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名著,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作者施耐庵乃元末明初著名文化学者,讲述宋代传奇故事。其中有许多古代特有的典实掌故,更有不少当时官场、军旅、民间市井俗语、术语等。今人阅读多有不甚了然之处,也就囫囵读过而已。《水浒传中的文化密码》作者李之亮先生大半辈子从事宋朝文献整理笺注,熟捻宋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和风俗民情,讲释《水浒传》中疑难词句、俗语,疏通辨正原著中关涉地理名物、官制兵制的模糊乃至偏差,给今天的广大读者扫除理解障碍。李先生著有二十卷本的史传小说《赵宋王朝》,足以保证本书言之有据,语言畅达,条理清晰。
宋太祖是“武德皇帝”吗?“狄青夜夺昆仑关”是咋回事?宋朝哪儿来的“武英殿”?何为“尚衣”?说“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小苏学士”究竟是谁?什么叫“铺马”?“白虎节堂”怎么讲?仙音院、教坊司是啥部门?“立帝号曰徽宗”的说法正确吗?高俅为何骂王进“贼配军”?李师师和赵元奴?宋朝的“相扑”?宋朝的“踢球”和“打弹”?啥叫“拍板”?“定器”指什么?“董将士”、“茶博士”表示啥意思?老虎为什么叫“大虫”?……翻阅《水浒传中的文化密码》一书,作者李之亮将带你一一揭开答案。
《水浒传·引言》中说,五代大乱,干戈不息。“后来感的天道循环,向甲马营(原误,当作“夹马营”,当时洛阳的军营名)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里的“武德皇帝”,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九回写林冲遇难,被鲁智深救下一命,并遇见了小旋风柴进。酒店老板对林冲说道:“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两句话讲得很别扭:赵匡胤陈桥兵变禅让帝位的是周世宗柴荣的儿子后周恭帝柴宗训,而不是世宗柴荣本人。这倒也罢了。关键是作者两处把宋太祖的帝号称为“武德皇帝”,实在是有违历史真实,更有违于赵匡胤的本心。
先看历史的真实。《宋史·太祖纪》里第一句话是:“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自“启运”至“大孝”十六个字,是赵匡胤死后很多年,由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给太祖的谥号。当时正值真宗东封泰山,做这件功德事在情理之中。《宋史·真宗纪》二说:“(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己丑,上太祖尊谥日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日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可能有人会问:“再往后的皇帝还能给太祖上尊谥吗?”当然可以,但这件事也有游戏规则,不能没完没了。按照当时的制度,谥号最多十六个字,让真宗一下子把“资源”用完了,所以其后历代皇帝也就没法再加,只能在个别词语上稍作调整了。您已经发现,这十六字的谥号里,绝对没有“武德”二字,可见施耐庵这样称呼赵匡胤,属于无根之说。我猜想他是记起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和“武德”有关了吧?李渊建国后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武德”。(也是唯一一个年号)这个年号一直用了九年,直到他儿子李世民即位,才改为“贞观”。李渊一辈子的确和“武德”息息相关:他崇尚武功,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他很得意地把自己的第一个年号定为“武德”,是极易理解的。当然,历史总是有太多的巧合:李渊攻人京城后,刚刚被“任命”为小皇帝的代王杨侑忙不迭地封李渊为唐王(617),“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新唐书·高祖纪》)原来这武德殿是隋朝的旧殿,送给李渊当办公厅用了。李渊既得天意于武德殿,又很符合他崇尚武德的心思,所以即位后,就把“武德”当成了新朝的年号。
为什么说“武德”乖违了赵匡胤的本心呢?赵匡胤的前半生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他深知战争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从骨子里非常厌恶战争,希望建立一个文治的、没有战火和流血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新王朝。按他当时的兵权实力,足够发动兵变夺取政权,但他采用了最温和的政权更迭方式。“陈桥兵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死人最少的一次政权更换,一天之内夺取政权,只杀了一个誓死忠于后周的大将韩通,其余大小百官,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甚至连前朝宰相都没更换,古今中外有几个帝王具有如此大气度?他把后周小皇帝柴宗训请到天青寺居住,封了个郑王,这就是《水浒传》所说的“陈桥让位”。他曾下旨特别强调柴氏宗族的人一个都不许杀,这也是诸多史书里明确记载的。北宋建国后,他很快昭示天下,大宋朝将是一个崇尚文治、爱惜民命的崭新王朝。这样的一位皇帝,怎么可能用“武德”作为谥号呢?他不但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皇帝”,而且奠定了宋朝三百多年的文治根基——谁也找不出比宋朝杀人更少的朝代。所以说,把赵匡胤说成“武德皇帝”,就歪曲了宋王朝的基本属性。宋朝的皇帝有的有为,有的昏庸,有的懦弱,甚至有的惧内,但您找不出一个是拿杀人当乐子过瘾的。即便是宋徽宗,也不是个本质凶残暴戾的人,他的致命弱点是太贪玩儿,无暇顾及朝廷政事,才让那群混账大臣把他卖到东北五国城遭罪去的。如果他不当皇帝,一定是位杰出再杰出的大腕儿文学家和艺术家。
