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舆论安能造乎(李克因杂文精选)(精)》为其中一册，收录了李克因的杂文作品。

《舆论安能造乎(李克因杂文精选)(精)》收录了杂文家李克因的150余篇杂文精品。作为老一代杂文家，他的杂文发人深省，促人深思。文集内容包括《去其所“恃”令其“恐”之》、《匠心与独创》、《从鲁肃的“两长一短”说起》、《“难得糊涂”辨》、《王三老“观棋不语”》、《宜做两面观》等。

写在前面的话

假如我是杂文家(代序)

去其所“恃”令其“恐”之

匠心与独创

从鲁肃的“两长一短”说起

“难得糊涂”辨

“大道之行也” 

宜做两面观

文章·架子·御笔

杂文的风格

“钦差小臣”

套话务去 

“书生”与“书生气”

“雁过拔毛”联想

官精贾雨村

由官返民难

舆论安能造乎？

小滑头与大滑头

闲话“过瘾” 

“眼色”浅谈

何来“印象分”

只把寻常话做诗

既“无”，又何从“加勉”？

今日“八阵图”

旅行家的预言 

“自控”与“慎独”

“知名度” 

仍需“惜墨如金”

从“吃吃看”到“试试瞧”

档案、起居注及其他

崇儒祠中所思

“负责”之中的文章

书到用时方恨少

鬼的人化和人的鬼化

斗胆提个方案

聪明的大禹

品而后评

民主也要“配套”

学然后知不足

文武官员到此下车

也算得一本“书”

“四知”说 

刑上大夫

漫说管好老婆孩子

“勾兑”美酒的豪举

精于“算”者未必聪明

贾桂不会老是站着

“自我感觉”探微

一山应能容二虎

秘书论

从“份儿”扯到“本分”

“登临”不忘“一把火”

从“驯琴”扯出的闲话

考虑“小吃水平”

坚持大众化方向

称量身份的砝码

寄希望于世间“三宝殿”者

说“始作俑者”

贾雨村的“临门一脚”

大多数消费者面对高级商场、星级宾馆——还只能“看一看，瞧一瞧”

“阔”了脸不变

“戒欺”大匾

说“老太爷”

哭的艺术

养气与制怒 

论受礼之道

拉胳膊使绊

“掩护”说

真能把顾客当朋友足矣

偏要比

上绑与松绑

“兜”的难与易

小方不叫累

发昏的蛋

答客问

大可不必

“三股道上跑车”谈

关怀失败者

“兜”之妙趣

“推销自己”和“桂冠”之类

我看“生意经”

倘若牛二当上大亨

“信”与不“信”

孟子见齐宣王

胳膊肘的弯法

跑位

“阶层问题”和“包子现象”

前人所说

也研究点“左道旁门”

“老总”，我欲醉矣

“傍”人和受“傍”

但愿是“自我误导” 

戏说“关键”

“时与潮”等等

寻找突破口 

我看仁寿智乐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第一和首席

陈寿为诸葛武侯立言

话说“脑袋瓜子”

惩办的次序

喝彩的艺术和艺术的喝彩

镇级领导的“豪华阵容”

判断

“不可不”程式

靠啥吃啥

关照“工薪族”

此衙内，彼衙内

“风味”流失探微

“心理不平衡”

范儿、份儿、法儿

“当时”的心态

寻常百姓的口袋和小车

圣人和贵人杂俎

“自疑”——一种很坏的心态

用典宜讲究

萍水之间识君子

手起掌落的思索

“大风”吹“垓下”

编后记

“大道之行也”

把信笺装进信封，涂糨糊，封口，而后拈起了邮票。

这邮票往哪儿贴呢？

照理，该贴在正面。直写的贴左上角，寄信人地址的上方；横写的贴右上角。邮局发行的每只一分钱的信封上，多印有“贴邮票处”字样。

然而，偏不在“贴邮票处”贴；偏要贴在背后封口处，而且骑缝。

这就给邮局工作人员带来麻烦，盖邮戳时必须多一道工序：检视一下邮票的所在。一个不多，全国就多了。浪费的时间实在可观。

为什么把邮票贴在封口处？起初可能出于不放心，担心有人偷拆。当然这是不必要也是不保险的。有心偷看人信的，办法多的是。骑缝贴邮票，只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到了后来，大概就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了。

