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M.赛克勒先生的一生坚持用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无限影响力根除不公，弘扬和平和正义。他在艺术、科学、医学和人文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无愧于那个时代的文化领导者。米格尔·A.贝纳维兹编著的这本《亚瑟·M.赛克勒》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成长经历、从医经历、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通过文化艺术领域的外交推动和平和正义——阐述亚瑟·M.赛克勒生先的成就和影响力，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成就。

赛克勒为推动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博物馆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即是著名一例。

本书图文并茂，铜版纸彩色印刷，约有63幅插画。

米格尔·A.贝纳维兹编著的这本《亚瑟·M.赛克勒》为亚瑟·M.赛克勒（1913—1987）的传记，传主为美国著名犹太裔医学家、出版人、企业家、艺术品收藏家、艺术赞助人和外交家。书中讲述了赛克勒博士的成长与从医经历，介绍了他在医学研究及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以及通过文化艺术领域的外交推进和平与正义的努力。赛克勒博士创建了克里德莫尔精神生物学研究院，创建了第一份专属于医生的报纸美国《医学论坛报》，影响力遍及世界，并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克拉克大学等地创建了重要的科研中心；他建立了包括大量中国古代艺术品在内的种类丰富的艺术品收藏，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的博物馆大量捐助，捐资修建隶属史密森尼博物院的华盛顿特区赛克勒美术馆；他对中国十分友善，曾多次访华，与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更捐资筹办《中国医学论坛报》、修建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书中附有大量精美文物图片和传主照片。

成长历程

行医艺术

医海只帆

收藏里的科学

艺术与机构

为和平而战

外交的艺术

大都会博物馆的经历

其他艺术与机构

罗马纪实

新博物馆的旧烦恼

赛克勒博士来到华盛顿

为科学而生

其他岛屿上的旅程

易逝的和平

赛克勒与《中国医学论坛报》

融快乐于经营

1940年实习结束后，赛克勒必须出来自立门户，寻找自己的事业。他意识到，不管他多么想继续他的精神病学研究，只当一名科学家是无法支撑起他的家庭的。他也不想开设私人精神病诊所，来医治单个的精神病患者。赛克勒通过与父亲和叔叔们的家庭会议决定，为了养家，他还是应该到方兴未艾的制药业供职。他通过努力在德国先灵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在27岁时晋职为总经理。他的快速晋升只能归功于其卓越表现，因为在这家充斥着反犹思想的公司，他实际上并不受欢迎。

赛克勒从未掩饰过自己的犹太身份，但由于他发色浅，眼睛蓝，所以从未遭到过如此直白的歧视。当他的犹太身份传开之后，赛克勒发现很难约见某些公司董事。但尽管歧视严重，他还是成功了，而且还打破了公司内都得是英国新教徒后裔的壁垒。他审查了公司生产的药品目录，判定哪些药品有效，哪些无效。他组建了一个销售团队来推广那些有效药品。尽管形势严峻，公司却运转良好。后来，根据《外国人财产法案》，这家德国公司被征收了，而仅仅两年后赛克勒也被迫离职。

美国参战后，赛克勒知道他被征召入伍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因为两眼视力不达标，他未能参战。赛克勒没有当兵，他来到长岛的克里德莫尔州立医院开始任住院医，该职位是1944年《为军事服务的分配和采购法案》所提供的职位之一。

在克里德莫尔州立医院，赛克勒进入临床精神病学领域。为配合其住院医的工作，他接受了“弗洛伊德最欣赏的弟子”约翰H.W.范欧普豪伊森的培训，赛克勒和这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终生保持联系。范欧普豪伊森是赛克勒非常敬仰的“头儿”。他是把心理分析引入荷兰的人，当时受邀到美国培训心理分析医生。他还多才多艺，是位令人尊敬的语言学家、技艺高超的业余拳手、出色的水手、天才的风琴师和交响乐队指挥。范欧普豪伊森对科研很感兴趣，支持赛克勒所作的病理生理学研究。他断言，弗洛伊德自己是最先认识到精神错乱有内分泌原因的人之一。

