其他移民那里听说了那个大洋彼岸的神奇国度。他总是很喜欢冒险，所以我不难想象他当时对新冒险的渴望。我完全能够想象我母亲对此不会有什么热情，因为这意味着她和4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年迈的老公公将会被抛下。那时父亲可能用各种令人憧憬的画面试图说服母亲。即便说服不成也不放弃他坚持想要做的事。他的这种性格模式贯穿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中。

我不知道父亲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后回到查特里斯科，对于那段时间他在新大陆的生活我也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是在我祖父的强烈要求下回来的。至于他在查特里斯科待了多久才又去了美国，具体时间我一点都不清楚，只晓得他在祖父去世后才离开，并且比他预计的还要匆忙和迅速。我猜想，他本来是想等到我出生才走的，但促使他仓促离开的是发生在他从祖父那儿继承下来的磨坊中的那起事故。一个年轻的俄国人把谷物拿来加工时，衣服被卷进机器，结果人也被拖进轮子里绞死了，而正是父亲在磨坊中改用了蒸汽机。他害怕那群愤怒的俄国人会要了他的命，所以，躲了几天后他便又一次前往美国。关于这件事，我所听到的就这些，倒是真没听说在我们离开后俄国人曾对我们家族实施过什么报复。

幸运的是，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挣了足够我们去美国的路费寄给我们。如果那时我们再不离开的话，我们可能就永远都去不了美国了，即便在情况好的时候，也要许多年后才有可能。当一个当年没能离开的表姐妹告诉我们她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种种经历时，我才知道我们有多么幸运。那个表姐妹的丈夫第一次去美国时是和我们一起走的，但没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结果一个孩子死于战争期间。一本写于1938年的关于波兰的书证实了我表姐妹的遭遇。这本书生动描述了在“波兰东部省份”所发生的一切，查特里斯科就位于那个地区。

P5-P6

｛罗丝与米尔顿｝1976年，应日本经济学杂志《东方经济学家》出版社之约，罗丝撰写了12篇记录了她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共同生活和工作的文章。文章内容为我们夫妻俩从出生到1976年米尔顿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这些文章分别刊登在1976年5月到1977年8月的期刊中。《东方经济学家》随即征求罗丝的意见，希望能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一本书，以日文与英文出版。后来罗丝只同意用日文而非英文出版这本编辑出来的书。因为在罗丝看来，我们俩心中还有一个应该由我们夫妇共同完成的更为完整的版本。那就是后来我们写就的回忆录。

虽然朋友一直在催促，但我们还是不断地推迟回忆录的写作，因为似乎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

年至耄耋后，我们终于下定决心来完成这项罗丝之前已经开始的工作，其间这项工作因健康原因被耽搁了近两年的时间。总而言之，我们完成回忆录所用的时间要远比我们预计的多得多。

在决定写回忆录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有点自负。我们只能说，自己经历和参与了许多塑造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与发展——从大萧条到柏林墙的轰然倒塌。

我们一直尽力避免将回忆录写成学术性的历史纵观，或者是对自己科研成果的展示，抑或是对自己哲学观念的阐述，因为我们在其他书和许多文章中已经做过了这些事。在本回忆录中，我们想要展示的只是关于自己生活与经历的纯粹的记录。

我是移民之子，而罗丝本身就是移民，这在我们同辈人中还是比较典型的。然而我们的后代就并非如此了，因为大熔炉已逐渐被文化多元主义所替代，并且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也已经被一个福利国家所替代。

我们二人都大学毕业，而后从大陆两端走到一起进入研究生院，并在此相遇。我们在相识6年后结婚，那是在我们开始从事经济学的专业生涯之后。我们十分庆幸能有这么一个天长地久的幸福婚姻生活，这段婚姻历经了59年并继续延续着。我们有两个优秀的孩子以及4个孙辈，我们还有着活跃的专业生涯，其中许多时候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是两个幸运的人。罗丝的母亲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3个月将她带到美国，这纯粹是运气——如果推迟3个月，她可能就再也来不了美国了。而她的哥哥阿伦能到芝加哥大学，并将罗丝也带去那儿，这也是运气。霍默·琼斯是米尔顿在罗格斯学院的老师，并帮助他进入芝加哥大学，这是米尔顿的运气。总之，我们俩能走到一起纯粹就是运气，这使我们共同拥有了一个特别丰富多彩的人生。