据辞书的解释，某种事长期重复地做，逐渐养成不自觉的活动，即成习惯。而某种习惯成了风，构成一股力量，足以向社会施加影响，大概就成为习惯势力了吧。

大有大习惯，小有小习惯；大有大影响，小有小影响。在日常生活里，可以经常发现貌似非常平凡，却形成一种力量，轻易难以改变，又给社会招致麻烦的东西。

“行人路边走，车辆靠右行”，这是一个经过多年实践，带有规劝性的交通公约。公约应该大家遵守。实则不然。分明有人行道，偏要走慢车道；走慢车道又不“溜边”，偏喜在路中缓步而行，并且常是两人或成群结伙并肩前进。这就给开汽车和骑自行车的造成困难，需要不住鸣笛、打铃。置若罔闻，就容易出事。碰着青壮年，常会引起争吵，如果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只要屁股着地，十之八九会造成粉碎性骨折。

沿铁路步行，明明两旁有沙石小路，偏不老实走下去，动不动就转移到铁轨中间去踩枕木。踩枕木其实并不舒服。一步一木过于局促，一步两木又赶得慌。于是不得不甩动胯骨，摇摇摆，摆摆摇。这就给火车司机带来麻烦，老远就得拉汽笛。而走在枕木上又容易想心事，心不二用。据说，竟有这样丧身虎口者。

沿铁路喜走枕木，原因何在，说不清楚。很可能嫌小路太窄，走不痛快；在枕木上摇摆前进，则有一种妙不可言的乐趣。而在慢车道上喜走中间，这道理我却弄清楚了。首先是视野开阔，可以昂首阔步而行。更重要的是凡道路都略成拱形，走在拱背上便于保持身体的平衡，舒展自如，快何如之！信较置身狭隘的路边和拥挤的人行道为佳也。

这并不都是有意识的，所以说它具有“习惯”或“习惯势力”的性质。见了弱于自己的就端起架子，见了好东西就心痒难熬想“试用”一番，诸如此类，也并不完全是“自觉”的，往往身不由己，成了习惯。如果习惯形成势力，就对人民不利，所以一定要反。

习惯势力一句带有贬义。但如果就习惯有好坏之分似也可以有积极的习惯势力。即如提倡文明礼貌以来，确有不少好习惯得到发扬，正在蔚为风气，“势头”很好，坚持下去，我们的社会风尚就可能焕然一新。

“大道之行也”，当你正在心旷神怡，悠然得趣的时候，自己方便，也想到与人方便，而摆正位置，那就更妙了。

原载《羊城晚报》1982年9月19日

P10-12

假如我是杂文家（代序）

李克因

杂文天地广阔无边，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许多学问应该钻研，许多技法需要掌握。而我接触了若干年，自感盲目性很大，只顾埋头去写，极少研究理论，所以于理论上说不出什么道道。这里只凭直觉，写点想法，并仿叶至诚先生《假如我是作家》一文的命题，定了这个题目。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继续考虑自己对杂文属性初步认识的是非。这牵涉到杂文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鲁迅的杂文及杂文观无疑必须学习、继承和发展。我从中悟到，若论“自然属性”，杂文就是“杂”。杂者，多样也，即内容、体裁、手法的丰富多姿，不拘一格。当文学看，它是散文的一个分支，它以议论为主而区别于抒情、状物，叙事为主的散文。至于“社会属性”，则由作者凭自己的思想观点赋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地老话：个人。不可能、也无需去强求千篇一律。当然，由于现代杂文传统延续和积累，它已形成的总风格比较宜于直面人生，用讽刺、鞭笞等手法，向阻碍社会进步的事物进行战斗。但凡事无“绝对”。杂文也可歌颂，即使既非“歌”“又非战”的中性议论，有助于“杂”。

我的毛病在于远不够“杂”。印如体栽，就往往是以第一人称发议论的一个模武。于此，当然鲁迅高明。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明确提出：“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有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于是成了‘杂’。”显然，这是从“自然属性”上着眼的。1934、1935、1936年的三集《且介亭杂文》中，论形式，固大多为已通称杂文，即常为报纸副刊带头的那篇号称“千字”的言论性文章；也还有书序、书跋、墓志铭、答客间、书信等体，确实“杂”得很。如果现在有人写这类文字，很可能被有的同志否认为杂文。他还有一些长达几千字的“鸿篇巨制”，完全不符合“千字”规范，若在当今，怕也难以被有些啦家收入杂文汇编的。

