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主编的《所有路的尽头@2014》所编选的十部中篇小说，是2014年的翘楚之作。这些作家也都是各大文学期刊中篇小说的主力作家。他们多年耕耘在这个领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篇小说作为长盛不衰的一个文体，与这些作家经年努力密不可分。

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孟繁华主编的《所有路的尽头@2014》精选了2014年度中国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多种多样的叙述手法，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反映悲喜人生、复杂人性的生动和深刻方面，呈现出优秀的品质和丰富而绚丽的艺术光彩。

序：中国式的“反乌托邦”小说

深圳蓝

赤驴

良霞

滚钩

第四十圈

成长

所有路的尽头．

世间已无陈金芳

淘宝

镜子

附录：2014年最佳长篇小说存目

深圳蓝

邓一光

台风“贝碧嘉”经过深圳那天晚上，戴有高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和一群脑控机器人打电玩，那些家伙衣着鲜亮，发型时髦，口哨吹得够炫，他技输群雄，被灭得厉害，觉得特别自卑，一时没有控制住，弄来一把菜刀悲愤地把自己给劈了。那帮家伙茫然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他，叽哩咕噜一阵商量，然后纷纷上前撕开同伴的硅胶假体，掐下芯片，相继倒地而绝，现场一片血腥。

早上醒来，戴有高在宿舍里走来走去，回忆梦中的自戕过程。他不大相信自己——或者说人类——能够靠榜样的力量诱使机器人大面积崩溃。问题还不在这里，戴有高弄不懂，他已经把自己劈成了两爿，照说魂飞魄散了，怎么会看到机器人互相残杀的场面？戴有高认为这一段梦境非常不真实，但他不愿意掐去它，不然他连一点再做梦的自信心都没有了。

台风过后，负氧离子充沛，空气湿答答的，伸手便能抓到细小的水珠。那些水珠是活的，如果戴有高不走来走去，安静地站着或者坐着，他就能听见水珠们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对他窃窃的嘲笑声。回南天结束之后，戴有高一直在等待台风。这半年他的运气有点衰，干什么都掉瓷，接连做砸了两单活，业绩出现下滑趋势，这让他对自己很不满意。他本来打算和将要连续到来的热带风暴玩上几把，把身上的霉气冲洗掉，然后再重新披挂上阵，没想到，第一个台风到来的时候他就被脑控机器人缠住，错过了“贝碧嘉”。

戴有高在一家线上奢侈品公司工作，负责商品打样和采购管理。作为奢侈品电商，公司推出的商品是否能在本土市场落地是关键，戴有高整天和市场部筛选顾问们沟通，分析国内市场莫测的品牌变化，研究顾客变态的组合诉求，然后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职业买手们发布采购报告，四大时装周期间，他还得飞往欧洲现场看样，向买手们下达商品调整单。有一年圣诞节，公司搞派对，老板喝多了酒，当着员工们说，你们中间有几个人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存亡。老板没有说出那几个员工的名字，但大家都心照不宣，戴有高是其中之一。不过，戴有高从不夸大自己在公司里的作用，他理智地认为，他这样的商品赏金猎人不过是人力资源部门配制中的一枚棋子，在技术时代里不难复制，只是公司和他彼此找到了合适的对方而已。

这个周末，戴有高刚从欧洲回来，他发现整座宿舍楼里人都走光了，之前公司抢春季档抢得硝烟弥漫，连续八周没有休假，这一周才放员工们休了两天，同部门的老丁和小佟昨天一下班就走了，连宿舍都没有回。戴有高在宿舍里走来走去，然后站下来朝镜子里看。镜子里的他头发蓬松，脸颊深陷，颧骨上有一抹可疑的红晕，看上去像十九世纪彼得堡那些患上了痨病的诗人。在国外奔波了四十多天，难得遇上一个周末，可以休息也可以杀人，戴有高却像一只试验鼠似的在宿舍里走来走去，这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他决定干点什么。他决定去看看李爱，顺便看望一下他的房子。

