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特·L沃克著的《日本史》融合了诸多思考历史的路径——社会的、性别的、文化的、环境的、政治的、人物的——试图以此讲述一个更为完整的、有助于更好理解日本发展的故事。尽管日本以及少数工业化国家必须为绝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人类世的气候变化负责，但地球变化所产生的代价将由全球分担，由所有的物种分担，甚至包括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并无自身历史的物种。

布雷特·L沃克著的《日本史》以日本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为核心关照，以简洁而清晰的脉络概述了日本从古至今的历史。本书获评美国图书馆学会《选目》杂志“2015年杰出学术作品”。

前言

大事记

导论：书写日本历史

第一章 大和国家的诞生(前14500—710)

第二章 律令时代(710一1185)

第三章 武士统治的兴起(1185—1336)

第四章 中世日本与战国时代(1336—1573)

第五章 日本与欧洲的邂逅(1543—1640)

第六章 天下一统(1560—1603)

第七章 近世日本(1600—1800)

第八章 一君万民论的兴起(1770—1854)

第九章 明治启蒙(1868—1912)

第十章 明治时代的不满情绪(1868—1920)

第十一章 日本帝国的诞生(1800—1910)

第十二章 帝国与帝制下的民主(1905—1931)

第十三章 太平洋战争(1931—1945)

第十四章 日本的战后历史(1945年至今)

第十五章 自然灾害与历史的边缘

索引

农业的出现

考古证据表明，严格而言，自绳文时代中期(前3000—前2400)以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农耕就已发轫。绳文人种植薯蓣与青芋，这些作物源自中国南部地区；他们还掌握了百合、马栗以及其他作物的种植技术，这些作物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把青芋或百合放在枝条编成的盘子上蒸，便可以制成简单的食物，考古学家们已经在长野县发掘出了相关的残留物。在绳文时代晚期(前1000一前250)的陶器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稻米颗粒的痕迹。由此可见，绳文人已经开始种植一些简单的农作物，但是，除了局部的森林开伐外，他们并没有为了适应农业生产而去设计、改造环境。设计、改造环境以适应农业生产，这是弥生时代才出现的文化标志。1884年，考古学家在东京大学校园内发掘出了第一处弥生遗址；后来，1943年，在静冈县的发现让弥生时代的独特性愈发清晰起来。

起初，弥生时代的农业或许仅限于九州岛南部的荞麦与大麦种植。这两种谷物被认为都是源于大陆、由弥生时代的移民带来的，根据头骨遗物可以判断，这些移民似乎代表着一股新的进入列岛的迁移浪潮，他们或是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人比邻而居，或是慢慢将其取代。弥生人似乎源自北亚，而与此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的绳文人被认为源自东南亚。弥生时代的遗民身材更高、脸型更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失去了一部分身体特征，这或许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但是，在来到列岛之初，弥生人便以更快的速率繁衍起来。实际上，弥生人的生育率是如此之高，有人估算，在到达列岛三百年后，他们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80％。他们显然更加健康，也比之前的觅食者更有繁殖力。

这些新的定居者们还为列岛带来了与水稻种植相关的技术知识。在与弥生时代同期的中国两汉王朝(前206—220)的史料记载中，列岛被称为“倭国”。随着弥生新移民的到来，水稻种植技术在倭国传播开来，几乎覆盖了日本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弥生早期的水稻工程相对复杂：精致的水渠灌溉系统、堰、稻墙以及用以保证合理灌溉的引水和排涝闸。基于水稻农业，考古学家们推测，到1世纪，弥生时代的人口或许已达到60万至100万。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907年期间，随着儒家思想、佛教以及中国的汉字在大陆和周边地区的传播，东亚文化圈逐步形成。我们或许也可以把稻作农业作为东亚文化的特征之一。虽然儒学在此期间尚未能重构日本人的家庭观念、社会意识乃至统治理念，但随着稻作农业的出现，日本已然进入到了东亚文化圈之中。

