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的历史笔记，丰富而又厚重，所及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对研究元明的有关人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补他书之阙，详他书之略，正他书之误”的作用。姚继荣所著的《元明历史笔记论丛/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文库》对元明历史笔记做了一次系统梳理，既关注它们的发展之因和演变之迹，又揭示它们的产生背景和史学意义，还留心它们的刊刻收录和版本传承，以便有关的研究者更好地利用这些历史笔记。

姚继荣所著的《元明历史笔记论丛/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文库》讲述元朝和明朝，是中国古代两个接续而至的盛大王朝。不过，前者不足百年，而后者则近三个世纪。元朝的历史，大略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而初期之世祖朝，实际还可上溯至中统元年。明朝的历史，大略也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而于崇祯之后，还有一段很难归属清朝的南明史，不妨列入晚明为好。从元明历史笔记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大略可按上述的历史分期来把握它的发展和演变之迹。

历史笔记的史学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思想和编纂学的层面，而是体现于文献和史料学的层面，又主要表现在对“正史”的拾遗补阙的作用上。具体到元明的历史笔记，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对研究元明的有关人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过，元明历史笔记也有缺陷。一方面，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官僚、士大夫，宣扬旧道德、美化统治者、诋毁反抗民众、排斥进步思想，也就成了很普遍的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琐闻笔记中所叙事实，真伪杂糅而难于分辨，又因编排杂乱而不易选择取舍。再一方面，考据辨证类笔记所考所记，也不免零零碎碎，缺乏系统，互相抄袭，陈陈相因。至于引用书证，又往往只凭记忆，随意删改原文，难免出现讹、脱、衍、倒之类的瑕疵。

一 元明历史笔记述论

 元明社会走向与历史贡献

 元明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大势

 元明笔记、野史笔记与历史笔记

 元明历史笔记的史料价值与缺陷

 元明历史笔记的出版、研究与利用

二 元代历史笔记（上）

 概说

 蒋子正与《山房随笔》

 刘一清与《钱塘遗事》

 佚名与《东南纪闻》

 王鹗与《汝南遗事》

 李治与《敬斋古今黈》

 李志常与《长春真人西游记》

 刘祁与《归潜志》

 林坤与《诚斋杂记》

 王恽与《玉堂嘉话》、《中堂事记》

三 元代历史笔记（中）

 概说

 黄潘与《日损斋笔记》

 俞德邻与《佩韦斋辑闻》

 刘埙与《隐居通议》

 鲜于枢与《困学斋杂录》

 白珽与《湛渊静语》

 周达观与《真腊风土记》

 吾丘衍与《闲居录》

 郭畀与《云山日记》

 杨瑀与《山居新语》

 陆友仁与《砚北杂志》、《吴中旧事》

 盛如梓与《庶斋老学丛谈》

四 元代历史笔记（下）

 概说

 郑元祐与《遂昌杂录》

 吴莱与《三朝野史》

 郭翼与《雪履斋笔记》

 纳新与《河朔访古记》

 陶宗仪与《南村辍耕录》

 徐显与《广客谈》、《稗史集传》

 李狮与《日闻录》

 佚名与《农田余话》

 陈世隆与《北轩笔记》

 姚桐寿与《乐郊私语》

 孔克齐与《至正直记》

五 明代历史笔记(上)

 概说

 宋濂与《洪武圣政记》

 王神与《国初礼贤录》

 叶子奇与《草木子》

 刘绩与《霏雪录》

 张定与《在田录》

 马生龙与《凤凰台记事》

 黄福与《奉使安南水程日记》

 金幼孜与《北征录》、《北征后录》

 孙道易与《东园客谈》

 胡广与《胡文穆杂著》

 费信/马欢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

 孔迩述与《云蕉馆纪谈》

 李贤与《古穰杂录》、《天顺日录》

六 明代历史笔记(中)