戴有高有四个多月没有见到李爱了。李爱是戴有高的前妻，房子是他的房子。李爱二十六岁，比戴有高小七岁，他俩有过三年混沌的同居生活，两年茫然的婚姻生活，最终以分手结束这段关系。戴有高是客家土著，父母是西涌人，深圳建市时家里押地成了地主，以后父亲忙着盖房收租子，母亲当上了公务员，父母俩联手打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戴有高和很多土著家庭的孩子一样，从生下来到长大基本上都守在这座城市里，深圳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深圳工作。李爱不同，李爱是湖南人，在一家私募基金做投资分析员，她来深圳时间晚，政府的廉租房排不上号，以她的收入在深圳根本供不起房，他俩共同生活时，一直住在戴有高的房子里。戴有高的房子在华侨城，是戴有高的婚前财产，他父母出国前留给他的；房子不大，两间带双露台，靠近著名的天鹅湖湿地，环境优美，住着相当舒服，它证明戴有高的父母不爱他们的出身国，但还是爱戴有高的。两人分手的时候李爱没处可去，提出暂时借住一段时间，等找到房子再搬走。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要求。戴有高在公司是高级员工，有一间带厨卫的专用宿舍，如果不满意，凭借不菲的薪酬他能支付一线区域内任何一套两居室的首付，就为这个，他也应该答应前妻的请求。一想到离婚后能前隙尽释照料前妻，就像照顾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戴有高就有一种特别的慰藉，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戴有高回到华侨城，用钥匙开了门，他和李爱都吓了一跳。李爱基本上光着身子，香汗吁吁地倒插在一张瑜伽毯上练蚂蚱式，埋怨戴有高不该不摁门铃就往屋里闯，问戴有高来干什么。戴有高不喜欢李爱警惕的表情和口气，好像她忘了这是他的房子，他有权随时回来，她光着身子并不能改变他对私产随时监管的事实，再说他俩虽然离了婚，但他的东西全在这里，他和它们没离，至少他可以回来拿几条换洗底裤吧。

李爱有点不高兴地从瑜伽毯上爬起来，一边脱下练功服去盥洗室冲凉，一边毫不客气地要戴有高走之前把钥匙留下来。

戴有高没有和李爱计较。他困惑地站在客厅里朝四下看，那个样子就像他在找一张床，他打算现在睡上去，到明年这个时候再醒过来。但他不是在找床，而是在打量屋子。这是他的房子，法律上是，借给前妻李爱住，但他怎么都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李爱性格上大大咧咧，不喜欢做家务，他俩一块过的时候家里乱糟糟的，到处堆放着等待处理的垃圾，这对讲究品质生活的戴有高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折磨，他俩没少为这个吵架。现在不一样了，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整洁得像天使的住处，和戴有高半年前搬去公司宿舍时完全两样，好像在他离开以后，李爱立刻变成了一个田螺姑娘，她就是为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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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式的“反乌托邦”小说

孟繁华

这里编选的十部中篇小说，是2014年的翘楚之作。这些作家也都是各大文学期刊中篇小说的主力作家。他们多年耕耘在这个领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篇小说作为长盛不衰的一个文体，与这些作家经年努力密不可分。但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年的序言我不再逐一评论每一部作品，而是集中评价、讨论老奎的《赤驴》。之所以这样做，不是说老奎写了一部石破天惊的伟大的小说，也不是说老奎对小说创作做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贡献。在我看来，老奎这部《赤驴》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他用我们不曾见过的视角和内容，发现了另一个“文革”。

