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变形的金刚
毕淑敏
妈妈，咱们走吧！我不要变形金刚。”十岁的儿子对我说。
这是一家新开的百货商场。作为一个家境不宽裕的主妇，每逢我带着儿子的时候，总是像避开雷区一样躲着玩具柜台。可这家商场的经理很精明，今天，在一进门通常飘荡着化妆品香风的大厅处，就摆满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玩具。
猝不及防！
我踌躇着是否退出去。商场门口贴着优惠展销各式毛线的海报，我需要买毛线织一条暖和的围巾和一顶美丽的帽子。
毛线也不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换个地方买吧！
我紧拉着儿子的手，稍微用了点劲，准备找一个适当的理由，领着儿子离开这里。
只是这理由需编得美满。十岁，正是清清纯纯又混混沌沌的年龄。我不愿让他过早地知道金钱的效力和家中的困窘，又怕他稚嫩的心因为买不到心爱的玩具而受到折磨，真想用手掌遮住他的眼睛……
不料儿子却说出了这样的话！
“妈妈，咱们走吧！我不要变形金刚。”
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儿子的懂事才好！
为此，我诅咒那些美国人、日本人、香港人……我说不上发明这种奇异而巧妙的机器人玩具——变形金刚——的，具体是他们其中的哪一拨子，也许人人有责。“红蜘蛛”、“擎天柱”、“恐龙刚索”，强盗一样霸占了儿子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闹得我连电视新闻也看不周全。当他们通过屏幕把这些无中生有的形象，像烙铁一样印进孩子们的梦境之后，成千上万造型惟肖的变形金刚们，就像蝗虫一样杀上玩具柜台，像吞噬非洲的庄稼一般咽进父母们的钞票。
如果不是有熙攘的人流，我真想俯下身去亲亲儿子那光滑的有着细密汗珠的额头，然后舔舔嘴唇，他的汗是咸而微甜的……
但我立刻发现局势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乐观。儿子的身体已转向挂着厚重皮门帘的商场大门，脚却像焊在水磨石地面上。尤其是脖子，顽强地拧向柜台，眼睛在很长的睫毛掩护下，眨也不眨地盯着变形金刚们。
形形色色花花绿绿风采各异身量不等的机器人家族，沉默地用潇洒和傲慢，与我的儿子对峙。
我真佩服小孩的骨质柔软。唯有他们同柳枝一般弹性而细嫩的颈椎，才能维持如此不舒适的回眸姿势这样久……
我的心像泡进醋酸中的蛋壳，迅速消溶。
不就是一顶帽子和一条围巾吗！我是那个过去了的时代实行“晚婚晚育”的模范，儿子虽才十岁，我已逾不惑。今冬第一阵北风袭来的时候，我感到头皮顶一阵冰凉，这才发现最高处的头发已经稀疏。变白了的头发不但有碍观瞻，保暖的功能也差了。我是个巧手的女人，除了会车漂亮的零件以外，还会织毛衣、做菜。我打算给自己织一顶美丽的帽子，为了不显得突兀，还需要一条长长的围巾与之配套。我把这打算同丈夫讲了，他默默地熄灭了手中的烟。当然他不是长期戒烟，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就知道他在别的事情上有毅力而这件事上绝对不行。吃菜的时候我们都抢着吃菜而避开肉，这使儿子不但没发现菜内的肉有所减少，反而以为最近的伙食比以前好了。
我可以不要帽子。我有一条旧的方头巾，把它拼命向前戴，就可以护住头顶。生儿子的时候落下的毛病，一受风我的头就像被槌敲击似的疼痛。只是那样子可能不大美观，像一个肃穆的阿拉伯女人或是童话中的鸡妈妈。不过，那又有什么呢？我的儿子将会有一件他心爱的玩具了。
我乜了一眼柜台。变形金刚们很贵很贵，一顶帽子和一条围巾，只够买一条变形金刚的腿……
而且，丈大会说什么呢？他总说我惯着儿子，同阔人家比，要知道我们是最普通的蓝领。
蓝领的儿子，就不能有变形金刚吗？
我几乎要下定决心了。我身上的钱够买一个最小号的金刚。对丈夫，我会编出一个美满的不要帽子的童话。
可惜儿子到底是小孩子。就在这希望曙光已经出现的时刻，他突然把头和身子扭向门口，很果决地说：“妈妈，咱们快走吧！报纸上说了，变形金刚是外国小孩都不玩的东西了，才运到中国来，骗咱们的钱。”
他拉着我的手就要走，小手湿漉漉的。眼光像同遗体告别似的，最后瞥了一眼柜台。他的小腿飞快移动，好像怕变形金刚们会突然生龙活虎地把他拽回去。
这话说得太成人气，连我都未想到如此不容抗拒的理由。儿子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在这颗小小的清澄的灵魂面前，我觉得自己和丈夫都太自私了。我是为了自己，丈夫是为了我。
我几乎是一个箭步返回柜台，买了一个最小号的变形金刚。我不怕钱被外国人或港澳同胞赚去，也不怕秃顶头痛和颈椎增生。为了儿子的懂事，为了我和他心中的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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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析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吴义勤主编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0短篇小说卷）》共收短篇小说二十三篇，包括毕淑敏的《不会变形的金刚》、铁凝的《遭遇凤凰台》、史铁生的《钟声》、苏童的《女孩为什么哭泣》、贾平凹的《刘文清》、李佩甫的《画匠王》、刘绍棠的《黄花闺女池塘》等。每篇小说后都有精短点评。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0短篇小说卷）》选取了1990年优秀短篇小说二十三篇，包括刘绍棠、贾平凹等作家作品，代表了当年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本书主编为中国最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他以专业的眼光严格遴选年度最值得阅读的短篇小说，并附有专业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