 概说

 商辂与《蔗山笔麈》

 赵善政与《宾退录》

 彭时与《可斋杂记》

 叶盛与《水东日记》

 刘昌与《悬笥琐探》

 黄瑜与《双槐岁抄》

 沈周与《石田杂记》、《客座新闻》

 尹直与《蹇斋琐缀录》

 马愈与《马氏日抄》

 王铸与《寓圃杂记》

 陆容与《菽园杂记》

 贺钦与《医闾漫记》

 陆哉与《贤识录》、《病逸漫记》

 陶辅与《桑榆漫志》

 戴冠与《濯缨亭笔记》

 文林与《琅琊漫抄》

 郑瑗与《井观琐言》

 宋端仪与《立斋闲录》

 王鏊／王禹声与《震泽长语》、《震泽纪闻》、《续震泽纪闻》和《王文恪公笔记》

 梅纯与《损斋备忘录》

 姚福与《青溪暇笔》

 张纶言与《林泉随笔》

 杨一清与《西征日录》、《制府杂录》

 都穆与《谈纂》、《听雨纪谈》

 张志淳与《南园漫录》

 杨循吉与《苏谈》、《吴中故语》

 王鸿儒与《凝斋笔语》

 王琼与《双溪杂记》

 祝允明与《野记》、《前闻记》

 黄嗥与《蓬窗类记》、《蓬轩吴记》和《蓬轩别记》

 皇甫录与《皇明纪略》、《近峰闻略》和《下陴纪谈》

 罗凤与《延休堂漫录》

 许浩与《复斋日记》、《两湖麈谈录》

 何孟春与《余冬序录》

 王济与《君子堂日询手镜》

 陈洪谟与《治世余闻》、《继世纪闻》

 陆深与《停骖录》、《燕闲录》、《玉堂漫笔》、《金台纪闻》、《溪山余话》、《春雨堂杂抄》和《愿丰堂漫书》

 陈霆与《两山墨谈》

 崔铣与《漫记》、《后渠杂识》

 徐祯卿与《翦胜野闻》

 韩邦奇与《见闻考随录》

 陈良谟与《见闻纪训》

 孙继芳与《矶园稗史》

 徐咸与《西园杂记》

 梁亿与《遵闻录》

 董谷与《碧里杂存》

 敖英与《东谷赘言》、《绿雪亭杂言》

 顾元庆与《西轩客谈》、《檐曝偶谈》和《云林遗事》

 郎瑛与《七修类稿》及续稿

 俞弁与《山樵暇语》

 杨慎与《丹铅录》、《谭苑醍醐》

 胡侍与《墅谈》、《真珠船》

 陆粲与《庚己编》

 陆绑与《篑斋杂著》

 顾齐与《海槎余录》

 姜南与《投瓮随笔》、《风月堂杂识》和《半村野人闲谈》

 陈鼐与《百可漫志》

 冯汝弼与《佑山杂说》

 李默与《孤树裒谈》

 郑晓与《今言》

 陈德文与《孤竹宾谈》

 余永麟与《北窗琐语》

 佚名与《沂阳日记》

 陈汝铸与《甘露园长短书》

 乔世宁与《丘隅意见》

 田汝成与《炎徼纪闻》、《藤峡纪闻》

 李诩与《戒庵老人漫笔》

 何良俊与《何氏语林》、《世说新语补》和《四友斋丛说》

 陆树声与《清暑笔谈》、《长水日抄》和《耄余杂识》

 李文凤与《月山丛谈》

 陈全之与《蓬窗日录》

 张瀚与《松窗梦语》

 陆楫与《蒹葭堂杂著》

 徐学谟与《世庙识余录》

 王文禄与《文昌旅语》、《庭闻述略》和《龙兴慈记》

 叶权与《贤博编》

 田艺蘅／徐懋升与《留青日札》、《留留青》

 耿定向与《先进遗风》

七 明代历史笔记(下)

