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兴安先生主要供职于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贺兴安文集(共3册)》是其一生文字的总结，全书共约100万字，其中有专著《评论: 独立的艺术世界》、《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散文集《非竹的印痕》，随笔集《渴求对语》，评论《王蒙评传》等。

贺兴安著的《贺兴安文集(共3册)》收录了作者的主要著作有《评论：独立的艺术世界》《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评论《王蒙评传》，散文集《非竹的印痕》，随笔集《渴求对语》。有对外国名人名著的评析，也有对沈从文、王蒙等人的评传。

第一辑 评论：独立的艺术世界

 一评论家——他献出了生命。于是选择了评论

 可曾注入自己的生命?

 从技艺状态进入艺术状态

 评论家的生命形式

 关于四个角一个中心——评论家的视野与局限

 二评论——烙迹着生命、激情与灵智的一切有关文学的文字

 评论的范围有多大?

 文学评论，是科学还是艺术?

 评论的价值也纳入价值论的视野

 评论的价值形态

 评论的主体价值

 三批评标准——不存在一把挂在墙上可以衡准一切的标尺

 批评标准的双向运动

 批评标准的统一、差异与矛盾

 批评标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批评标准的“雅”与“俗”

 四视角与方法一处在不断丰富、不断补充的永无止境的发展中

 文学评论的开放与矜持

 “合力”论与“悬浮”说的启示

 弗洛伊德与文艺评论三解

 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形式主义理论自身否定的联想

 “给定”与“未定”之间——阐释与接受理论两个极端的

 联想

 比较方法漫议

 五批评过程一从改造我们的阅读入手，在判断上自觉认识

 自己的局限

 从直觉人手，还是概念先行?

 释义的可能与真义的不可穷尽

 判断：面对作品与审美的差距

 六批评家札记——从文化建设角度。对外国名家采取勇于吸

 收的态度

 别林斯基评果戈理札记

 杜勃罗留波夫的性格评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谈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

 漫说海涅的文艺评论

 圣勃夫对乔治·桑的评论

 读勃兰兑斯的作家评论有感

 克罗齐的直觉说与文学批评

 艾略特的“整体”观与“事实感”

 传记文学——作家的一种评论形式

 七也算作结语

 后记

第二辑 楚天凤凰不死鸟

 ——沈从文评论

 我说沈从文(代序)

 前言

 第一章 一个艺术型“乡下人”的铸成．

一、苗族、土家族的血液

二、“为现象所倾心”，对现实做到“五官并用”

三、惨痛的经历

四、走向“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

 第二章 令人忧虑和哀叹的乡间生灵

一、闪光的怀乡片断

二、吊脚楼的爱与怨

三、辰河水上的船工

四、牢狱生活种种

五、难忘的杂役形象

 第三章 交织着虚华、庸懦与追求的都市面影

一、绅士、太太等“废人”们

二、沉沦者的邂逅

三、城里女性的追求

四、“作家”的种种表现

 第四章 虚幻世界的遐想和寄与

一、力与美、爱与信的颂歌

二、为不曾蹂躏的爱而死

三、佛经故事的改写

 第五章 边城自然、健康的“人生形式”

一、从萧萧、三三到翠翠

二、《边城》特殊魅力的三个表现

 第六章 湘行旅途的沉痛与忧思

一、历史风云、社会风情、自然景观与艺术性格的四重奏

二、人生循环与历史循环的深长慨叹

三、坦露自己，执着对人生、对美的无挂碍的探究

四、“孤独悲哀”的“乡土性”抒情

 第七章 针砭时弊的长河画卷

一、几个反映社会疾苦的短篇

二、《长河》思想艺术的三个方面

 第八章 孤独求索、辛勤奉献的一生

一、宇宙观、美学观和社会实践

二、沈从文在文学上的贡献

三、从文学角度看文物研究

后语

作者的话

评论沈从文之余

再说自叙中的沈从文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湘土异域情

可曾注入自己的生命?