“文革”期间，“下放干部”和知青是被流放的两个知识群体。这两个知识群体“文革”期间“走向民间”，与延安时期完全不同。延安时期的走向民间，毛泽东是让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实现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的“转译”，也就是要求他们通过向人民大众的学习，能够创作出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而“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下乡，最主要的目的则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当文革结束，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回到城里之后，最急于表达的就是控诉自己在这“广阔天地”的悲惨遭遇。这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共同的特点，也是最大的问题。在“知识分子”的“伤痕”中，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乡村问题，在知识分子的叙述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知识分子的苦难，农民的苦难或者“贱民”的苦难甚至不被当做问题对待。也正因为如此，“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没有留下像样的作品。后来，我们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小说中，看到了中国农民“文革”期间的真实状态，我们被深深震撼了。也正是从那时起，流行中国将近四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题材”小说，重新回到了“新乡土文学”。

现在，我要讨论小说《赤驴》，作家老奎名不见经传，甚至从来没有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这部《赤驴》，也是首发在他的小说集《赤驴》中。当我第一次看到小说的时候，我有如电击：这应该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它书写的也是乡村中国“文革”时期的苦难，但它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等还不一样。周克芹、古华延续的还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那时的乡村中国虽然距“五四”时代已经六十多年，但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乡村发生。我们看到的还是老许茂和他女儿们不整的衣衫、木讷的目光和菜色的容颜，看到的还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愚昧无知，以及盘青青和李幸福无望的爱情；而《赤驴》几乎就是一部“原生态”的小说。这里没有秦秋田，也没有李幸福。或者说，这里没有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参与。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饲养员王吉合、富农老婆小凤英以及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这四个人构成了一个“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是这貌似通俗文学的结构，却从一个方面以极端文学化的方式，表达了“文革”期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权力的关系。

小凤英出身于贫下中农，但她嫁给了富农分子，也就成了“富农分子家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虽然没有飞黄腾达的诉求，但这一命名还会让她低人一等忍气吞声。为了生存，小凤英也像其他村民一样偷粮食。但是这一次却让老光棍儿饲养员王吉合抓住了。小凤英不认账，王吉合不罢手，于是，小凤英只好答应让王吉合从她裤子里往外掏粮食。小凤英

说着就松开了裤腰带。王吉合大概是气懵了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把手伸了进去，抓住一把玉茭往出抽时，碰到一团毛乎乎的东西，吓得他赶紧松开粮食把手抽了出来。

小凤英看王吉合吓成这孙样，就小声说：“吉合叔你是正经人，掏吧没事儿。”王吉合就又傻乎乎地把手伸了进去，小凤英就赶紧捏住他的手往那地方摁，王吉合也禁不住摸了几下，感觉出跟他从小孩儿身上看到的大不一样，知道已不是什么好看、干净的东西，却也不想住了手，一会儿就把小凤英鼓捣得不成人样儿了。于是赶紧顶上门儿，俩人到那边一个空驴槽里马马虎虎地来了一回。小凤英走时，除了捧走自家分的那堆土粮食，还到瓮里挖了两瓢好粮食倒进自己的口袋里。王吉合当时还在那边驴槽旁发愣。

此后王吉合便和小凤英不断发生这种关系。更为荒唐的是，每次完事后，小凤英都要按照“数字”从王吉合那里拿走一定数量的粮食或食盐。久而久之，小凤英怀了孕。这件事情让王吉合颇费踌躇：他是一个鳏夫，有了骨血本应欢天喜地，但他又是县上的劳模，一个红色饲养员。这种事情一旦败露，不仅他个人失了名誉，重要的是大队、县上也不答应。当支书知道了这件事时，支书说：“如果让县里知道了，你的党籍保不住，我的支书也得免了，丢不丢人？现在听我的，你和小凤英的事，哪儿说哪儿落，说到这屋里为止，再也不能对第三个人说了记住没有？出了这问屋该怎么还怎么，就当啥事也没有。至于给不给小凤英挂破鞋游街，等你开完会再说。但我可告诉你，以后，特别是现在这关键时候，你绝对不许跟她再有问题了，记住了没有？”王吉合自是感恩不尽。事情终于有了转机：王吉合因欲火中烧，小凤英不在身边，他在与母驴发生关系时被母驴踢死。队长看了现场说，王吉合喂驴时不小心让驴给踢死了，说吉合同志活得光荣死得壮烈，他一心想着集体却落了个外丧。王吉合与小凤英的风流韵事也到此为止，没了后话。  但是，小凤英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富农王大门将老婆小凤英告到了书记这里。书记用反动家庭拉拢贫下中农等说法把王大门吓了回去。但仲计小凤英到他家里来一趟：