赛克勒也热衷于弗洛伊德主义，接受了关于本我、自我和超自我的理论。他也结识了这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那时她在美国。他还曾和卡尔·荣格共进晚餐。在弗洛伊德晚年受到批评和嘲讽的时候，赛克勒挺身而出为这位现代精神分析之父辩护。他坚持说：“一些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被他的潜意识见解蒙住了双眼，其中太多的人把某些对心理分析的不了解，当成了医学的神秘。”他认为现代精神病学的问题在于“把对弗洛伊德见解的教条化的曲解，强加到这门科学之上”。他说，即便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也会从直觉中寻找答案。

那时，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少。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被称为“疯子的避难所”。赛克勒在克里德莫尔州立医院任住院医时，被指派负责医院的R楼，专门收治有暴力倾向的女病人。他说就像生活在一场现实版的《马拉·萨德》里一样。有时，他不得不努力应对病人；有时，病人会攻击他。有个病人把她的勺子锉成匕首，并试图刺他。他不得不与“疯狂的力量”搏斗，并亲自验证了这种名不虚传的力量。在克里德莫尔州立医院期间，他形成了基因而不是环境决定人性格的观点。因此，他用当时那种环境下极为罕见的仁慈来对待病人。有位叫皮尔的病人喜好食物，他就带她去卢吉·玛池饭店，那里的店规是“吃饭不限量”。皮尔惊讶地看到有那么多食物，于是不仅吃饱，而且还往自己手袋里装了更多的食物带走。

赛克勒在克里德莫尔州立医院的创新之一是，他整合了纽约市的血库。此前，根据法律，血库是按黑人献血者和白人献血者分开的。赛克勒气愤地否定了这一种族主义做法，并说血液的来源对血液没有影响。他说：“血液就是血液。”他立誓要把血库整合起来。当血库整合起来以后，血液质量并没有出现问题。于是其他机构开始效仿。其后不久，相关法律做了修订。

1944年，赛克勒邀请他的两个弟弟也来克里德莫尔州立医院工作。他们两人都己通过在哈莱姆医院的实习获得了相关资质。莫蒂默在那儿实习了一年，而雷蒙德则在那儿完成了住院医培训。1945年，父亲心脏病发作，他们匆匆从克里德莫尔赶到了父亲身旁，但是已经回天乏术了。父亲神志清醒，精神状态良好。他告诉索菲他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的是蓝色连衣裙。不久，父亲安详地永别了家人。去世前他曾说自己一生幸福。他遗憾没能给儿子们留下“好名声”之外的其他东西。而对赛克勒而言，“好名声”才是最重要的，它一旦失去，将永不复回。如果失去的只是财产，总还可以再挣回来。

赛克勒从先灵制药公司不太愉快地离职后，在一家名为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的小广告公司临时任职。两年间，他晚上和周末在这里工作，而白天在克里德莫尔州立医院当住院医。他很感激这家公司敢于给他这个职位，因为那时的广告业基本上对于犹太人来说还是禁区。

赛克勒证明了自己是医药领域广告的开拓者。他致力于在新药获得批准后，尽快通过行业内出版物上的广告，告知医生们与这些新药相关的进展。他明白使医生们了解这些进展的最佳途径就是述论文章和印刷广告。他是科学家，也像科学家那样研究工作。他在接手一个产品前，会阅读所有的现有文献。那时的药品尚没有数十年之后——从纯医疗性过渡到消遣性时——才沾染上的污点。

第一种现代的“神奇药物”胰岛素于1921年被发现，被誉为巨大的胜利。那时，糖尿病的死亡率正以令人警觉的速度上升。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礼来制药公司于1923年获批大量生产胰岛素。到1932年，由于巨大的需求，该药的价格下降了90％。加上青霉素等新药的涌现，医学上奇迹般的治愈成为可能。

赛克勒的加入给这家广告公司增添了巨大的活力。他的法宝在于永远超越客户的预期。他很快就成了公司的负责人并进行各种决策。当麦克亚当斯先生退休时，赛克勒买下了这家公司，并给了麦克亚当斯丰厚的退休金。赛克勒没有辞退任何员工，哪怕一些员工确实已经没有生产力。他继续帮助自己的亲人，给予弟弟们、堂兄弟们和其他亲戚们工作机会。他引入了众多的新鲜理念，以至于他重新定义了医学广告。医学广告业己经变成了一个以坚实科研为基础的欣欣向荣的产业。据估计，赛克勒培训了业内80％的从业者，他们日后又开设了各自的“作坊”。