 概说

 张居正与《太岳杂著》

 王世贞与《凤洲杂编》、《觚不觚录》和《弁山堂别集》

 蒋以化与《西台漫纪》

 朱孟震与《河上楮谈》、《汾上续谈》、《浣水续谈》和《游宦余谈》

 伍袁萃与《林居漫录》、《弹园杂志》

 周玄嚏与《泾林续记》

 李乐与《见闻杂记》及续记

 王世懋与《窥天外乘》、《二酉委谭》

 冯时可与《雨航杂录》

 沈榜与《宛署杂记》

 林烃与《林氏杂记》

 焦兹与《焦氏笔乘》、《焦氏类林》和《玉堂丛语》

 余继登与《典故纪闻》

 刘元卿与《贤奕编》

 于慎行与《读史漫录》、《谷山笔麈》

 周晖与《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和《二续金陵琐事》

 王士性与《广志绎》

 王临亨与《粤剑编》

 冯梦祯与《快雪堂漫录》

 胡应麟与《少室山房笔丛》

 李绍文与《云间杂识》、《明世说新语》

 徐应秋与《玉芝堂谈荟》

 姚旅与《露书》

 张大复与《梅花草堂笔谈》

 张懋修与《墨卿谈乘》

 林茂佳与《南北朝新语》

 朱国祯与《涌幢小品》

 陈继儒与《见闻录》、《珍珠船》、《偃曝谈余》和《岩栖幽事》

 张萱与《疑耀》、《西园闻见录》

 方大镇与《田居乙记》

 徐复祚与《花当阁丛谈》

 丁元荐与《西山日记》

 顾起元与《客座赘语》

 蒋一葵与《尧山堂偶隽》、《尧山堂外纪》

 宋凤翔与《秋泾笔乘》

 朱元弼与《犹及编》

 周应治与《霞外塵谈》

 谢肇涮与《五杂俎》

 范濂与《云间据目抄》

 沈德符与《万历野获编》、《敝帚轩剩语》

 刘若愚与《酌中志》

 萧士玮与《春浮园别录》

 叶绍袁与《启祯记闻录》

 郑仲夔与《玉塵新谭》

 刘侗与《帝京景物略》

 谈迁与《枣林杂俎》、《枣林外索》

 蒙正发与《三湘从事录》

 茅元仪与《西峰谈话》、《暇老斋杂记》

 吴应箕与《留都见闻录》

 姚士麟与《见只编》

 曹家驹与《说梦》

 唐昌世与《随笔漫记》

 夏允緲夏完淳与《幸存录》、《续幸存录》

 杨士聪与《玉堂荟记》

 张岱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快园道古》

 薛案与《薛谐孟笔记》

 沈寿世与《遗事琐谈》

 范康生与《仿指南录》

 李清与《三垣笔记》、《南渡录》

 李中馥与《原李耳载》

 黄淳耀与《山左笔谈》

 文秉与《先拨志始》

 陆圻与《纤言》

 林时对与《荷腼丛谈》

 李逊之与《三朝野纪》

 朱长祚与《玉镜新谭》

 徐开禧与《涉园琐记》

 崔嘉祥与《崔鸣吾纪事》

 王弘撰与《山志》

 王秀楚与《扬州十日记》

 邓凯与《也是录》、《求野录》

 佚名与《詖闻续笔》

 佚名与《谈往》

 李介与《天香阁随笔》

 杨德泽与《杨监笔记》

参考文献

后记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以“元”为国号，取《易经》“大哉乾元”，“至哉乾元”之义。元朝“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②，国土空前辽阔。它的历史贡献在于，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结束了自五代以来的民族纷争和地方割据，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元朝重视农牧业和手工业，农艺、医药、文学、天文和历算取得了新成就；元朝还把佛教定为国教，而道教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大为加速，体现了元朝文化的多元化特点。

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又强调以汉法治汉人，程朱理学也得到确认，表明对汉族文明的重视。可又推行“四等人”③制，以蒙古为尊，而南人最贱，诱发了民族尖锐对立的情绪。另外，在元代，“九儒十丐”的说法，虽说不准确，可文人儒士被忽视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信仰的多元化，也削弱了儒家思想在民众中的影响。④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不尊重知识的民族和国家，它的历史命运必定也是可悲的。元朝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从总体上说，元代的社会历史进展不大，而反映在文化上几乎可说是止步不前的，以致引发了明人王世贞“元无文”①的讥嘲。元朝统一的局面，还没有维持百年就土崩瓦解了。造成这样的结果，从很大程度上说，元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难辞其咎。

