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著的《过去的那些教授》以普通人的视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民国时期一些文化名人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的异同，解读了这些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了文化名人之间“爱恨情仇”的另一面，同时更加清楚地概括了那些文化名人的作品由来及其思想的转变等内容。

鲁建文著的《过去的那些教授》以普通人的视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傅斯年、张爱玲等民国文人鲜为人知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了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思想，揭秘了文化名人之间“爱恨情仇”的另一面。

辑壹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老舍的嗜好

 郁达夫办酒厂

 《背影》背后的故事

 民国“疯子”章太炎

 梁启超为徐志摩证婚

 胡适的一枚“止酒戒”

 钱穆在北大的讲课风格

 “医患纠纷”中的周作人

 梅兰芳学画

 郑板桥的“怪”

 林徽因与景泰蓝

 “超级红娘”宋霭龄

 丰子恺教子“约法”六条

 “字以人传”李叔同

 张爱玲曾国文考试不及格

 “书生大使”胡适

 鲁迅藏书的危机

辑贰

 沈从文改行的背后

 巴金的笔名

 傅斯年主政北大复原

 杨荫榆的悲剧人生

 老舍请辞社会兼职

 冯雪峰一桩未了的心愿

 智者吴宓

 梁思成的“北京旧城保卫战”

 曹禺后期创作的困惑

 郭沫若的家庭遭遇

 梁漱溟进言

 丁玲的变化

 罗应荣的悲剧

 林语堂亦曾“打狗”

 辜鸿铭为何好骂袁世凯

 胡适与汉字横排论争

 蔡元培创办国立劳动大学

 周建人谏节制生育

 周扬反思求变的中断

 马寅初三问孔宋豪门

辑叁

 “清华之龙”钱钟书

 梁实秋与鲁迅

 司徒雷登曾为冰心主婚

 张恨水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

 钱玄同与鲁迅分手的前后

 王震与丁玲

 郭沫若与陈寅恪

 鲁迅欣赏巴金的认真

 《雷雨》的首演在日本

 郭沫若为沈从文写序

 陆小曼与《徐志摩全集》

 蒋梦麟与西南联大

 陈垣慧眼识启功

 茅盾这样为《地泉》写序

 浩然出面保护杨沫

 北大“通讯导师”王国维

 萧红当年自费出版《生死场》

 闻一多与吴晗

 杨绛的人格魅力

 陈独秀酷评沈尹默

后记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关于鲁迅先生的书，我过去也读过一些。记忆中，作者大都是从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角度来写鲁迅的，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作为很有智慧、颇能用笔打仗的战士形象的一面。上个月朋友送来一本《鲁迅与许广平》，这是由倪墨炎、陈九英两人合著的小册子，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作者以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为主线，对鲁迅先生的饮食起居、穿着习惯、恋爱婚姻、业余嗜好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读来让我最为感兴趣的是，它使我们看到了过去难以看到的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另一面。

虽是生在一个饮食文化大国，但鲁迅对饮食并非特别的讲究，没有“一饱口福”的欲求。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别人请他大宴小宴的记载，但这大都是出于一种应酬，至于吃什么菜，或者说吃什么地方的菜，他都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在家吃饭，据说原先并不爱吃蔬菜，也不爱吃鱼，后经许广平的“改造”，也都成了餐桌上的常见菜。他虽出生于绍兴，对家乡有名的霉干菜却并不喜欢，只是吃些霉豆腐、霉千张之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有爱吃零食的习惯，还好喝点酒，有时还会在外喝醉后久久不归，甚至也有“闹酒”的时候。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许羡苏、俞芬、俞芳、王顺亲几位女生吃饭，就被灌得酩酊大醉。酒后不仅用力按下许广平的头，还打了俞芬、俞芳两人的颧骨。许羡苏以为不该把先生灌醉，酒精中毒就麻烦了，愤然提前离席。特别是，他嗜烟如命，往往是一根接一根地抽，就是在重病期间，也不肯放弃。他在给许钦文的一封信中就这么说过：“医生要我禁喝酒，那倒没什么……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

鲁迅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又长期工作在大都市，但他的穿着却是相当的随意，绝非一身西装革履的东洋打扮。他以为，穿质地较好的衣服颇感拘束，倒不如穿棉布衣服好。与鲁迅有过较多接触的萧红就曾这样介绍过他的穿着情况：“他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士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帆布胶皮底鞋。”作为一名著名作家，如此一身装束，确实有些让人感到难以相信。1926年，鲁迅被聘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第一次领薪水时，鲁迅持一张400元工资的支票到银行去取现，银行职员见他身穿灰色棉布袍子，头发又长又乱，顿生疑窦，对鲁迅先生连问了三声：“这支票是你的吗？”把他弄得好尴尬。1927年9月，他与许广平途经香港前往上海，恰遇海关人员上船例行检查。检查人员看到他穿着褴褛、脸膛瘦黑，便把他当作鸦片贩子严查。所带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就连随身携带的药品盒子、饼干瓶子也都被一一开封过检。最后，不得不给了检查人员20元打点，才被放行过关。

