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成为一种运动
每当我被问起最理想的阅读应该是什么状态，我就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拍的《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做例子。在这部通俗讨喜的电影里面，大美人凯瑟琳·泽塔一琼斯是个漂亮的空姐，观众眼中的欲望对象，男主角汤姆·汉克斯的艳遇伴侣。有一场戏，两人在机场里的书店碰上了，男的问：“咦，你买了本什么书？这么厚。”女的答：“噢——一本拿破仑的传记。我最喜欢看和他有关的东西了。而且这本书厚成这个样子，可以够我看上几天，也才不过六块九毛九，多划算！”
请注意这是位有专门兴趣的读者，她不是找一本人人叫好的畅销书，也不是漫无目的地瞎挑，而是情有独钟地追随拿破仑的足迹；其次，她买书的态度很轻松，主要是两个字，“抵睇”。厚厚的一本书才卖七美元，就能打发她好一段无聊的日子了；最后，她没有故作严肃地先清一清喉咙，再隆重介绍：“嗯，这是本拿破仑传，我研究拿破仑。”而且汤姆·汉克斯也不惊讶，只是淡淡地讨论两句就算。
看见这个场面时，我就想象，要是换了一位香港卖座导演来拍，会怎么处理它呢？会不会来一个大特写镜头，让那本拿破仑传的封面占据了整个画面？再转向汤姆·汉克斯，拍他讶异到合不上嘴的表情？又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音效处理，显得我们这位空姐格外出俗脱众呢？我这么想，丝毫没有轻视本地电影人的意思，纯粹只是从香港的风俗习惯来推测罢了。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那就是把书看得格外崇高而神圣，认为读书是一种很离世、很出尘的行为。因此为了让它回到人间，让它有点烟火味，就得不时出动大家都认得的名人推介好书，甚至集合一大批小孩集体朗诵(最好能有破世界纪录的人数)，好叫电视台看看我们都正在读书昵。劝人读书，介绍好书，我们一概统称为“推动”阅读风气，仿佛不推，它就动不起来了。简单地说，香港人把读书搞成了一种运动。
然而，我总以为这样的运动不只“推动”不了阅读风气，还会把它推下海淹死。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不论是在电子传媒做节目，还是写书话专栏，我都很清醒地告诉自己，不要推动什么，更不要煞有介事，只要尽量好好地配合时势，讲点故事，有意无意地提醒一下：“瞧，说到世界杯，这本书有一段故事……”或者说：“民主当然重要，某某人的某本书曾经说过……”这样就好。因此你正在看的这本书虽然看似一本书话，原来却都是借题发挥。
但愿有一天，看我们的娱乐八卦杂志做明星专访，能像《人物》那一类外文刊物，不只列出受访者的三围、星座以及最喜欢的食物和音乐等等，还加上一条“最近正在看的书”。这表示名人不再负担推动读书的任务了，因为每个人平时就有阅读的习惯；而书之于人，就和食物音乐一样，必要但是日常，不足为奇也不足称道。情形就像凯瑟琳·泽塔一琼斯买了一本拿破仑传，于是汤姆·汉克斯很自然地与她聊起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往事，是戏剧的一段情节，但它本身不是一出戏。（12-14）
古人治学，先窥目录，为的是弄清楚每一本书的位置，在茫茫书海里头确定方位，度量远近。所以目录学就像星图一样，是种非常管用的工具。当然，这里所讲的目录不是每一本书前面都一定要有的篇次导航，而是记述诸书书名和要旨的那种书目。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遂有《七略》。《隋志》说：“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这便是最经典的目录了。用大白话讲，意思就是为每一本书撰写简介，说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谁，理清这本书的版本传承，更重要的是，扼要点出它的内容精华，让读者在还没真个读书以前就先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
读书先读目录，你才不会一头栽进纸堆，迷失方向。相反，你会很清楚自己现在站在哪里，走了多远，前面又还有多长的路。你不会只读了一本《植物学入门》，就以为自己已经成了植物专家，因为你知道同样的书还有不少，更深入更专门的书在所多有、汗牛充栋。所以我猜测，传统的读书人应该是要谦虚的，目录在手，他明白自己没见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好比旅人，就算已经去了许多地方，可是只要摊开世界地图，便会发现世界的浩瀚，自己的渺小，四周充满了陌生的湖泊以及无法读出名字的城市。
这样子读书，是很令人安心的。因为目录很明确地为你规划了行程，而且一本书和另一本书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确实无误，关系是那么稳定不移；这里没有曲线，没有皱折，也没有未曾标示的神秘丛林。即便此生无法踏遍全球，你也知道有些地方是永远不变地停在那里的，喜马拉雅山不会无端端地挪移到南美洲去，洛杉矶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等着你，只怕你年老力乏去不了。
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由谁来编写这份目录呢？且看章学诚称赞刘向父子成就的名言：“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不是易事，编撰目录者有异于常人处。《汉书》说刘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他的儿子刘歆则“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用功博学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一种平心静气的品格。近人佘嘉锡先生尝言：“刘向之学，粹然儒者，而于九流百家，皆指陈利弊，不没所长，于道法二家皆言其所以然，以为合于六经，可谓能平其心者矣。后之君子，微论才与学不足办此，才高而学博矣，而或不胜其门户之见，畛域之私，则高下在心，爱憎任意，举之欲使上天，按之欲使入地，是丹非素，出主人奴，黑白可以变色，而东西可以易位。”可见编写目录的人固然是博学的，理论上，他更得客观到一个有观没有点(view from nowhere)的地步，几乎像神，能够毫无死角地洞察一切，公正得容不下一丁点偏见。 然而，在这个没有神的年代，这种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根本不可能相信一套“神目”(God’s view)般的世界观。就拿世界地图来说吧，你要如何用一张四方形的纸去覆盖到一个球体的表面，而不使其有任何扭曲呢？所有的地图都是某种投影的结果，同一个地球，我们可以有无数种的投影，制作出无数种地图。每一种投影，每一张地图，都必然改变大陆的线条，海洋的轮廓，以及地点之间的比例。
目录是不可能的艺术。我不善于替人开列书单，更不敢斗胆幻想自己是个书海的制图者。《读者》的读者不可不察。