托尔斯泰曾经说：“一旦搞了文学，就不要闹着玩，而要贡献出整个生命。”

把文学事业看成一种贯注自己生命的献身活动，似乎是许多作家的共同看法。即使是现代主义作家，只要是严肃的，真诚的，也怀抱人类的良知，有着为真、善、美而斗争的愿望。艾略特说过很好的话：“在任何时代里，真正艺术家之间，我认为有一种不自觉的联合。”福克纳就强调作家的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接受诺贝尔奖奖金时说，文学“是我毕生从事的劳动，是精神的痛苦而辛勤的劳动，不是为了赢得声誉，自然，更不是为了获得金钱”。

托尔斯泰讲的话，自然是就文学创作而言的。然而，深究起来，也可以说是道出了文学评论的深刻秘密。或者说，这是整个艺术的秘密。

对于评论工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如果在自己的评论事业中不能注入和贡献出整个生命，就失去了主心骨，失去了根本。或者说，有了它，全盘皆活。否则，就只是抓到了皮毛，就是雕虫小技，就是“闹着玩”。

评论家总是从时代和人类生活的大潮里，汲取自己的种种力量，从主客体的交融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创造能力，饱和感情、思想、才智以及巨大的热情。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只有文学艺术才是从事业本身，事业的全过程，直到成果的体现，都跃动着创造者的不息的生命。读俄国三大评论家的作品，无论是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进程的宏观把握，他那汪洋恣肆的激情和雄辩力量，或是杜勃罗留波夫对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他那至今还难以企及的对人物性格的精妙剖析，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理论上的创见和宏阔概括，无不洋溢着他们各自巨大的精神力量，洋溢着他们在俄国解放运动中汲取的人道主义和民族解放的热情。读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也感到进入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艺术世界。读读这些卓越评论家的作品，读读他们对作家作品的精彩评论，总是在我们的脑海里跳跃着作家和评论家的两个生命。或者，如左拉评价圣西门所说的“句子都是生命的跳跃，墨水被热情灼干”，他们把自己生命的火花燃尽在毕生的评论墨迹里了。

评论的独立价值，评论是否退化到一种可悲的附庸地位，成为一张可有可无、或详或略的节目说明单，也仰赖于评论家本人的艺术生命的独立价值，仰赖于评论家的情智和人格的深厚力量。高尔基谈到别、车、杜时，说这些“新人物”使整个文坛“不胜惊讶”，其原因也就在于他们“精神上都成长起来了”。高尔基提到别林斯基的精神力量时说，他“来历不明，却一下子占据了文坛的领导地位。无意中迫使人们屈从他的思想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高尔基谈及评论的独立价值，有过如下一段有趣的描述：“当别林斯基开始向社会解释《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时，果戈理反害怕这样的解释来了，于是公开声明，说他跟这个给过他某些批评的人全没有过一面之缘——就连别林斯基这名字他也不敢提了。”

我们的文学进入新时期以后，出现了评论与创作展翅齐飞的局面(虽然相对说来，评论尚有差距)。究其根底，主要原因也不全在于评论家的书读得比过去多了，写作技巧日臻完善了，而是他们的独立判断日趋成熟。他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不再是简单的“政治传声筒”。于是，在评论文章里，消失了那层厚厚的障壁，读者又重新感受到了评论家的生命的跃动。如同青年作家张承志所说，写评论文字也同创作一样，把它看成与读者的一种难得的“宝贵的诉说与交流的机会和缘分”，袒露自己的胸臆，而“根本不是在做文章”。

P6-7

曾想自己出书的时候让老爸给写个序。一年年过去，爬格子的小径曲折又漫长，书还没写完，却担当起给老爸的文集写序的任务。

老爸这一辈子对文学的倾注可谓皓首穷经。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写起文章来，全城宵禁，我们都要轻声细语，不能扰乱他的文思。他的每篇文章都要精敲细打，一字一句都殚精竭虑。每到兴会处，则摇头摆脑，眉飞色舞。而到了苦吟期，则愁眉不展，三月不知肉味。

