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已有大量的英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新作出版。由瑞士戴维·伯明翰所著，周巩固、周文清等共同翻译的这本书《葡萄牙史/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是《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本身也被翻译成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本书第二版中增列了一份新的书目，并对每本书做了几行评论。更需要勇气的是，尽管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学科界限，不能太过关注当代，新版对1990年以后的葡萄牙历史还是增添了几页新的内容。

由瑞士戴维·伯明翰所著，周巩固、周文清等共同翻译的这本书《葡萄牙史/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是《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丛书之一，简述了从中世纪到二十世纪末的葡萄牙历史。本书开篇概述了葡萄牙的人民、文化和地理地貌等，以比较多的笔墨着眼于描述葡萄牙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尤其是与英国、西班牙等欧洲老牌强国之间的争霸，以及葡萄牙从16世纪起，在大航海时代中扮演的活跃角色，和之后葡萄牙在非洲和美洲几近六百年的殖民活动。

导言

第一章 人民、文化和殖民地

第二章 17世纪的反抗和独立

第三章 18世纪的黄金时代和大地震

第四章 巴西独立和葡萄牙革命

第五章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党

第六章 独裁统治和非洲殖民帝国

第七章 民主和欧洲共同市场

阿维斯、贝贾和哈布斯堡家族世系表

布拉干萨和布拉干萨-萨克斯-科堡家族世系表

葡萄牙共和国历任总统

原始材料选录

1990年以来出版的相关作品选介

拓展阅读英文书目

索引

译校说明

这种敌对，因为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和要葡萄牙协助镇压的命令而进一步激化，最终在1640年爆发为公开的反抗。但是叛军背后的贵族远远没有联合在一起。大约有半数的葡萄牙贵族——他们中有许多是被联合王室擢升为贵族的——依旧对西班牙保持忠诚。他们渴望通过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忠诚得到土地和金钱的奖励，甚至是在西班牙地中海领土上的统治权。布拉干萨的“反叛者”褫夺了哈布斯堡王朝“忠诚者”的贵族头衔，并且逐渐为他们的支持者创立了30个新的贵族头衔，使现存的贵族规模翻了一番。最富有的阶层聚集到平原城市埃武拉，新王朝在那里打下了根基。

在17世纪的葡萄牙，贵族并不是唯一犹豫不决的反叛者。港口城市里斯本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因为他们对分离主义政权的态度而发生了分裂。的确，一方面，官僚们早期做出了倒向布拉干萨的决定，政府继续运行，职能基本没有中断。而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家更倾向于开放的边界，惧怕民族主义的概念可能会在葡萄牙周围立起爱国主义的围栏。有人认为，脱离共同体会让葡萄牙在塞维利亚和美洲的投资面临风险。论战另一方的观点则正相反，他们认为，脱离共同体能打开与前西班牙属国荷兰的贸易，并且能为葡萄牙进入莱茵河流域更广大的内陆市场提供更好的途径。荷兰因素被证明是葡萄牙独立战争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荷兰不仅成为哈布斯堡时代在葡萄牙殖民地的积极贸易者，而且对许多被驱逐的葡萄牙犹太人后裔来说，荷兰也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天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当宗教宽容变得越来越苛刻的时候，他们带着商船和投资逃往了阿姆斯特丹。

当葡萄牙起义爆发时，像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天主教会也面临着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困境。乡村神父和卑微的修道士们为布拉干萨公爵发出了造反的呼声，与自主的葡萄牙民间文化打成一片。然而，大修道院长和主教都已经融入了卡斯蒂利亚的上层社会，不愿意断绝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他们害怕国家分裂会鼓舞而不是削弱人民的抗争，从而危及自己的等级特权。耶稣会神父最无所畏惧地表达了反对保守宗教观的态度，因此也在新的宫廷里获得了影响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持有相当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思想。