尽管如此，我感谢陈智德兄的好意，我理解他的序言是一种诗人的隐喻。我还要感谢高山先生和卫蓓蓓小姐，他们精细、认真而耐劳，使得这个本子要比香港原版更准确。对于没见过原版的读者，我必须坦承，它是不同的；少了一些东西，但也加了更多。
正常读者
英国评论杂志《前景》(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特辑，找来一批人评选前一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了书。一位记者选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俗年代》(A SecularAge)，他认为一般媒体都忽视了这本书的价值。查尔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而这部厚达九百页的皇皇巨著则被誉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许大众媒体忽视了它，但学术圈可没走眼，此书一出，不只得到许多专业期刊的评论赞扬，还拿下了一座人文学界的大奖。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为什么主流媒体忽视了这本分量奇重的大书，而是那位记者，一个本身就是替《金融时报》、《卫报》和Time Out等主流媒体供稿的传媒人，为什么会看上这么难啃的学术专著？
《经济学人》、《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在香港拥有不少订户，它们的长期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英语主流刊物的记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辈，平日一篇报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尔出一本专题书也是文字可读，内容扎实，明显下过一番工夫。难怪市面上许多畅销的“非虚构”(non-fiction)书籍都是记者手笔。无论是谈全球暖化，还是讲印度的崛起，都跟得上学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还照顾到了一般读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看过这么多的示范之后，我起码学懂了一件事：原来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来国际水平的传媒人是这样子的。
最近两年常在大陆活动，其中一件最叫我尴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称我为“学者”。所以当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给我，说“你算哪门子学者，你只不过是个‘伪学者’，是个传媒人罢了”，我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极了，我连硕士都没读完，又怎能僭用“学者”之名？我只不过是个传媒人，在报刊发稿，在电视台做节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欢查尔斯·泰勒的记者一样，我也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学术论著；但我绝对写不出那种书，甚至也不够格去为它们写一篇专业的书评，因为我是一个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解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民主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民主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
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既然是工作，自当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看书看杂志。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被一些朋友误会为“读书专家”，别人找我去办讲座谈心得
……论家，劝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够企及他们的成就，何况这里是香港，不需要那种程度。坦白讲，我从来没敢奢望什么“国际级”的成就，大师级的评论家如雷蒙·阿隆和苏珊·桑塔格，靠的都不只是学历，还有我所不及的非凡洞见与才气。不过我依然以为，那最根本的基础学问还是要有的。我们这种平凡的评论人和他们的分别，就像庸厨与食神的差异，高下全在他处，大家用的材料却是差不多的。
于是，我就这样子透过每日翻阅的报刊来激励自己，试图令自己不要在队伍中落后得太远。说这番话，丝毫没有要刻意显得很有志气的样子，更绝对不是炫学，我是很真心地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读者，再准确点说，是想做个正常的媒体人、正常的评论人。我不一定写得出好东西，做得出好节目，但起码我算是尽到了责任。
经过这许多年，我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读者呢？这么讲吧，我开始能够体会浮士德的悲剧，也开始明白知识、禁果与傲慢的关联了，你愈是以为自己谦卑低下，就愈容易犯上骄傲的罪，愈容易陷入文字障所导致的我慢。
于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本集子，全是我的副业，一种心态稍迟渐缓之下的产物。但我不敢说我已经远离了那股推动过我的诱惑，也不愿全然放弃正常读者的幻象。
上一本书话集《弱水三千》出版之后，有些年轻朋友期盼我能出一部更像“书”的书，正如香港董启章当年对我说过的一样：“你应该写一本专著。”嘿！你又忘了吗？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正常的读者。
在快速变动的时代当中，阅读似乎成了少数得以延续的精神活动。梁文道著的《读者(精)》共分为七个类别：“准备做一个读者”、“不正常读者”、“政治花边”、“经典常谈”和“学点文艺腔”、“常识补充”和“都世界杯了，你还读书？”。有谈论北京文化地标的《壮哉万圣》，有关注女工的《打工妹的声音》，也谈到足球运动真正的趣味及其勇猛的精神理念，批判商业行为带来的异化，等等。在轻松的文字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基于坚实阅读基础的“正常读者”的追求和努力。
梁文道著的《读者(精)》，《一千零一夜》主讲人梁文道的书话代表作。“正常读者”是一个幻象，但值得每个人去为之努力。英国学者约翰逊博士曾这样描述普通读者：“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他一会抓住一首诗，一会抓住一首旧书片段，也不管它从哪儿弄来的，也不管它属于何等品类，只求投合自己的新意，能将自己心造的意象结构圆满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