支书严肃地说：“你一个富农家的老婆勾引一个贫下中农，这是拉拢腐化革命群众，何况王吉合又是村革委委员，县里的典型，你这不是拉革命干部下水吗？光这一条就够你受了，再加上你用这个骗取生产队的粮食，更是罪加一等。”

小凤英用乞求的声音说：“王吉合也死了，你就饶了我们吧，大门说你不是已经答应要饶过我们吗？求求支书你了。”

支书见时机已成熟，便把小板凳往前移了移，坐到小凤英腿跟前，淫笑着说：“都说王吉合是骡马骨头不留后，我就不信他能叫你怀上孩子，我看看到底是不是。”说着伸出手就去摸她的肚子。小凤英急忙拨开他的手，喘着气说：“支书你不能这样，俺不是那种人。”支书笑着说：“你还不是那种人，咋把肚子也弄大了？”小凤英赶紧站起来说：“俺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要不是没办法俺也不。”

支书看小凤英很不识相，便站起来背着手说：“好好好，那咱就公事公办，你回去等着挂破鞋游街吧。”

小凤英瞧支书一脸凶相，便哀求道：“别别别这样，俺依你，可肚里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俺怕伤着了孩子，等生了孩子再，行不行啊？”

支书摇摇手说：“那就算了，你走吧。”

小凤英使劲抿抿嘴，狠狠心说“我也豁出去了”，然后走过去到炕上把裤子脱了下来，支书也很利索地把裤子一脱就要往她身上趴，小凤英赶紧用两手托着他的膀子说：“你轻点儿，你千万别使劲儿压我的肚子，啊，哎呦哎呦，轻点儿轻点儿……”

小凤英和王吉合苟且，是为了生存活命。小凤英主动献身，是因为王吉合掌握着喂牲畜的粮食。因此，小凤英与王吉合的关系，既是交换关系也是权力关系。如果王吉合没有粮食资源，小凤英不可能或者也没有理由与王吉合发生关系。王吉合虽然是个粗俗不堪的普通农民，但因为他借助掌控的粮食资源，毕竟还给小凤英以某种补偿，小凤英尽管屈辱，但在物资紧缺时代她度过了难关；权力关系赤裸的丑陋，更体现在书记与小凤英的关系上。书记是利用自己掌控的公权力以权谋私，通过权力关系换取性关系。也就是今天说的“权色交易”。因此，“土改”期间对中国乡绅阶层、地主阶层的重新命名，不仅重新分配了他们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此后若干年的命运。“文革”期问他们的命运尤其悲惨，王大门、小凤英的卑微人生，由此可见一斑。“文革”期间权力的宰制不仅体现在书记明目张胆对性的索取，也体现在队长对粮食的无偿占有。王吉合为了掩人耳目，将给小凤英装有粮食的口袋放到一个草垛里，无意中被队长发现，他拿走了粮食却有贼喊捉贼：

吉合叔你也不是别人，待我也不薄，我就告诉你实话，那天口袋里的粮食我吃了，也不清楚是哪个狗目的鼓捣粮食，当时要是有人敢认领了口袋，我非收拾狗日的不可。知道也没人敢撑头儿，我操了好长时间的心，看谁敢对那条口袋多看两眼，我就敢问问他个究竟。”王吉合说：“我就多看了它两眼。”原队长说：“吉合叔，你就是把眼殊儿都看到上面儿了，我也不疑心你。倒是小凤英有些不地道，听说她走到半道儿又返回去了，可我思想她也没那胆气。我倒是猜疑那两个民兵，狗日的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抽时间我得刨刨底儿。”王吉合说：“要是弄清了也够他们喝一壶的。”原队长说：“话又说回来，也没啥意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今儿也是说起闲话来随便叨叨，我就是咽不下去这口气。”王吉合听他这么说也不想接茬再说，眯着眼哈欠连天，他看出王吉合在赶他走，就顺势说天也不早了，该走啦。王吉合也不说挽留的话，任他走出去，然后自己也到炕上歇着了。