与饮食、穿着不同的是，鲁迅对住房却有着自己的讲究，要求宽敞。他认为，宁愿其他地方节省一些，但房子一定要住得舒适。在北京时，他先是与周作人一起住在八道湾11号，属三进院落，自然宽敞。1923年，兄弟失和，他便从八道湾搬出，居住在砖塔胡同，然不满一年，就花800银元买下了西三条一座占地400平方米的四合院。接着，他亲自设计，通过借款，以1000银元对这座院子进行了改建装修，于1924年5月搬入。院内有南房三间，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应该说是够宽敞的了。也正因为条件的许可，他的同乡许羡苏、俞芬在北京读书时，来他家玩也就常常住在这座院子的南房，许广平因女师大风潮也在院子的南房避过难。1927年，鲁迅从广州迁居上海后，先是住进了景云里23号，两年多后搬到了拉摩斯公寓，接着不到三年又搬到了大陆新村9号。这些住房，除拉摩斯公寓是三室一厅的套房外，其余两处都是三层楼房，不仅面积比较宽敞，而且配套设施也相当不错。在上海最后两年，萧红、萧军经常到他家来，几乎成了一家人，大家一起包北方饺子、韭菜合子，打合叶饼，鲁迅吃得津津有味。住房条件的宽敞自然为其提供了方便。

鲁迅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没有过多的闲情逸致。别看他在小说里能把赌博写得尤为逼真，形象得很，但自己从不玩牌。他生性不喜欢游山玩水，很少外出旅游度假。1928年7月，他应许钦文、章川岛的邀请，陪许广平在杭州勉强游玩了四天，据说，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长时间旅游了。他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多年时间，不仅兆丰公园没去过，而且就是离家很近的虹口公园也没去过。每逢春天，朋友、家人邀他去公园走走，他总是这样说：“选一个天气晴好的假日，趁海婴放假，大家一起坐上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去看看。”但这始终没有实现，总是托词说自己对公园里的情况很清楚，没必要。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最大的习惯可能要算是谈天。他不仅与朋友谈天，而且几乎每天要与家人谈天。在北京的时候，经过一天的劳累，晚饭之后，他与家人便到母亲房间里坐上几十分钟，大家不拘内容、七嘴八舌地谈天，什么当天的新闻、读书的体会、学校的风波等，无所不谈。这对母亲是一种慰藉，对自己也算是一种业余休闲方式。谈天结束，他便一人进书房埋头苦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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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性格使然吧，我所交的朋友，没有达官贵人。建文先生虽是官场中人，但我是把他当朋友的。

多年前，我在一家纸媒谋职。那次，他好像是带了一篇稿子来到编辑部，我听了他自我介绍后，凭经验就把他引荐给专门处理领导来稿的责编。这时他说，他是不写那些文章的，并说很喜欢看我编的“文化·沧桑”副刊。当时我没想到他真能写，也就随口说，喜欢也可以给我们投稿。

不久，建文先生投来一稿，题目好像叫《古时也有“炒作秀”》，文中说到魏晋时期的左思炒作，说到唐代诗人陈子昂、王勃的炒作，然后联想到当下的文坛炒作。文章有角度，兴趣所致，耐人寻味，于是立刻发了稿。从此建文先生一发而不可收，隔三差五发来新作。我后来建议，主题最好集中一点，就写那些过去的文人教授。几年下来，他竟写成了一本书。

他自己说这是一本读书札记。但写这样的书，不能天马行空，凭空想象，要“读万卷书”，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爬梳且加以分析和判断，竭力发人所未发。如果没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岂不成了抄书？他发现日常生活中的鲁迅也有过“酒闹”打人，发现老舍曾想辞去一切社会兼职、潜心写作，发现曹禺的《雷雨》首演在日本，发现林语堂也曾“打狗”，周建人也曾谏言节制生育，周作人也曾搞过“医闹”，张爱玲国文考试也曾不及格，罗应荣的悲剧就在于他不该是法学家，杨荫榆的悲剧就在于她太仗义执言……

建文先生是公务员，公务繁忙，肯定也有应酬，但他能坐下来，冷月孤灯，把读书当成一种乐趣。除公务之外，读书写作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此前，他曾出版过几本书，鼓捣的多为杂文时评，文字有血性，有思辨的张力。著名杂文家鄢烈山曾评论说：“他向往‘诗意垂钓’，也欣赏大作家‘郁达夫办酒厂’的智慧，讲风雅与自立犹可；写《‘南街神话’的破灭》《‘花钱买稳定’的质疑》之类时事评论，对官员却是大有风险的。”但他良知未泯，心里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本书从过去的那些教授身上，寻找对当下有用的资源，可谓用心良苦。沈从文没有上过大学，钱穆、启功等都没有大学学历，但不影响他们成为大学著名教授，只要你有真学问，能教课就行了。那时没有所谓“评教授”的复杂程序，校长觉得你行，就聘你做教授——那时校长都是真要办学的，一般没有私情可循。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走在大街上，随便就能碰到几个教授，而有真才实学者几何？这当然与我们今天产生教授的机制有关。我有个在中南某省做出版的朋友，几年前他给我说了一件有趣的事：他那个朋友，当了多年副教授，职称上想更进一步，但那时评教授必须要有专著，可他没有。咋办？经好友点拨，他去书店找到一本很偏的学术专著，印数只有几百册，他就买了书架上仅有的五本书，撕了版权页，把原著者姓名换成自己名字，让印刷厂捣腾一下去参评教授，居然当年就评上了。我说评委难道看不出作假吗？他说只要经过一番打点，哪有不放行的？我其实是知道这位教授的，其人其事也偶有所闻。他作假，但不一定他的能力比别的教授差多少，关键是我们要反省教授产生的机制。