随着汉朝对古朝鲜国(前233～前108)①的征服，以朝鲜半岛作为媒介，其文化影响力传播到了弥生时代的列岛。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了汉四郡②，以统治这一地区及其人口，列岛从这条新开放的、沟通中国的通道中受益良多。中国的铜镜、朝鲜的手工艺品、铁制或铜制武器的残片都反映出列岛与大陆地区之间活跃的贸易往来。日本的水稻种植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长江三角洲。对于弥生时代的耕作者们来说，水稻之所以有吸引力，或许是因为水稻可按需储藏、烘烤并食用。正是弥生时代的耕作者设计了高床式仓库③，这使得储藏的稻米免于霉菌、蛾子和老鼠的破坏。在九州西北部的弥生时代早期的遗址(例如福冈县的板付遗址④)中，水稻还只是诸多农作物中的一种；而到了弥生时代的中期与后期，水稻已然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了。在板付遗址中，木桩被用作稻田的分界标，而这一遗址中还遍布着用于掩埋和储藏的柱穴。狗和小马在聚落周围徘徊，而鹿和野猪的骨头表明肉类已经出现在了弥生人的食谱中。沟渠环绕在板付遗址的周围，它们或许被用来灌溉水稻，或许也被用作防御性的环壕。板付遗址还出土了瓮棺墓①，罐内大多是儿童。在弥生时代中期，瓮壶横葬；在弥生时代后期，瓮壶竖葬，罐口朝下。②显而易见的是，部分瓮壶相当巨大，这表明瓮壶制作的专业化程度极高。考古学家们在瓮棺墓中发掘出了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手工制品，由于其数量可观，有人推测，九州西北部曾是传说中的大和国——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王国——的中心区域。我们将在稍后讨论这一问题。P15-17

2013年秋天，当我正在写作本书的最后一章时，超级台风“海燕”怒不可遏地重创菲律宾。“海燕”的持续风速为每小时315千米，最高风速高达每小时380千米，许多评论将其称为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风暴。当菲律宾的民众忙于自救时，我正在写日本“泡沫经济”和“失去的十年”那一章，谈及从1990年到2010年那段停滞不前的岁月。但这场太平洋的“超级风暴”却改变了我的计划。这样的事我已经见得太多。我之前就已决定将会谈及2011年3月11日的悲剧性事件，彼时日本遭受了“三重灾害”，先是灾难性的大型逆冲区地震和海啸，接踵而至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危险的反应堆堆芯熔毁。看着超级台风“海燕”席卷菲律宾，我意识到气候变化的迹象才代表着东亚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而非不瘟不火的经济增长或心存不满的年轻一代，甚至也不是围绕某块土地的国际纠纷。最终，我撕掉了最后一章，重新起草了一章，在其中讲述了许多地质学家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 Epoch)的时间段中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太平洋超级风暴和各种自然灾害的历史。对于传统的日本历史叙述方式而言，这是一种重要的偏移，因为这要求全面接受一个观点，即被称为“日本”的物理意义上的诸岛在地质意义和历史意义上是相当不稳定的。

关于人类世，伦敦地质学会已指出，“有理由将其视为一个正式的纪元，因为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地球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化，使得全球出现了显著不同于全新世或之前的更新世等地质时期的地层特征，包括全新的生物、沉积和地球化学变化”。确实，地球已经历了诸多“全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与工业革命的开始不谋而合。人类世种种变化的驱动力与之前全新世种种变化的驱动力之间也的确存在着重要差异，不再以风力、侵蚀、火山作用或其他的自然力量为主，相反，正是人类造成了这些变化。在全新世中蚀刻地球表面的自然力量与道德无涉，发生的变化基本是价值中立的，相较之下，在人类世的自然力量背后则不乏人的意图和设计。工业革命及其蕴含的种种价值观已经成为生物地层和岩性地层变化背后的引擎，这些变化正被深深刻在我们所处的星球上。正如著名的普鲁士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的知名观点所指出的，如果说在全新世中，气候、海拔和地理位置决定了植被的分布，那么在人类世中，我们的农业需求则成为植被分布的决定因素。

