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中国女科学家；第一次把自然科学奖颁发给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让本土中国人获得了生理学或医学奖。

饶毅、张大庆、黎润红编著的《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以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背景，回顾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研究青蒿素的历史过程并关注屠呦呦的特殊贡献，介绍青蒿素对人类健康事业的巨大意义，同时展望中国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和医学在未来的发展。

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给中国科学界一个巨大而值得回味的惊喜。屠呦呦以及青蒿素研究，虽历经40余年风雨，仍难掩其光辉。

《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作者饶毅教授和张大庆教授。以其科学史的慧眼以及关怀，早在数年前，就带领研究生黎润红，关注青蒿素研究项目，以事实厘清中国科学研究的这个经典案例。书中首次呈现了三位作者的精彩工作成果。披露了屠呦呦先生以及青蒿素研究独特而漫长的科研历程。

呦呦鹿呜 食野之蒿

第一章 “523任务”与青蒿素

 “523任务”的下达

 “523任务”的机构组成

第二章 青蒿素的发现

 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现

 青蒿的抗疟有效单体成分的提取时间与命名

 青蒿素结构的测定

 临床验证

 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协作

第三章 特殊历史时期大协作的科学研究

 几次重要的会议

 组织人员，相互协作

第四章 青蒿素的过去与未来

 青蒿素的前世今生

 青蒿素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及青蒿素研究的未来

第五章 从“诺奖”说开去

 革命尚未成功

 科研的思路何其重要

 中医药是一个宝库

 青蒿素与疟疾

附录

 “523任务”大事记

 青蒿素研究大事记

 青蒿素的专利与合作

编后絮语

1971年广州会议——进一步加强了“523任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国家部委到地方行政机关和科研单位的运行，因运动而多次波动，整个领导、组织系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上任者不一定知道这项任务的重要性，“523任务”的执行也出现了困难。1967年制订的三年疟疾防治研究规划也已到期。因此，卫生部军管会、燃料化学工业部（后简称化工部）、中国科学院、总后勤部于1971年3月16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疟疾防治研究工作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调整领导小组，由卫生部任组长，总后勤部任副组长，办公室仍设在军事医学科学院。1971年4月15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了（71）国发文29号文件，对“请示报告”做了批示。同年5月22日，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上“523领导小组”由原来的国家科委（正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组长）、国防科工委、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改为由卫生部（正组长）、总后卫生部（副组长）、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三部一院领导，此外会议还制订了1971年至1975年的全国疟疾防治研究五年规划等。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时在会上有人就抱怨“523”都快变成“无而散”了，希望中央支持继续开展工作，加强研究。5月28目，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给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来信所作的批示。信中报告了西哈努克的私人医生阿里什献给中国一个洽疟方。周总理批示的内容为：

谢华、吴阶平同志请将此信件阅后，交医学科学研究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关单位，进行进一步研究，看可否拿此处方派一、二小组到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有恶性疟疾地区进行实地试用，如有效，我们可大量供应印度支那战场，因为他们正为此所苦。

5月29日，卫生部召集总后卫生部、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负责同志进行研究，拟定了试验方案，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原则同意这样做。

周总理的批示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喜讯，对加强“523任务”的领导和任务落实执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次会议前，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曾打算下马，但未获得卫生部的批准。会议之后，中医研究院革委会和军管会，根据上级的要求，加强了领导，进一步抽调和配备了科研骨干力量，组成了研究小组，保证了工作的进行。屠呦呦提到过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会后中药所重新落实组建抗疟科研组，开展抗疟药效筛选研究，通过对200多种中药380多个提取样品的药效筛选，最后集重点于青蒿上。所以可以说1971年的这次会议，对后来整个“523任务”的继续进行，对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会议上，拟定了今后五年的研究规划。此次会议上提到了西哈努克私人医生所献的疟疾方，其实与解放军后字236部队之前所研究的“防2”极其相似，只是在剂量上稍有修改。

1973年上海会议——任务的巩固与深入

一方面，越南停战协议的签订，人们对战备任务在思想上可能有所松懈；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难题使得一些科研人员的信心不足。为了检查疟疾防治研究五年规划执行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协调任务和更进一步推动抗疟研究工作的开展，1973年2月15日，卫生部、燃化部、中国科学院、总后勤部向总理写了《关于疟疾防治研究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了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71》国发29号文件及5年规划的执行情况，报告了遵照总理指示试验法国医生阿里什处方的情况，提出为适应国内防治疟疾的需要，把三种防疟片等防治药物，除保证援越外，在国内一些重点疫区推广使用；把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究计划；请示召开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调整落实五年研究规划后三年的任务。

在国务院批示后于当年5月28日至6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有卫生部、国务院科教组、燃化部、中国科学院、总后勤部有关负责同志，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军区以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同志和专业组代表，中共中央南方13省、市、自治区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商业部的代表共86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

（1）强化任务的重要性，虽然越南停战协议已经签订，但是强调大家的思想不能放松，疟疾防治依旧是部队卫生保障的一项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国内近些年的疟疾有所回升，严重影响人民健康、工农业生产和战备，因此，防治研究任务依旧十分艰巨。会议上还提出：“当前的问题不是下马，而是要快马加鞭；不能削弱，只能加强，要尽快做出成绩，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由此可以推测出当时确实是有单位在思想上有松懈，这也更能体现出本次会议的重要性。