老爸对文学的热爱也传染给了我。当年他在编辑部工作，总收到其他杂志的刊物。而我就成了这些杂志的忠实读者。最喜欢的是他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从美学到文学名著到名人传记，简体字的繁体字的，都成了我的读物。时间长了，他看出来我能传承他的衣钵，会把他喜欢的文章与我分享。

记忆里几次吃小灶的经历。一次是在初中，一个同学的作文引用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词，读了后顿觉天崩地裂。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飞奔回家问他诗词的出处。他从书架上抽出《宋词选》，详细地诠释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从此开启了我的宋词时代。还有一次是春节的猜谜，提到王国维的古今大学问者要经历的三个境界，从昨夜西风凋碧树，一直到蓦然回首。当时感觉诗句的奇绝与悲凉。让文学评论家的老爹一讲，从刚开始一个人孤单凄凉地在道路上郁郁独行，无怨无悔，到最后意外地在灯火阑珊处实现毕生的追求，让我确定了追求理想的人生态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国了，也开始写散文。每次写完寄给母亲，让她帮我寻找国内报刊发表。母亲有时也给他看看，他的反应一概是“不行”。而当文章一一见报，看到铅字版，他的态度也变成了“还可以”。随后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喜好的天平由文学向绘画倾斜。平时很少在电话里和我们聊天的老爸居然让我专注于文学创作，不要分散精力。挂上电话后我深思了半天，感慨从以前的“不行”到现在的“集中精力”，老爸态度的转变是对我文学创作的多大肯定。

老爸的演讲据说也精彩之至，遗憾的是我从未亲耳聆听。母亲说，他讲到兴头上，会从椅子上站起来马上又坐下，把外衣的扣子一颗一颗解开紧接着又一颗一颗系上，一次接着又一次，神采飞扬，舞之蹈之。姐姐的中学老师请他去讲过一次课，他谈文学。四十多年后，当时聆听过父亲演讲的同学不经意间提起贺老师对他的影响，让老妈感动不已。

老爸曾经想在退休后好好大干一场，多多地写，甚至用这个做借口拒绝移民他乡。谁能怪他呢？他45岁辞掉让人羡慕的新闻工作，转回到他热爱的文学本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他在90年代初以每一两年一本书的速度先后发表了文学评论专著、沈从文评传和散文集，仿佛岩浆喷发，势不可挡。而2001年的一场大病则严重影响了他，2004年发表了《王蒙评传》后几乎辍笔。

半年前我让他给我写评论，他抄了几句我文章的话就没了下文。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带他们去张家界玩，他在机场候车室的模样。夕阳透过落地窗照射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一个眼神涣散，嘴巴凹陷，沉默不语的老头儿。而到了张家界，我们向当地人打听美景。他一听，立刻来了兴致，气宇轩昂地宣布一定要看看。当我们面对群山沟壑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啧啧称奇，我心目中的老爸又回来了。

看到他那兴致勃勃的样子，我又想起了若干年前的一个个头矮矮，穿着灰扑长衫的男孩。他望着关山尖，期冀走出闭塞的小镇看外边世界。他后来终于去了县城的中学，又毕业于武汉的大学，最后在中国首都最高的学术机构——社科院文学所做编审，成绩不可不说斐然。但由于时代、地域和身体的限制，他本可以写的更多更好的书却终究没能出来。

“好好学习文学，好好认识人生。”这是老爸在几十年前的一个日历本上给我的题字。每当我想到这两句话，总看到一个干巴老头儿，背着手，倔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然而在那一切的表象下，是他一生对文学的澎湃激情，和无怨无悔的执着。

冰荷

2016年12月3日于渥太华

历史是带着遗憾而去的，或许这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就意味着进步。

当我得知沈从文先生在1980年、年近八十，“每天必得去街道上公共毛厕大小便”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位大作家、大研究家，我是轻轻地自歉自责了。