因此，我决定以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为本书收尾，而不是书写一段惯常的国别史，以日本面临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挑战收尾。我相信，随着气候变化的幽灵在我们共同的星球的地平线上日益显现，对于一个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的重要工业国而言，在书写其国别史时，如果不时常关注该国的工业决策造成的短期和长期环境后果，这种写法无异于否定现实。日本在19世纪末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这意味着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它已经充分地享受了工业社会的成果。如果我们向未来展望同样的时间即一个半世纪，据预测地球将升温十度甚至更多，按照当今的标准，很多地方都将不再宜居。在人类世中，地质时间已骤然加速。日本拥有大量的沿海开发地区，数百万人和数百亿投资遍布于地势低洼的地区。一个半世纪之后，与今相比日本将面目全非，大部分地势低洼地区将被淹没，或是时常遭到风暴潮和海啸的侵袭。基于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关于历史长时段的脉络，环境史所提供的教训在于，我们过去的历史赖以上演的物理舞台是不稳定的、动态的，由其支撑和维系的人类社会同样如此。但是气候变化将使这个转型进程变得激烈数倍。

话虽如此，本书倒并非一本环境史。更准确地说，本书是我在看到冰盖和冰川的融化、海平面和风暴强度的上升等变化后，对21世纪历史应然状态的某种想象。这是一本在人类世书写的史书。我认真考虑了日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代表了驱动日本与世界互动的各种价值观，19世纪后期的快速工业化也包含在这一互动之中。本书融合了诸多思考历史的路径——社会的、性别的、文化的、环境的、政治的、人物的——试图以此讲述一个更为完整的、有助于更好理解日本发展的故事。尽管日本以及少数工业化国家必须为绝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人类世的气候变化负责，但地球变化所产生的代价将由全球分担，由所有的物种分担，甚至包括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并无自身历史的物种。譬如在我故乡的大黄石生态系统中，当地的驼鹿在地球气候变化中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当生态系统变暖并使其无法居住时——黄石周边驼鹿数量的减少已经证明了这点——它们也将承担这一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历史叙述中，至少是在国别史和全球史的宏观层面上，必须纳入对于地球变化所需承担的道义责任，并认识到我们给子孙后代带来的挑战，这种道义责任可能未必针对区域性的驼鹿灭绝，但却事关印度尼西亚无休止的洪水泛滥。因此，我决定将环境变化作为日本故事的一个关键部分。

我的历史叙述离不开许多日本史和环境史同行的卓越学识，它们为我通向上述写作目标奠定了基础。写作本书时最大的兴奋之处在于，我自己得以有机会回顾和重温了这些学识中的大部分，彼时它们大多在我的书架上积灰。要想尽数感谢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会需要很大的篇幅，这一已不够简略的简史或许已经超出了剑桥简史系列编辑们的设想，但许多学者仍能在本书各个章节中见到他们自己的贡献，读到被引述的观点。我一如既往地感谢蒙大拿州立大学波兹曼分校的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学院的大力支持；感谢蒙大拿州立大学波兹曼分校文理学院院长尼科尔·雷(Nicol Rae)；感谢蒙大拿州立大学波兹曼分校负责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副校长Renee A．Reijo—Pera。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对知识创新的贡献，像本书这样的项目才有可能完成。以下三位仔细阅读了这一书稿：我的研究生Reed Knappe，英语系的同事Kirk Branch，我的伴侣LaTrelle Scherffius。他们的诸多指正和建议无疑使本书增色几分，对此我深表感激。尽管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错误当然还是难免，这些我都文责自负。

布雷特·L．沃克

于波兹曼，蒙大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