16世纪40年代，耶稣会作为一种反宗教改革的武器应运而生。1558年，葡萄牙修会在埃武拉创立了自己的大学，以此作为古老的科英布拉大学的现代竞争者。耶稣会教育者被保守派斥为颠覆者，便加以反击，并且声明：尽管他们在传播知识，可也在遏制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他们的教育只使用拉丁文，从而使葡萄牙无法接触在整个欧洲日益繁荣的通俗文学。耶稣会严格地保持着审查制度，笛卡尔和牛顿的哲学被排除出他们的课程提纲。对于新科学时代开放式的疑问，他们更倾向于阿奎那的服从学说。尽管他们遇到了一些来自地主贵族的抵制——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前往现代化的埃武拉和金融城里斯本游历——但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平衡，使得耶稣会士能在每一代正在成长的贵族身上施加教育和忏悔的力量。16世纪时，耶稣会强烈支持里斯本在非洲和巴西进行帝国式的扩张，他们从殖民地财产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在亚洲传教事业中赢得巨大的威望。17世纪时，尽管他们的赞助者教皇反对，耶稣会仍然赞同独立运动，并支持觊觎王位的布拉干萨家族。这将他们带进了与宗教裁判所持续不断的对抗中。

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依照西班牙模式成立于1536年，它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镇压性机构，而非其教育分支。其半独立的权力可以抵御王室的影响，甚至可以免于教皇的干涉。其官员和告密者令人恐惧，就像后来的“秘密”警察带给葡萄牙和社会的恐惧一样。

它在对待所谓宗教嫌疑犯时表现出的残忍，被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广泛宣传，它的处决一般都公开进行以求达到最大功效。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宗教裁判所已经成为政府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来改变宗教信仰的工具。它有独立行事的权力，无须议会或法律上的核准。它是一个镇压异端的强大武器，受到保守旧秩序的土地贵族的支持。宗教裁判所动辄以传统、一致和种族纯洁为名镇压一切创新，从而经常同所有的葡萄牙现代改革者发生冲突。所以令人毫不吃惊的是，1640年，宗教裁判所赞成维持伊比利亚的联合和西班牙的统治秩序，并且立即动员它的支持者去镇压布拉干萨起义。1641年7月，宗教法庭庭长决定支持一桩由一名公爵、一名侯爵、三名伯爵和一名大主教策划的反革命阴谋。虽然这场力图维持与西班牙联合的大图谋没能驱逐反叛的布拉干萨“国王”，但它标志着独立必须经过漫长的战争，而且新政权的政治稳定经常面临内部威胁。（P25-27）

导言

葡萄牙是世界上最擅生存之道的国家之一。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从100万缓慢增长到900万就耗费了它800多年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它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自决权，也通过殖民扩张、海外移民和贸易，在世界各个角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与更为繁荣的加泰罗尼亚不同，17世纪时，它成功地挣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与同样富有生机的苏格兰不同，18世纪时，它并没有因为英国的经济资助而沦为其政治附庸；与那不勒斯和巴伐利亚那些中庸王国不同，在伟大的19世纪欧洲大陆帝国大统一中，它并没有被兼并；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都没有丧失其非洲殖民地。也不像诸如爱尔兰和丹麦等农业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依然处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

但是在近代历史上，葡萄牙不仅仅是一个顽强的幸存者，在欧洲的许多历史进程当中，它还是一位先驱者。中世纪的葡萄牙基督徒，在来自英国雇佣兵仅有的一点帮助下，与葡萄牙的穆斯林进行着血腥的斗争，终于在13世纪控制了欧洲的西部边缘。葡萄牙人还建立起欧洲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边界自从阿尔加维（Algarve）古老的穆斯林“西部王国”灭亡后一直没有变过。一个世纪后，他们在大西洋的岛屿上首先践行了海外殖民这一概念。到16世纪，他们已经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葡萄牙的香料帝国也许是短命的，但为紧随其后的荷兰和英国这类庞大的贸易帝国打开了通路。在美洲，葡萄牙对巴西的征服在面积上要远远超过后来构成美国的13块英属殖民地。此外，从巴西高原流入葡萄牙的滚滚黄金也成为推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