朱元璋举事立国，是对元朝偏颇政治的反动。他登高一呼，八方响应，所以，把蒙古人赶回到草原没有费多大劲，而翦灭盘踞南方的割据势力反倒是几经周折。在中国历史上，他既是出身卑微的帝王，也是很重制度和纪律的君主。另外，他和他的后人，通过裁中书、废丞相、设厂卫、任太监、制律诰、重理学，把古代的专制集权推向了顶峰。清人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②在这里，赵氏所论的是朱元璋，实际上，对大多数帝王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有些人看来，明朝似乎没有什么可作谈资的东西。虽说也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可它北边只及长城，向东止于山海关，西北止于嘉峪关，这只比北宋略大一些，既不能与它所承接的元朝相比，又不能与代它而起的清朝相比，也不敢望早先强汉盛唐之项背。

不过，明朝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一是纠正了元朝在民族问题上的过激倾向，从而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减少了民族冲突，呈现出了四方“宾服”的局面；二是厘革了一些元朝施政不当的弊端，全面、系统恢复了以汉文化为主要积淀的政治制度，倡导仁政，从而使社会迅速走向稳定；三是致力于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人们安居乐业，工商业也步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四是文化、科技的积累、开掘和总结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产生了以《永乐大典》、《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①》为代表的皇皇巨作，小说、戏剧、绘画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难怪，近人章太炎也说：“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②

还需说明的是，自元朝覆灭后，退守漠北内外的蒙古人，一直对明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也是拖疲拖垮明朝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和历代的统治者一样，明朝统治者也克服不了旧时代的痼疾。土地垄断、宦官专权、朝野党争，激化了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而关内的李自成和关外的满洲兵给了明朝最后一击，一齐敲响了它覆亡的丧钟。明朝又采取以“海禁”为标志的自我封闭政策，这一方面与中国以农立国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专制王朝的政治模式有关，既限制了中国人的眼界．又阻碍了近代因素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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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家在北京，工作在青海，于京城、西宁来回奔波，自知滋味。青海民族大学西校区，在西宁城东之路北。人院，豁豁然一白楼，楼之四层，于公务屋室之中，有我之住所，一橱老书，两盆绿萝，有桌、有椅、有床，说来简陋，倒也雅适；又予自弱冠，即好圣贤之书，阅而乐之，往往废食忘倦，因题之日“览圣斋”。

去岁，书刚动笔，老友邀我野游，见遍山叶黄，一地落英，尽揽秋趣人怀，又不觉心生“长守书斋总谢客，遍山叶落不知秋”之慨。

我不爱快节奏，而偏好于闲适。可近年来，闲适归闲适，还是难得清静。自己已年过半百，距离岗赋闲的日子不远了，而有些乐于做的事还没有了结。所以，我大致也有了这样一种设计——每天写上千把字，除了与家人同乐、四下游历和携友畅饮之外，一年下来，怎么也可完成三十万字的书文，大略可算是一本不厚不薄的书了。这是一件美事，有美可求，又何乐而不为呢?

好在，手边的《元明历史笔记论丛》，在经历了一些“阵痛”之后，终究还是“呱呱坠地”了。比之于《清代历史笔记论丛》，这部书体态略大，在写作安排上也尽力“提速”了，难免有操之过急的浅陋和毛病。而今，依旧大大方方呈现出来，还望同好之君见谅和雅正。

小书于完竣之际，仍有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资金之助，还是忝列“民族学博士点建设文库”，又为院首马成俊、乔文良和先巴君所激赏，这很是令人感奋不已；民族出版社编辑悉心用力，纠偏补弊，避免了不少明显的舛误，从而让小书得以顺利出版，这也很是令人申谢不尽。言难从心，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