毕竟，他后来的处境，随着开放改革的发展，逐渐好多了。

1949年，北京召开首次文代会，他连代表也不是。巴金说：“文艺界似乎忘了他，不给他出席文代会。”然而，“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巴金作了真诚的回忆：“不用说，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不仅在今天，在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看法，可是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我不敢，我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接下还说：“从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声不响、认真地干他的工作。”

这是巴老的自我忏悔，“我并没有站出来替他讲过话”。现实的进展，又终于使巴老讲了内心的话，即使是在沈从文离世之后。沈从文在晚年，政府给了他部长级待遇，配了司机和小车，成了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文联顾问。他去世后，新华社的电讯发得晚了一点，也毕竟发了。记者郭玲春在这则消息里说，他的作品“用底层人的哀乐故事寄托他‘不可言说的温爱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忠诚，欢欣国家进入了明时盛世，却又痛苦地不知怎样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是，“历史跨进80年代，沈先生与他无法销毁的著作一道重返文坛”。

笔者有幸见过沈从文先生一次，仅有的一次，从未晤语。那是1979年一次政协会上。笔者身别一“列席代表”证，偏坐房间一隅。他个子矮，在政协委员围坐的长条桌上，显得凹了下去。当与会者请他介绍周总理授意撰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他有点羞怯地站了起来。我看到了他那种微笑，那种谦和，在淡泊中现出安适，心里微微一怔。

我这样想象，让巴金的真诚忏悔不再忏悔吧。闲静之时，我张望窗外无边的天际。我总觉得，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改革开放的进取势态，总在心底里给我们乐观，给我们信心。我也总觉得，在遥远的无边的天际，给了我积极的回应，我作了默默的独自忖量。

巴金同沈从文也有分歧，有争论，有时争执得有点伤了和气。在后来给沈从文的信里，巴金还是承认：“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巴金称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位女作家在散文中这样写到沈从文：“世界不该那样对待您，可您却那样宽厚地回报了世界。”他一生，同情穷人和弱者，对湘西倾注了全部爱心，在作品里赞扬无辜受害牺牲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斥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的最大政治错误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迂腐地执着反战的、和平主义的中间路线。解放后，他猛醒了。他劝表侄黄永玉从香港“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信里说：“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读者至此，难道不会为这位迂腐时相当执拗、又单纯如同儿童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感到发笑，又深深受到打动吗?

对于沈从文一生“分成了两截”、后半辈子放弃创作搞文物研究，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一文里作了回叙。他说，在1948年3月香港出的《大众文艺丛刊》，有人写了《斥反动文艺》，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汪曾祺说，“可以说，是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这是一段过往的历史，汪曾祺和今天的文化人都不会从个人方面作过多的推究。汪曾祺还说： “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

这件事情之后，一天，北京大学有一期壁报全文抄出了《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对沈从文的压力很大。校内有一次，又出现了打倒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患了类似受迫害狂的病症，总疑心“有人在监视我”。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里，拿起桌上一把小刀，对准自己的血管……

大概这也应如一位历世甚深的文学家说的，一个作家又是脆弱的，即使是天才的作家。他们感情坚执，又一时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他们的全身心的奉献受到委屈时。笔者在这里作这种补叙，也不是做个人的追索，正如沈先生的行为也不能作个人的追索一样。因为笔者是解放前后的经历人，有时也作过这样的推想，依自己过去的种种表现，如果自己也是当时北大的进步学生，很难担保自己不是那一期壁报的参与者。这种扪心自问，在静思之后，是非常痛苦的。在此，也只是想反映我的同龄人、我的朋友们的心声：

历史呼求一种机制，历史呼求一种长进。

有人说，一个社会是否能宽容大度地接纳那些性格比较乖戾，甚至对之进行批评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往往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成熟健全的一个标志。无疑，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内容。从这个角度，笔者认为，沈从文留下了两笔财富，一笔是他的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另一笔是他这个人的存在本身，一个卓有成就而又带有局限的人生。前一笔是属于他个人的，后一笔是属于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