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用现代话讲,就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为总结历史的经验,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就中国古代谋略做过系统讲析,其讲记以《历史的经验》为名,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85、1986年分二册出版。第一册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精华,参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实例,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第二册是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逐句串讲。《素书》名为黄石公所传,张良辅佐刘邦,兴汉灭楚,兵机谋略,多得是书之助,张良之后,此书不知去向,至晋,有人盗张良墓,于玉枕处发现此书,始得再传于世。本书重在其中经义的阐发,并将近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铺注于原经文之后,供读者经史相参,从中悟得创业待人的道理。
谋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又称之为纵横之术、长短之术、勾距之术。为总结历史的经验,南怀瑾先生就中国古代谋略做了系统讲析。《历史的经验》分上下两编。上编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精华,参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实例,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下编是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的逐句串讲。
人才与时代历史
我们现在姑且以人作中心来讲,上次讲了苏泰,这次说到张仪。
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要了解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演变,尤其是在一个世界变乱的动荡时代,对于权谋之术,不能不有所了解。过去大家都念过这一类的书,也许因为各人生活的经验不同,而体认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这几十年来,大家都有许多经历,以这许多不同的经历,来看历史上的事迹,再看世界的大势,观点就不同,因此读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
我们都知道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期的人。不过以他们个人做中心,而研究整个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由周朝开始行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礼乐道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到了春秋以后,非变不可。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败坏而演变,而是时势所趋,非变不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话:“无可奈何,只好如此。”有些人对于环境和事务是这样,时代的趋势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潮流,趋势来了的时候,就“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由春秋到战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的。
其次,周朝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所谓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时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谓“霸道”一辞,并不是现代“不讲理就是霸道”的意思,当时的霸道并不是不讲理,仍旧非常讲理。以现代观念而言,列国之间的领导权,以武国或财力而称尊的,称之为霸或伯。不走礼乐道德政治的路线,走的是利害关系的路线。当然在利害关系当中,仍然还有他的道德标准,这就是霸道政治的时代。到了战国时代,也称霸道,但已经是霸道的末流了。这时的霸道,到达了并吞,也就是侵略的阶段。这个时候,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强。到了这个阶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统一天下为一个国家,过去宗法社会的封建是要改变了。当时各国之间,可能统一天下的,最有优势的是秦国,另外还有南方一个新兴的楚国,但楚国始终无法与秦国抗衡。至于太行山以东,黄河南北的这些国家,太老大了,内政也太衰败了,始终处于听人宰割的状态。
牵涉到商鞅
研究历史,战国时的齐国、楚国,乃至韩、魏,并不是不可为,但又为什么弄到如此,只能听秦国的摆布?归结下来,不外是人才的问题。
好了,到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即使世界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决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现代的历史,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这部纪录片以后,也深深感到人才是决定性的关键。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创造和人才的推行。当时秦国所以能够在一百年内兴盛起来,就决定在几个人身上。苏秦、张仪以前,秦国在政治基础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决策,提倡法治,即所谓商鞅变法。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不上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商鞅当时改变政治的“法治”主张,第一项是针对周代的公产制度。(有人说周代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主张财产私有。由商鞅变法,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日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习惯很难改,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社会的形态,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泰国富强起来了。他自己失败了,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道德确有间题,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这等到有机会研究到他的时候再说。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
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复郡县制度,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来,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流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日不便”。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毁了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以一件小事来比喻,这是旧的事实,新的名词,所谓“代沟”,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习惯,实在便不了。这往往是牵涉政治、社会型态很大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了“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或者团体,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而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这也是讲苏秦、张仅这两个人的事迹,所应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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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做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官、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讲历史的经验,时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时兴之所至,信。开河,毫无目的,也无次序地信手拈来,随便和“恒庐”的一般有兴趣的朋友谈谈。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不料因止匕而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促成老古文化出版公司搜集已经发表过的一部分讲稿,编排付印,反而觉得有欺世盗名的罪过,因此,联想到顾祖禹的一首诗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我当忏悔。
一九八五年端阳 南怀瑾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