文章应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是鲁迅在同一序言中所说的有关为文的“社会属性”的名言。当然也是三集《且介亭杂文》的指导思想。在有些场合，他也曾把杂文当成一种战斗性的文体提过a但又是凡事无“绝对”。三集共一百多篇文字，也并非皆是投枪、匕首。首集中，就有《连环画琐谈》、《看图识字》、《木刻纪程》、《随便翻翻》等可以称之为文化随笔的作品。这就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鲁迅杂文的“杂”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个具有独特性格和七情六欲的人。他喜欢逛书摊、看电影、吃小馆（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位“美食家”）、抽烟卷（虽然要求并不高，有时也会跟老伴闹别扭，赖在地上不起来）。他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作为一个人来说，伟大的战斗者鲁迅也是多侧面的。这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文字中去，因而总的说作品主弦既突出，“次弦”也相应配合，形成一部战斗而又跌宕有致的丰满的交响乐。也可说是多侧面的，“杂”的。学鲁迅的文首先应学他的高尚品德、硬骨头、爱憎分明精神。学其文也不宜死学，否则初看虽能“乱”真，也不过形似而已。

鲁迅自称是“摆地摊”的，“所有不过几个小钉、几个瓦碟”。那么我，充其量只能算个“捡破烂的”，用幼稚的眼光看世界，捡到什么“卖”什么，确实是无足取了，但总还希望能捡到点稍微于世有益的东西。

……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努力寻找自己，争取有点个人特色。首先争取使文字的个性与我为人的个性同步表现、发展。这需要老老实实，不拔高自己，更不可装腔作势。雄浑的个性出雄浑的文字，峭拔的个性出峭拔的文字，纤细的个性出纤细的文字，在文风问题（我不说内容问题）上一般讲是这样。了解自己并不容易，获得“自知之明”的本领其实很难。我还在研究自己、总结自己。所以文字也不成熟，技法也乱。我想有一天能对自己有一定的把握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捆住自己的手脚，限制住自己的心灵，无非是想朝为文的“自由王国”稍稍靠近一些而已。前面说过，我想使所做的文字有点形象，但本是说描写的那种形象；有点意境，但不是诗、词蕴涵的那种意境。笼统而言，就是要有点“杂”味吧。这也只有摸索着去干。大家备走各的路，杂文这片园地中才有百花齐放。有玫瑰、仙人掌，也有菊花、牡丹。即便都是带刺的，也各有其独特的风姿、特色。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更加珍重自己，珍重自己的创作，更珍重宝贵的时间。既不因文章得以刊出而沾沾自喜，也不因只有千字、七百字，直至四百字而妄自菲薄。文章是不能以长短论价值的。有人对杂文不屑一顾，甚至讥为“报屁股”，似乎几万、几十万言的作品方为皇皇巨著，作者也才是巍然大家。对此，我的态度是笑骂任其笑骂，短文我自为之。我业已发现过这样的现象：一部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其实是通篇废话，问世后犹如电光石火，霎时灰飞烟灭，既毫无用处，又不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而某些几十字，几百字的杂文却是字字珠玑，得以流传千古，至今使人获益。论社会功能，乐秀良同志的《日记何罪》发表后引起广泛反响，使得一些在“文革”中因日记而得咎、获谴、“犯罪”的同志得以平反。顺带一说，这篇文字既非看“精神”，也非跟“形势”，是作者在生活中发现，又以自己的胆识发之为文的。

很可喜的是成批中、青年杂文作者涌现出来，有锐气，肯学习，能吃苦，接受新事物快。比我当年的起点高得多。他们是杂文界的骨干和希望；当然，作家无老少，一律平等。尊敬的巴（金）老、孙（犁）老、谢（冰心）老、陶（白）老、陈（超）老等都在挥毫写杂文、随笔，在他们面前，我还是个小学生。谁都没有理由鄙薄杂文；而杂文的振兴主要靠杂文界本身的努力。