由过去的教授联想到现在的教授，不禁感慨系之。就在写作这篇序文时，网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大学将尝试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大学衙门化，已为社会诟病久矣。这似乎就是大学教育回归本质的开始？

是为序。

向继东

2016年11月于羊城

我将这些年写的一些东西收集起来，准备出版，于是想到写一个后记，回顾一下这些文字形成的过程，也算是一个小结吧。

本书中的这些文字，与我过去所写的东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过去写的大都是所谓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时评与杂文，而如果硬要给予这些文字一个划分的话，大概也可算是文史随笔。之所以说是“大概也可算”，是因为我并非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长期工作在行政机关，只是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文史方面的书罢了。书读得多了，总会有打动自己的地方，同时也会有些感悟，进而有了一些体会和心得。我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了现在这本小书了。

这些文字，我之所以能坚持写下来，还得感谢《湘声报》的《读书与沧桑》专栏。顾名思义，这个专拦主要刊登文史随笔方面的东西。文章既有可读性，又思想深邃，我很喜欢读。我发现，自己所写的东西可以向这类文章靠拢，于是，就试着把自己所写的文字往这里寄，不久还真的登了出来。这就是本书中的《林语堂亦曾“打狗”》。那时还没有一个方向，接着又写了《周建人谏节制生育》《郑板桥的“怪”》《“超级红娘”宋霭龄》《“书生大使”胡适》等几篇，涉及的人物很散。发稿后，当时的栏目编辑向继东老师及时给我指导：一是可以沿着这条路子走；二是可以专写一类人物。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我便把选材的方向定调在现代文化名人上。我想，这既可避免太久远，人们不感兴趣，又可避开太新近，文字禁忌太多。这样，也就有了本书中后来发表的文章。

我写的这些人，大都是人们很熟悉的人物，我觉得，没有必要求全，去系统地写他们的一生及学术、文化成就。这是大家在许多地方都可看到的。加之，是在为报纸写稿，就得根据报纸的要求来写，不能一写就洋洋洒洒数千字，应受到篇幅的限制。因此，我大都是选择一个角度来写，而且总想借此说理论事。比如鲁迅，没有写他的战斗一生，而是选择了他的日常生活；又如老舍，没有写他的戏剧成就，而是选择了他的生活嗜好；还有郁达夫，没有写他创作自叙体小说，而是写他办酒厂；还有林徽因，没有写她与徐志摩的特殊恋情，而是写她怎样抢救景泰蓝。还有周作人，没有写他的文学成就和日伪任职，而是写发生在他身上的医患冲突；还有王国维，没有写他对甲骨文的研究，而是写他在北大做“通讯导师”。这样，也许更为集中，更有特色。但效果到底如何，就只好让读者去评说了。

要写这些人物，自然不能单凭过去所读到的一些资料，还得尽量增加新的信息，因此，我一边写一边读。只要是有关这些人物的书，不管是全传大传，还是评传别传，都要找来读。我写沈从文的两篇文字，就先后读了凌宇的《沈从文传》、王亚蓉的《沈从文晚年口述》、刘红庆的《沈从文家事》、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高维生的《浪漫沈从文》，受益匪浅。所以，这些年，文章虽只写了几十篇，而且还是“豆腐块”，但书还是让我读了不少。不仅为自己的写作增加了资料来源，而且由于书中人物大都有着跌宕起伏、卓尔不凡的一生，大大丰富了我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因此，要真心感谢这些作家们提供的养料。

这些文字能最后结集出版，包含了向继东老师的很多心血。他曾是这些文章发表时的编辑，结集时又帮取名为《过去的那些教授》，并为之写了序。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6年5月8日于浏城时代广场

史海爬梳，难能可贵。尤其作为一个公务员，能静心写这样一本书，并有自己的发现，我觉得是值得称道的。

——朱正（鲁学家、出版家，著名文史学家）

在鲁建文先生的笔下，民国文人的千姿百态得以有趣地呈现，梳理精当，描绘鲜活，接近历史的原生态。一本书册，涵盖百年文人生态，凝聚他们的喜乐悲欢，有一种极其难得的群雕耸立感。

——陈徒手（报人、著名历史学者）

本书有人物有史料有可读性，在写民国人物的书中是有特色的一本。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钩沉老一辈文化人的往事，是当今随笔写作的一个分支。不落窠臼，写出新意，并不容易。既需要知人论世，也需要知世论人。鲁建文先生存这方面，孜孜以求，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丁东（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