虽然我们俩都被称为经济学家，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是竞争对手。当罗丝一次次被问及我们能保持这么长久而幸福的婚姻的“秘密”时，她都会说：“虽然我们的兴趣相同，但是性格与口味不同。我们相互尝试去适应对方，容忍是成功家庭生活的秘密，也是创造成功社会的秘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插曲：我们起初打算完全采用“我们”的语气，但是我们发现如果那么写的话将会使文章失去个性，于是凡是描述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事情，我们就用回“我”的语气。

｛罗丝｝我的好运基本上来自我的哥哥阿伦，使我得益最多的也是他。如果不是他成功让我去芝加哥大学，后续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我的一生中，在我需要帮助的任何时候，他总是会伸出援手。这本回忆录中关于我幼年生活的片断也是由哥哥阿伦补充的，因为当时我还太小，难免有些记不住的事情和遗漏之处。

我的父母虽然都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他们却在物质条件极为有限的当时，努力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帮助孩子们去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了我无私的关爱，这在现在的许多家庭中是令人遗憾和缺失的。

我的姐姐贝基比我大6岁，她从来没得到像阿伦提供给我的那样的机会，而且一生也过得不如我这般圆满（她于1985年去世），但她却从未表现出任何不满。相反，她似乎因为我的幸运而感到十分开心，就连我所遇到的麻烦也被她当作自己的事情承担着。

多萝西·布雷迪（Dorothy Brady）是我最亲密的挚友之一，她总是在我需要她的时候适时出现。她的过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我与他初识便一见如故，而当我需要他的帮助时，他从未让我失望过。

｛米尔顿｝我受惠最多的人，除了我的父母，毫无疑问是亚瑟·伯恩斯。他是我在罗格斯学院的恩师，并在我成年后，以一位父亲的角色成为我生活中的引路人（我的生父在我15岁时去世了），正如罗丝。我感激他对我的关照和慷慨付出，他对我在学术上的影响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后来的学术活动。

霍默·琼斯（Homer Jones），我在罗格斯学院时的另一位恩师。他是向我介绍了芝加哥学派并让我能够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恩人。

毫无疑问，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最振奋人心的一年，这都要归功于我那些亲爱的同学。

｛罗丝与米尔顿｝许多人在我们的一生中都十分重要，他们中有我们的老师、私人朋友、同学、学术界的同事、公共政策领域的同仁等。一旦需要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我们总感到不安，生怕一不小心漏掉了谁。许多名字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会逐一出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对我们写这本书提供了直接帮助的人：比尔·乔万诺维奇（Bill Jovanovich）和比尔·彼得森（Bill Peterson），是他们一直在催促我们写这本书；比尔·乔万诺维奇读了一些前面的章节，而乔万诺维奇出版社的玛丽安娜·李（Marianna Lee）也读了，她提议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来写；戈登·圣安吉洛（Gordon St. Angelo），当时他与礼来基金会（Lilly Foundation）一道，为我们安排了一小笔拨款，使我们能请来丽诺尔· 麦克拉肯（Lenore McCracken）帮我们整理这些积攒了一生的文件资料，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米尔顿长期以来的秘书格洛丽亚·瓦伦丁（Gloria Valentine）为我们打出来的文字版本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样重要的是，她在图书馆和档案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持续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细节问题的答案；我们的儿子戴维在读了全部文稿后，向我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鲍勃·凯特斯特（Bob Chitester）、迈克尔·莱瑟姆（Michael Latham）以及埃本·威尔逊（Eben Wilson）是我们在撰写《自由选择》时的同事，他们阅读了相关的章节，并从他们的档案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原始材料；盖尔· 约翰逊（Gale Johnson）以及布鲁斯· 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读了书稿的后期稿并给出了很有帮助的建议。我们很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给予我们的帮助，这些帮助来自佩内洛普·凯撒里纳（Penelope Kaiserlina）、君如·坦纳（Julee Tanner）、萨拉·利奥波德（Sara Leopold）、佩里·卡特莱特（Perry Cartwright）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人，尤其是布鲁斯·杨（Bruce Young），他是出版社的退休编辑，编辑了本书的终稿。

｛米尔顿｝我所从事的一直是经济学专业的职业。在《消费函数理论》（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一书的撰写过程中，罗丝不是主要参与者，她的任务是负责阅读并对我写的所有东西挑刺儿，这是一个看似次要的角色。

同时，我的职业也与公共政策相关，而在这方面，虽然许多出版物，比如说我在《新闻周刊》中的专栏，所署的都是我的名字，但是罗丝一直都是我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