P3-4
施耐庵写的《水浒传》,不但是国人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甚至已经成为世界范围之内的名著。迄今为止,这部小说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朝、越南等十几种文字,它的影响面,早已超越了中国和华人的界限。该书所以能受到如此众多读者的由衷喜爱,就在于它向人们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无须我过多絮聒,读者都心知肚明。书中表现出来的,还有很多指导我们做人和处事的大道理,比如忠义、诚信、公正、廉洁等等。一个人没有忠义,没有诚信,没有公正和廉洁,总有一天要得到报应。这并非是封建迷信,而是人类生存过程中的必然规律,是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支撑点,没有这个支撑点,人类社会就乱套了。
《水浒传》历来有多种不同回目的版本,七十一回的“简本”截至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场,看起来不让人感到扼腕。但这个本子是清朝金圣叹的删节本,远不是施耐庵原著的全部。还有一个一百回本,故事情节比较紧凑,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本子应该最接近施耐庵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水浒传》,就是以容与堂刊本为底本的百回本。再有就是一百二十回本,一般通称为《水浒全传》。这个本子与百回本中的一百回内容没有太大的出入,多出来的二十回,是描写梁山好汉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有专家研究称,这二十回(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一十回)是后人塞进百回本里去的。根据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中,明确标出了“插增”二字。这种说法本身似乎不无道理,但一百回本的第七十二回写柴进进入徽宗读书的睿思殿,将屏风上书写的四大贼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中的“山东宋江”剜掉,表示梁山人不愿作贼寇的心愿;第九十回里,李俊、张横等人对吴用抱怨说:“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俺哥哥破了大辽,剿灭田虎,如今又平了王庆。止得个皇城使做,又未曾升赏我等众人。”这两段话在百回本、百二十回本里几乎一字不差。按理说,李俊等人如此说话,前面一定要有破田虎、破王庆的故事做铺垫才对,否则他们的话便成了无根之谈。况且第七十二回已经埋下了如此明显的伏笔,可是在一百回本里,又确实找不到梁山人征讨田虎、扫平王庆的蛛丝马迹。既然根本没有征田虎、平王庆,第七十二回为什么要埋那样的伏笔呢?李俊等人的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即使作者不愿意展开描写,也总该有两三句的简略交代吧?起码要说说“淮西王庆,河北田虎”的来龙去脉吧?所以我的意见是:一百二十回本才更接近施耐庵的原作。怎见得九十一回至一百一十回不是初印时被删除,后来又被人们补足的呢?这样讲的理由除了上面提到的一条之外,我还细细阅读了全书数遍(年少时瞎读不算在内),最深切的体会是: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一十回的遣词用语,与其他回目出奇地一致,甚至出现错误(错字及错概念)的规律都十分相似甚至吻合。说这些文字出于他人之手,我不太相信。一个语言特色十分鲜明的作家写出的文章,别人想模仿得出神入化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这种大开大阖、笔力雄健、汪洋恣肆的写作风格和粗犷的写作方法,没有本人与生俱来的阔大胸怀,没有对语言文字娴熟的掌控驾驭能力,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肯定是“狗尾续貂”,让人三两眼就看破了。文字少了还有可能作假,洋洋二十回数万字的敷衍铺陈,写作风格如此一致,如果这些文字果真是出自某个“他人”之手,这个人实在太了不起了。
基于以上考虑,再加上一百二十回本毕竟比百回本、七十一回本内容更加丰富,所以我这本小书,就以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插图本《水浒全传》为依据,对其中一些与宋朝制度、民俗相关的话题稍作解说,所有引文也全依此本,希望对热爱《水浒传》的朋友们有些小的帮助。我打算写这本小书已经很久,原因很多,归结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出于对《水浒传》的热爱,我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十几岁考进北大附中的时候,那份如饥似渴,如痴如醉,恨不得立马儿扎上绑腿投奔梁山泊,至今自己都觉得好笑。好在那时候上中学,老师们不但不反对学生阅读“课外书”,反而鼓励学生多一些旁及和涉猎,那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真让人感到舒心和惬意。二是因为此书毕竟是写古代故事的,其中有很多古代特有的知识,距离现在已经很遥远,看书的人会感到比较陌生了。读者阅读此书,只是囫囵看下去,对故事梗概的理解当然不会受到太多的阻碍,毕竟是古白话作品嘛。