（2）调整落实五年规划后三年的任务，在原来的规划之上进一步对十个研究专题提出了相应的任务和要求。

（3）根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1973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第321项任务，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已经被列入备有关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单位的科研计划，提出要定期检查，要求参加这项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强调各级办公室要做好组织协作和任务协调工作。

1975年4月成都会议——青蒿素研究工作的全面部署

1974年2月28日～3月1日北京、山东、云南研究青蒿（黄花蒿）的部分人员和“523办公室”领导在中医研究院召开了青蒿专题研究座谈会。

1975年4月14日至4月24日，在成都召开了“523”中医中药专业座谈会。参会的有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山东等地参加五二三中医中药研究专业代表，河南、湖南、湖北有关单位的代表和老中医、赤脚医生共62人。会上各研究单位汇报交流了各项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会上特别提到广东中医学院中医中药研究组八年如一日，坚持深入疟区农村，积累了的救洽脑型疟疾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提到有些单位偏重于实验室研究，关起门来搞提高的倾向也时有表现。

此次会议以青蒿研究为重点，特别是广东中医学院李国桥小组在会上汇报了用云南药物所提供的黄蒿素治疗了18例疟疾的疗效尤其是其中的恶性疟和脑型疟效果十分明显，这给与会人员尤其是中草药小组的成员以很大的鼓舞。同时在会上还有其他中草药的一些汇报，比如鹰爪甲素、仙鹤草抗疟作用的报告等。正如《迟到的报告》中所说这次会议是青蒿（黄花蒿）研究首次大会战重要部署的开始。这次会议之后，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各单位纷纷组织协作进行青蒿简易制剂的研究，改进生产工艺，资源调查研究以及到后来的化学结构改造等做了一定的铺垫。这次会议还部署了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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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呜 食野之蒿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起效快，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无缺点，也不是可以替代其他所有抗疟药的唯一药物。但是，它治疗了很多病人。在结构上，青蒿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阐明，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

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与屠呦呦的工作在2000年年初进入我们的视野。

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523任务”分为几部分：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中药部分，不同研究小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Dtchroafebrifuga）。张昌绍等亍：20世纪40年代曾对常山有开创性的研究。他和同事于1943年报道用常山的粗提物治疗疟疾病人，1945年报道常山所含三种生物碱在鸡的疟疾模型上有作用，1946报道常山碱B（dichroine b，后称dichroine b）在鸡虐模型的抗疟作用，1948年报道常山提取的常山碱g（dichroine g），常山碱b（dichroine b），常山次碱（dichroidine）和喹唑啉（quinazolone）具有抗疟作用，1947年和1948年确定所有这些生物碱的分子式。“523任务”再次考虑和研究了常山，但遇到同样问题：虽然抗疟作用强，呕吐的副作用也很强，因未能克服而不能推广应用。但是，研究常山的路径和方法，基本也是研究青蒿和青蒿素的方法。

而青蒿（Artemisia 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屠呦呦研究小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开列了808个中药的单子，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制率，但效果不稳定。屠呦呦给自己研究小组提供的清单含多个中药，包括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遂、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1971年年初，余亚纲从抗疟科研小组调出去研究支气管炎。屠呦呦研究小组后来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药效仅30％～40％。应该附带指出，有些古书曾记载热水煮青蒿用于治疗疟疾，这种不可靠的记载妨碍了发现中药的真正作用。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蓠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容成功地获得结晶“青蒿素II”（后称青蒿素），屠呦呦于1974年2月在中医研究院召开的青蒿座谈会上提到了青蒿素II的分子式。从明确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黑色胶状物，抗疟有效组分）的抗疟效果到获得青蒿素（白色针状结晶，抗疟有效单体），从而确定了抗疟分子。

屠呦呦研究小组成员还与其他研究组合作，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其结构。这些研究小组发现青蒿素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在1972年获知屠呦呦小组青蒿粗提物有效的信息后，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分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分别获得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黄蒿素”（云南）。1974年初，北京的青蒿素、山东的黄花蒿素和云南的黄蒿素初步被认为相同的药物。

很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

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

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一个药物的发现，除了确定粗提物有效以外还有提纯、药理、结构、临床等部分。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她的研究小组其他成员有重要贡献。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组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例如，中医研究院曾学习云南和山东的青蒿素提取工艺。在中医研究院用自己提取的结晶做临床实验结果不够理想并发现毒副作用时，云南药物所罗泽渊等人提供的结晶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等人明确其对恶性疟尤其是脑型疟有效。而现在使用较为广泛的蒿甲醚、青蒿琥酯等青蒿素的衍生物则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李英等和广西桂林制药厂刘旭等于1976年后多年研究的结果。

考察那一代老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人的生命，但他们本人却默默无闻，相关的文献埋没于即使能读中文者也感冷僻的杂志和一般读者不容易看到的内部会议资料。

我们基于原始中文论文、文件和杂志，在此希望呈现这些发现的历史过程，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古代和近现代中文文献及医疗实践中，可能还有尚待重新发现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