“文革”构建了一个虚假的“道德理想国”，道德理想主义是“文革”意识形态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部怕死”、“一不为名，而不为利”、“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但是，文革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最后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在虚假的道德理想主义背后，恰是道德的全面沦陷。因此，“底层的沦陷”并非起始于金钱价值观支配下的著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从道德理想迅速转换为金钱理想，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其间的内在逻辑是完全成立的：金钱是构建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它的支配力量是金钱资本；“文革”期间的道德理想主义本来就是权力构建的产物，民众的盲目认同也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逻辑之中。那个时代不断迎接和庆祝的“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虚假狂欢，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从道德崇拜到金钱崇拜的转换，都在权力结构里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无论文革的道德理想还是今天的金钱崇拜，核心问题都是权力的问题。

我之所以推崇《赤驴》，更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二十世纪西方出现了“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三部小说深刻检讨了乌托邦建构的内在悖谬——统一秩序的建立以及“集体”与个人的尖锐对立。在“反乌托邦”的叙事中，身体的凸显和解放几乎是共同的特征。用话语建构的乌托邦世界，最终导致了虚无主义。那么，走出虚无主义的绝望，获得自我确证的方式只有身体。《1984》中的温斯顿与裘丽娅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性爱。在温斯顿看来，性欲本身超越了爱情，是因为性欲、身体、性爱或高潮是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拥抱也是一场战斗。因此，温斯顿尝试去寻找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时，他在“性欲”中看到了可能。他赞赏裘丽娅是因为她有“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于是，这里的“性欲”不仅仅是性本身，而是为无处逃遁的虚无主义提供了最后的庇护。当然，《赤驴》中的王吉合或小凤英不是，也不可能是温斯顿或裘丽娅。他们只是中国最底层的斯皮瓦克意义上的“贱民”，或葛兰西意义上的“属下”。他们没有身体解放的自觉意识和要求，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困惑和烦恼。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但是，他们无意识的本能要求——生存和性欲的驱使，竟与温斯顿、裘丽娅的政治诉求殊途同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赤驴》才可以在中国“反乌托邦”小说的层面讨论。它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几乎是误打误撞的。

从百年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下小说的发展，“身体”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除了自然灾难和人为战争的饥饿、伤病和死亡外，政治同样与身体有密切关系。一个极端化的例子是“土改”，当一个人被命名为“地主”、“富农”时，不仅随意处置他个人财产是合法的，而且对他任何羞辱、折磨甚至诉诸身体消灭都是合法的。我们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对此都耳熟能详；在讲述“文革”的小说中，对意识形态的“敌人”，实施最严酷的肉体惩罚或精神折磨，也是合法的，比如《布礼》中的钟亦诚、《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楚吾轩等；同样，“文革”结束之后，张贤亮、王安忆等率先表达的“身体”解放，虽然不乏“悲壮”，但也扮演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三恋”等，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小说。但是，这些欲言又止犹疑不决的“身体解放”诉求，比起《赤驴》来显然有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也隐约表现了知识分子鼠首两端的不彻底性。老奎作为一个来自“草根”的底层作家，他以生活作为依据的创作，不经意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革命：那就是——他以“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文革”期间的乡村生活，也用文学的方式最生动、最直观也最有力量地呈现了一个道德理想时代的幻灭景观。但是，那一切也许并没有成为过去——如果说小凤英用身体换取生存还是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今天隐秘在不同角落的交换，可能就这样构成了一个欲望勃发或欲望无边的时代。因此，性、欲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本能的问题，它与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分开。

2014年12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