我要争取做个名副其实的杂文家。

翻检父亲克因先生的文稿时，耳朵边老响起先生苍老的京腔：“狼舞蹈起来是要吃人的！”

“怎么办？”

“赶快跑！”

克因先生如此教导我。克因先生的一生似乎总有一头狼跟在身后，如影随行。因此先生好多时候是痛苦的。当然，狼也有休息的时候，这位京戏票友就也停下脚步，唱一唱“空城计”，表示自己并不张惶失措，还很惬意。有的时候竟然忘乎所以，写起杂文，议论起时事来。这就超乎客观实际，既然途距，遭到棒喝是必然的。

克因先生身材高大，曾经是蓝球场上的中锋，有人开玩笑说他天生异像。他的母亲是满族人，正红旗，父亲则是汉族，中国传统，族系当然是随父亲。跨族通婚的后代是否要聪明些？没有考证过。反正克因先生是很有智慧的，4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起抗日征文，他当时是流亡西峡口的河北国立一中学生，这位莽撞少年一稿中的，居然得了个一等奖。奖金六十块现洋，这个数，放现在也委实不少。我问：钱呢？他沮丧地告诉我：被省政府主席的儿子“借”走了。当时大家都穷，克因的父亲当时亦是省府委员，听说后呵斥了这位得奖少年。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向报刊投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是为了将那几块现洋挣回来？不知道。

他是在重庆沙坪坝考入中央大学的，这位思想活跃的学生专注于学业之外，还四处投稿，针砭时弊。这一段倒也没有招来什么祸端。惹出大麻烦是在1949年的6、7月份，当时他在张友鸾先生的《南京人报》当记者，一篇《探监记》，引来两汽车警察，警察先生砸烂了地处闹市的报馆，还指名抓人。亏得工友提醒，才逃过一劫。

后来，时光好起来，写了《灯下煮酒论英雄》等一大批杂文，有一阵他每天包办了当地报纸几个版的稿子，笔名多达几十个，这时有人说他是右派分子，经查无有实据，不了了之，但失眠症由此而起。还是由于能写，1959年被推选为省先进生产者，开大会时他与画家傅抱石同为文教组的召集人，这应该是他前半生最好的时光。

在江苏克因先生的文章并不是最好的，但“文革”却是从他头上开始开刀的，大约是在65年底，省里文化界开大会，点出五篇文章为毒草，他的中篇小说《家庭问题》位列其中，说是写了“中间人物”，另有一篇小说是他参与创作的，第二天省报即登出大块批判文章。以前克因先生看到不顺眼的事便写文章针砭之，如今痛遭棒喝，正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句老话。

压力最大的不是克因先生，而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位通晓五国文字的图书编目专家，她当年参加接收了民国中央图书馆，是该馆第一位新中国的图书管理专家，大约是因为爱书，嫁给了这位作家，省里文化界开揭批大会时，母亲亦在会场，好多目光一齐投向了她，好像那几篇毒草是她写的。于是母亲回家很严肃地叮嘱父亲再不能写了1

50年代初，五四运动骁将刘仁静先生曾遭到厉声训诫：“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叫你饿饭！”

这个法子确实厉害，吓倒了多少心高气傲的文人。家累在身的克因先生答应我的母亲：“再不写了！”

其实也写不成了，一搁笔便是十年。

不承想，1978年以后又遇到了好时光，“放毒”的机会委实不少，寂寞多年的克因先生技痒难捱，好了伤疤忘了疼，又炮制出上千篇的“毒草”来，大部份称之为“杂文”。说来惭愧，这些文章我大多没有读过，这次他的朋友朱铁志老师主持出版杂文选集，让我有机会将他的文章通览了一遍，从文章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不是在“错觉中展开自己”，而是在用从容的步态丈量人生。

做一位独立思考的人多么好，尽管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是痛苦的，但在交出答卷之后，他是愉快的，因为至少解答了自己的困惑，没有虚度此生。

写到此处，夜已深沉，遥望窗外，远处有一颗星宿在闪烁，其乎是克因先生在茫茫天际祝福在尘世中盘桓的家人们和朋友们？带着无尽愧悔，向化作星辰巡游天河的克因先生报个平安。

称克因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老师。是为记。

李风宇

2015年12月12日

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灭。

——朱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