但有些专门性的术语,没有人为之详细加以解说,就只能似懂非懂地让它从眼皮底下滑过去。如果有人费点功夫,把一些疑难词语做出详细的“注解”,会不会对读者的阅读有帮助呢?三是我搞了大半辈子宋朝文献的整理和笺注,对宋朝的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和风俗民情多少有些了解,再加上在大学里讲了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课,对古代一些文化现象也略知一二,所以不揣冒昧,写成了这本小书。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水浒传》原书中一些疑难词语加以疏解,甚至不惜掰开揉碎,把某一名物或某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尽量梳理清楚,这样会使读者对这一名物、现象有个全方位的系统的了解。二是对原书中使用不大切当的某些特殊词语,如官制、兵制、地理等词语加以辨正,并将其原委始末尽可能交代清楚,使读者参考了本书之后,知道原书中哪些说法是真正符合宋朝典章制度的,哪些说法不太符合宋朝的实际情况。施耐庵毕竟是元末明初人,写的又是文学作品,对于宋朝那么复杂的典章制度和丰富的民俗文化,要求他一清二楚,一点儿都不出差错,就太难为他了。尽管如此,《水浒传》中说得不很妥当的地方,总该稍稍加以澄清,否则读者会误认为其中的所有说法都不存在问题,那样反倒会给读者形成某些错觉。对这些词语的匡正和辨识,丝毫没有贬抑原著的意思,这份心情,务请读者理解才好。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如阎立本图昭君配虏,戴帷帽以据鞍;王知慎画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马。殊不知帷帽起于隋代,轩车废自唐朝。虽弗害于名踪,亦丹青之病耳。”意思是说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画的《昭君配虏图》里,王昭君是戴着帷帽上路的;另一名家王知慎画的《梁武南郊图》里,梁武帝是骑着骏马到郊坛去的。要知道帷帽是隋朝才出现的,汉朝的王昭君不应是这副装束;骑马赴郊坛是唐朝刚刚规定的,南北朝时的郊祭,帝王应该乘坐轩车才对。这些小小的瑕疵并不影响其为名画,但如果符合历史的真实,岂不就更完美了吗?我写这本书的心情和出发点,与郭若虚所说完全一致,仅仅是把“昭君配虏,戴帷帽以据鞍;王知慎画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马”之类不太恰当之处告诉读者而已,原书本身的万丈光焰,并不会因为几个词语的误用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正因为我对《水浒传》爱之弥甚,对施耐庵老先生敬之如神,所以才希望它更加完美。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一事一议,一共列了一百多个小专题。写作时没有完全按照原书回目的顺序排列,而是更注重于分别细类的排列,特此告知读者。
李之亮
2011年11月16日
本书原本是应北京某社之约撰写的,按计划2012年年初即该出版,但因某些意料之外的原因迟迟未能面世。眼看着一年年拖下去实在没意义,便想到了我的老搭档巴蜀书社资深编审何锐先生,把此书出版拖延的情况向他如实讲了一遍,并将部分章节发给他看。何先生当即表示,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理当尽快出来。感动之余,这里再补充几句话,不仅写给何锐先生,也是对于我有终生之助的巴蜀书社新老领导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我和何锐先生的交往从198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三十五岁,何先生三十三岁。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何先生则是刚从屈守元老先生门下硕士毕业来到巴蜀书社,成为这个古籍专业社的元老之一。我与何先生合作的第一部古籍整理著作是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校注,在当时很多编辑向读者索要出版资助的大背景下,《续博物志》的出版不但十分顺利,而且还很快收到了该社寄来的一笔不菲的稿费。我深知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何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打那时起,我们的合作便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到我退休的2012年,最后一部大型古籍整理著作《苏轼文集编年笺注》顺利出版,时间跨度是二十七年,我们都已成了六十开外、浑身是病的皤然老者。当时我们曾有个约定,在中国古籍堆里摸爬了大半辈子,就让《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为我们合作的结茧之作吧。遗憾的是,我们似乎犯了同一种不治之症:怎么也割舍不下对中国古籍的热爱和眷恋。他还在继续编,我还在继续写。既然如此,我们会心一笑,索性同时撕毁了当时的约定,再继续合作一部书,这就是本书何以继续在巴蜀书社出版的原因。记得电影《知音》的插曲里有一句“人生难得一知己”。这话用在孤独的我身上再合适不过,这位无怨无悔陪伴我走过三十年整理古籍之路的何锐先生,起码在古籍出版这个行当里,可谓无出其右,这已绝非感谢、感激之类字眼能够涵盖的了。但愿这本书真是我们合作的最后一部,也好让重病缠身的何先生息肩住脚,好好养疴,否则对他来说,我就是夺人性命的罪人了!
李之亮
2016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