葡萄牙不仅在海外拓殖上引领潮流，还是在欧洲探索新社会组织形式的先锋。葡萄牙自由主义者试图将国家从极端教权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为实行民主和人道主义铺平道路。葡萄牙也是旧世界中最早采用法国共和政体模式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葡萄牙不得不竭力维持它并不宽裕的处境。17世纪时，为了保卫独立并收复大西洋上的殖民地，葡萄牙国库一直因海军的需求而吃紧。18世纪时，公共建设工程中的纪念碑项目开始动工兴建，著名的王室宫殿群也开始兴建起来，这远远超出了一个小型农业国的建筑需求。19世纪时，依靠非洲奴隶贸易最后阶段的盈利和数以百万计新世界移民的侨汇，有教养的葡萄牙中产阶级才得以维持维多利亚式的优雅生活。关于一个如此小的国家是如何在干百年间取得这般巨大的成就，有许多问题留待历史学家去解决。

对经济现代化的追寻是葡萄牙现代史中萦绕不去的主题。从葡萄牙独立最初，也就是1640年反抗西班牙统治斗争爆发的时候，葡萄牙就一直在经济上与它的海上保卫者英国紧密相连。因此毫不奇怪，它渴望在经济活动上效仿英国的增长和多样性，尤其着力于摆脱“欠发达”的困境，这种困境老是迫使葡萄牙提供原材料而买进工业制成品。发起一场工业革命的尝试在四个不同的世纪里经历了四次，每次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7世纪时，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地主和市民就陷入了一场是否发展羊毛纺织业的激烈斗争。最后地主取胜，市民的兴趣被导向了在巴西新发现的机会上。一直到18世纪晚期，巴西金矿枯竭，工业化才再次成为葡萄牙政府需要考虑的一项急务。然而，制造业无法同作为外汇来源的高档酒类贸易相竞争，而且，葡萄酒贸易在巴西矿业衰落之后几乎成为葡萄牙唯一的贸易项目。19世纪晚期，当酒类贸易下滑，国外竞争者开始领先葡萄牙时，葡萄牙开始尝试发动第三次制造业革命——创立国民工业以替代进口产品。机器化大工业的兴起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在1910年宣布共和。但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此后一段长期倒退的独裁统治却带来了一个停滞的时代——独裁统治粉饰农民的贫困生活，并且保护一种高度特权的寡头政治。第四次工业化的飞跃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葡萄牙从世界劳动分工中获得了一点好处——那些跨国公司正在寻找最正规、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准备以此为开端将工厂从高成本、高度工会化的传统工业生产地转移出去。就在同一时期，国内的工业企业家方才开始利用葡属非洲殖民地，加强与欧洲大陆的紧密联系，建起纺织业、塑料制造业、造船业和其他轻工业。截止到1986年，葡萄牙最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其第四次工业化进程的现代化建设已颇具成效。

要想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顺序来划分现代葡萄牙的历史会得到很多答案。从根本上来说，17世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抗争始于1640年，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光阴后，终于在1668年被承认。在欧洲早期近代史上，这是一段战争阴云笼罩、争取民族自决权的伟大战争濒临爆发的时期。但是，国家的独立需要得到富有同情心的盟友的认同和保护——而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葡萄牙拥有一份财产——布拉干萨的王室公主凯瑟琳，她带着一大笔嫁妆被送到了英国，而那位更有威望的法国求婚者则被拒绝了。但是，王朝之间的联姻并不足以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得到英国海军永久的支持。葡英同盟植根于14世纪用酒交换羊毛织布的贸易，1703年，该同盟通过约翰·梅休因签署的著名条约（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可耻的条约）得到了加强。一些观点认为，《梅休因条约》让葡萄牙变成了英国新的殖民地，但是条约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不平等。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它成为保护葡萄牙17世纪所赢得的民族独立的一个持久因素。