赛克勒还帮助朋友们创建自己的公司。比尔·弗罗利希开始仅是麦克亚当斯广告公司的一名设计师，在赛克勒的帮助下，他开办了自己的代理公司。如果麦克亚当斯广告公司业务太忙，赛克勒就会把客户介绍给弗罗利希公司。赛克勒还出资设立其他的医学出版物，并让朋友掌管，他并不直接向这些刊物投放任何内容。比如，他曾为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优雅的朋友费力克斯·马蒂·阿巴尼斯医生建立了《MD杂志》。就是通过阿巴尼斯，赛克勒结识了迷人的女演员玛琳·黛德丽。第一次相约，黛德丽迟到了。当她为让他们久等而道歉时，赛克勒回答说：“当已经等了一辈子的时候，多等半个小时又算什么。”

赛克勒在麦克亚当斯广告公司期间，医药广告业成长为大产业。而这时，报纸开始抱怨高涨的药价，这些报纸攻击医药广告推高了药价。赛克勒明白公司盈利必须考虑巨大的研发费用。他指出，如果药品有效，其需求就会提高，成本自然会降下来。医生们必须被告知医药领域的新进展。那时候，药品营销通过拜访医生和行业邮件进行，并不直接针对大众。广告创造了需求，并由此使药品成本下降，从而令消费者获益。因此，宣传就等同于市场份额。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医生们被鼓励在处方中使用价格较低的非专利药。赛克勒发起的试验证明，很多情况下，非专利药和品牌药并不完全一致，疗效也不如品牌药物。尽管赛克勒从不断增长的医药广告中获益颇丰，但他坚决反对过量处方。他警告说：“任何药品都有副作用，医生必须权衡疗效和可能的副作用。”对于吃药，他给出的建议是：“如可能，应该在彻底痊愈时停药，否则会带来很多麻烦。”

P16-18

亚瑟·M.赛克勒是一个好人，一位伟人，结识他对于我的一生意义重大。

此前我曾为赛克勒博士工作了四年有余，1987年的一天，他步入我的办公室，问我愿否做他的儿子。他说：“你不必现在回答，但我希望你能同意，这于你也有裨益。”自从与其相识，我对他的仰慕和尊敬与日俱增，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导师和父辈。但数日后，我还是告诉他我不能接受他的慷慨提议。他虽伤心，但理解我为自己父亲的名字自豪。而我同样为与赛克勒的渊源而自豪。他辞世后，我仍致力于他未竞的事业，作为设计师、出版者和顾问，继续为赛克勒的一个基金会工作。

我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在赛克勒博士家中的办公室工作。他对最新科技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所以他让我建立一个系统，使他可以与其位于世界各地的办公室联通。他说：“这将是我全球运作的神经中枢。”他还要我为其艺术收藏品开发一个目录系统，当时大约包括3万件艺术品。

几乎每天我们都谈论时事，谈论他的公司和对世界的美好愿景。他对我观点的兴趣似乎不亚于我对他观点的兴趣。他给予我建议与关怀。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我正承担着帮助养家的责任，正如赛克勒博士当初一样。他认可这种亲情并给予我鼓励。

有时他会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听他打电话，或把我介绍给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朋友。有一次，史密森尼博物院行政总裁亚当斯来访，赛克勒博士把我叫进来介绍说：“他就是我所信任的人。”

我们常常一起说笑。下面是他给我讲的众多幽默故事之一：“我那时正在医院工作，一个周末，一些病人找到我说，他们都是耶稣。我逐个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可能是耶稣，因为耶稣去世已经两千年了。当最后一位病人过来告诉我她是耶稣时，我说：‘你是女人，而耶稣是男的，而且其他三位病人刚刚告诉我他们也是耶稣。’那位病人回答道：‘可是，赛克勒医生，你知道他们疯了。’”每当想起这些，我总会微笑。

他太忙，也太谦逊，不会为自己立传，而其功德不言自明，远胜于我所能描摹。因而我尝试着在书中从他的视角呈现事实，虽夹有一些我的回忆，但主要内容源自赛克勒博士自己的文字，主要包含他在其《医学论坛报》上每周的专栏文章，还有他的演讲、书信以及个人札记。书中插图内的艺术品，多为他乐于为伴的“精美物品”。

本书出版于赛克勒博士辞世25年之后，揭示了他那使人着迷，令人鼓舞的多面人生。我希望它可以描摹出这位伟大的世界公民性格中的细枝末节。

米格尔·A.贝纳维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