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小法所著的《日本侵华战争的精神毒瘤－－在华神社真相》一书研究的日本“在华神社”是世界“二战”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此意义上来说，本著与“安倍谈话”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海外“侵略神社”的重要一支，就如慰安妇等问题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毒瘤，残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亚洲人民。认清它们的历史真相，是研究者的职责所在。

研究的目的是实地踏访日本建在我国各地的神社的遗址，并准备把调查报告及时公布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华神社”的过去和今天，从而使得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和史观宋对待这些历史上日寇留下的精神毒瘤，真正了解“在华神社”的真相，不至于因无知而盲目将它们视作“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

由陈小法所著的《日本侵华战争的精神毒瘤－－在华神社真相》一书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日本神社概述，第二部分为“在华神社”的概况（当时的照片、神社建制），第三部分为“在华神社”的个案分析（包括杭州神社、南京神社、新乡神社、北京神社），第四部分为“在华神社”所进行的主要祭祀活动及其殖民化教育、日本对我国的宗教侵略活动之研究。在中国，这是一个崭新的选题，几乎没有学者涉及同类题材。本书有助于人们认清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宗教侵略和皇民化教育的本质，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精神毒害。

序章

一、几个相关概念

二、警惕，侵略神社死灰复燃

第一章 日本人与神社

引子 日本“许仙”与神社

一、神社起源

二、神社设施

三、参拜之法

四、神职人员

五、社会功能

六、结语

第二章 神杜祭神中的中国人

一、张良——大天魔源义经神

二、杨贵妃——热田神社的明神

三、林净因——日本食神

四、溥杰——爱新觉罗社祭神

第三章 中国的神道研究

一、中国文献最早记载神道

二、笔谈中的日本神道

三、明代文献中的日本神道

四、黄遵宪的神道研究

五、现代的日本神道研究

附录：中文神道研究成果目录

第四章 “在华神社”之研究

 第一节 “在华神社”概况

一、最早的“在华神社”

二、“在华神社”推进的几个重要阶段

三、“在华神社”的性质

 第二节 台湾地区

一、台湾地区最早的神社开山神社

二、台湾地区最大的神社台湾神社

三、台湾地区“在华神社”的性质

四、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第三节 东北地区

一、东北“在华神社”的复杂性

二、东北第一神社安东神社

三、首座移民神社弥荣神社

四、东北地区的第一大庙一建国神庙

五、结语

附录

 第四节 我国其他地区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建立的神社

二、“卢沟桥事变”后建立的神社

三、其他神道设施

四、若干神社介绍

五、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参考文献

后记

序章

一、几个相关概念

（一）“在华神社”

“在华神社”一词并非笔者首倡。管见所及，2009年中国学者王海燕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国家神道》一文中就已经使用“在华神社”。但她在使用这一“新词”时，并没有进行专门的概念厘定，而通读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她笔下的“在华神社”概指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作为本土神社的延伸，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军事、经济要地建立的神社。所祭之神是以天照大神、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神灵皇祖，建筑式样也是日本式样。她将时间设定在日军占领中国台湾至“二战”战败期间。①无独有偶，笔者在接触到王海燕教授的上述论文之前，也在多处场合使用了“在华神社”一词。但与之相比，还是有几处略为相异：

第一，时间点的设置不同。本书涉及的“在华神社”上溯到日本侵华之前建立的神社，如上海神社的前身上海金刀比罗神社，创建于1875年左右；下延至1955年在山口下关复建的大连神社，这个大连神社是“在华神社”中的特例，原建在中国大连。“二战”结束后，其所谓“神体”被带回日本。因此，现在的大连神社与原来的可谓一脉相承，是研究日本“在华神社”真相的好例子。

第二，关注的祭神面不同。诚如王教授所言，天照大神、明治天皇是“在华神社”主要的祭神，但实际上祭神五花八门，因地因时因利而不同。如从中国台湾地区来看，最多的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而开拓三神也绝对不少。

第三，神社的建筑式样不同。“在华神社”并不全是日本化的，也有少量是中国庙宇式样，如台湾地区最早的开山神社等。

第四，叙述的对象不同。除了王海燕教授提及的神社、神宫、神祠等外，拙著还论及了与之相关的忠灵塔、忠魂碑、表忠碑、纪念碑及遥拜所等。

换言之，笔者所谓的“在华神社”，泛指日本在中华大地上所建的一切与神道相关的设施。当然，限于篇幅和精力，论述主要侧重于那些为侵略扩张服务的神社。

{二）“海外神社”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海外移民的增多和对外侵略的扩张，神社也在海外不断增建。这些神社起初被称为“外地神社”“居留民神社”等，“外地”当时也包括北海道、小笠原群岛及琉球。1933年5月自日本神道学者小笠原省三创办《海外的神社》（神道评论社）杂志后，“海外神社”一名才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除建于现属日本的北海道、琉球之外，那些建在中国、朝鲜、美国（夏威夷）、俄罗斯（库页岛）、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的日本神社。“海外神社”总数超过600座，如果算上上述国家中的“社‘神祠”等奉祀神祇的设施，其可统计的数量达1600多座，加上一些没有被登记在册的如军队内部的神道相关设施，数量相当庞大。