18世纪的历史被1755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所牢牢占据，这也很有可能是葡萄牙历史上唯一一个印刻在欧洲民间文化记忆中的插曲了。然而18世纪终究是葡萄牙拼命炫耀财富的世纪：教会、王室和贵族竞相建造镶有巴西金子的小礼拜堂。布拉干萨家族当时被认为是世……起步工作是在法国的流亡生涯期间开始的。另一位有流亡经历的著名史学者是奥利维拉·马尔丁斯，他从美国回来，开创了一个传记研究的新支流。此后，他又开始了跨度涵盖15世纪大西洋殖民到20世纪非洲共和帝国的多卷本历史著作的编定。在1974年革命之后，葡萄牙历史学家得以赶上新的学术潮流，特别是在社会史和工业化史方面。英国学术传统影响了何塞·库蒂莱罗、瓦斯科·普利多·瓦伦特、吉尔·迪亚斯和海梅·雷斯的著作。约瑟夫·米勒和杰维斯·克拉伦斯·史密斯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对帝国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认真的重估。与此同时，在葡萄牙，何塞·埃尔马诺·萨赖瓦编写的插图6卷本系列史、部分地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已有大量的英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新作出版。这本书本身也被翻译成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本书第二版中增列了一份新的书目，并对每本书做了几行评论。更需要勇气的是，尽管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学科界限，不能太过关注当代，新版对1990年以后的葡萄牙历史还是增添了几页新的内容。

在这些新作品中，有一些是大规模、多卷册的历史编纂，是很多葡萄牙革命后最好的历史学家一起协作的产物，他们所呈现的不仅是对葡萄牙及其帝国的新调查报告，也是对过去的认识所进行的修正，而且相当激进，使人耳目一新。这部简史第一版中的一个创新之处就是试图展现出对19世纪自由主义时期和20世纪早期第一共和国时期葡萄牙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的肯定。这种新视角的微光已经在若昂·马托德的《葡萄牙历史》第5卷中显现出蓬勃生机。他分析了现代葡萄牙历史在整个1926年至1974年独裁统治时期一直遭受的、长期的学术诋毁时代——这种学术诋毁极大地影响了国外对葡萄牙的许多记述。

新的历史编纂不仅仅挑战了对葡萄牙进行负面评价的陈词滥调，也对葡萄牙传说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些传说曾长期支撑起葡萄牙爱国者和政治家的自我形象，甚至至今还发挥着这一功效。整个萨拉查独裁统治时期，亨利王子——就是那位之前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获得英雄地位，被称为大航海家的一被描述成葡萄牙伟大精神的化身。萨拉查的战后政府尽管囊中羞涩，还是花了一小笔钱在里斯本港口的入口处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石头纪念碑来纪念他。那些试图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修正历史谬误的人都被指控为“大逆不道”，但是对冒险和剥削年代的异见观点所受的限制逐渐松动，并最终催生出彼得·罗素的王子传记这一杰作。

当2002年葡萄牙通过采用欧洲汇率的方式加入欧盟时，它的政治家们依旧需要爱国英雄，他们能通过英雄崇拜来保持一种国家认同感。他们特别倾向于钦佩瓦斯科·达伽马。在他率领小舰队顺流而下进行欧洲人第一次前往印度的远征500年后，一座新的8 000米长的横跨塔霍河的大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以下就能说明这位海军上将的历史地位——一位叫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的印度经济史学家曾大声质疑：一群来自葡萄牙这样一个偏僻的蕞尔小国的海员，真的能在3亿亚洲人中掀起经济波动？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后继者是否只是沧海一粟？葡萄牙政治家起初对此类论调相当不满。然而，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诞生的民主葡萄牙已经懂得尊重开诚布公的争论。因此，那些重新审视中世纪，将葡萄牙艺术和音乐发扬光大，分析本国近期革命根源的新历史学家们，可以有足够的勇气、用有力的笔触去处理帝国伟大的主题。葡萄牙学术因此欣欣向荣。

译校说明

本书的译校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具体分工如下

导言、第一至三章：佟悦初译，周巩固、周文清重译并校对

第四、第五章：周巩固、周晶译，周文清校

第六、第七章：周文清译，周巩固校

附录及书后索引：周文清译，周巩固校

在译校过程中，还得到以下人士的大力帮助：天津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教研室的杨舒讲师耐心为译者解答了附录中有关葡萄牙语的翻译问题。东北师大硕士研究生季凤梁同学和张学敏同学通读了全部译稿并非常细致地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最终由周文清、周巩固校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