（三）“侵略神社”

上已说及，小笠原省三最初的“海外神社”概念，也包括北海道、冲绳、小笠原诸岛等地的神社，因此，他所谓的“海外”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概念有所区别。

如果不了解日本历史，很难正确理解这些“海外神社”的内在性质，也难以将其与日本国内神社进行区别。鉴于此，日本学者新田光子把“海外神社”按照社会功能分为两种类型：氏神型和神宫型。所谓“氏神型”神社，即它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氏子”（属于祭祀同一氏族神地区的居民），一般由海外移民自建，他们自发而积极地进行参拜，参加神社的仪式活动。而“神宫型”神社是由国家建立的，与“氏神型”神社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它实行强制性的参拜和信仰统治。如按新田光子所言，“在华神社”几乎都属于“神宫型”神社。

2003年9月，日本新干社出版了日本学者辻子实的专著《侵略神社——为了思考靖国神社》，引起了广泛关注。作者以大量照片为基础，运用详尽的原始史料深刻揭露了日本自明治时期至“二战”战败，在海外各国、各地区建造的神社的侵略性质。关于把“海外神社”称为“侵略神社”的原因，作者在书中写道：在海外创建的官币神社无一例外，是日本殖民化政策或出于政治目的在占领地而建的，是宣传和强制实行皇国臣民教育、八纮一字思想的场所。①（P001-004）

自序

201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此重大时点，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民间机构等隆重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庆祝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而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意义尤为重大。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不仅开辟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更是开启了“东方睡狮”重镇雄风的新征程。

值此之际，我们认为维护历史真相，伸张人类正义，追索历史公道，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正义人士的强大呼声。然而，与此美好意愿相反，回顾日本政府最近的一些言行，不得不让我们感到中日关系又有些“冷风习习”：政要频发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公然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公然军事介入南海纠纷，与菲律宾先后多次进行军事演习；领导人公然酒后狂言，声称正在准备与中国的战争；为了国内通过新安保法制，再度变本加厉炒作“中国威胁论”；等等。

上述行径，也惊醒了日本国内部分具有良知的人们。2015年S月7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致书《文艺春秋》《读卖新闻》等多家日本媒体，其中强调：“应该带着勇气与谦虚的态度正视自身历史中负面的部分。牢记从中汲取的教训来引领国家是现代政治家的责任和义务。”他说：“一个民族受到的伤害，即使历经三代人上百年的时间也不会消除。”

尽管已过去70年，可由那场日本侵略者发动继而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出受害者的记忆，更谈不上抚乎被蹂躏者的心灵创伤，反而时不时地被日本一些右翼政客、团体那些无责任甚至缺失良知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无情揭开伤疤并撒盐。我们说，揭疤次数多了，即使伤口有一天总算愈合了，但也已留深深疤痕，也许再也不能褪去。日本。难道连这一点起码常识都不懂？！我想当然不是，主要问题是一撮人被眼前小利熏心，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和战略思维。

如何与日本人打交道，我们的先人多有忠告。在生前身后毁誉参半的清朝重臣李鸿章一生与日本的交涉时间达到四十年，他对日本的某些论断即使时至今日，依然值得借鉴。如在《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提到的“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在《论日本修约》中言及的“窃维日地褊小，而有大志。日人诡谲而能自强，实为东方异日隐患”等。回首百余年来日本侵略给我们带来的罄竹难书的血泪史之际，李鸿章之言竟成谶语。

对于日本，中国人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澳大利亚华人雪珥先生曾在《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2010年）的“序言”中提到：“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依然奇怪地坚信‘以德报怨’的单相思，可以弥合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又，“我们对日史观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于非要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民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包括日奉在内的大量海外史料说明，日本人民从来不是什么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就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是‘不幸战败’而已。”这些“狠话”足以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

众多的有识之士早就告诫过我们，要重视日本的研究，要警惕这位邻邦的言行。最近几年，中曰关系三番五次遭遇重挫，出现钟摆效应，这表明我们的研究确实还不够深入，对当前日本领导人的意图揭露还达不到入木三分。不仅如此，有的反而还存有幻想，因此导致我们在对日问题上忙于应对，难以制定相对稳定、可以预期的对日战略，往往会因短期波动而影响大局。

说到对日研究，抗日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年八月伊始，习近平主席在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就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做出重要指示，他说：“要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而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日本的文化侵略、宗教渗透、奴化教育等作为帮凶，在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研究是重要一环。而本书所涉及的“在华神社”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如今，关于“在华神社”的研究，中日不在同一水准上，像这种不太讨好的话题愿意研究的人也不多。但是，若放任之，这种剪刀差只会越来越大，况且日本拟在海外复活一些“侵略神社”，而国内某些人无知地将“在华神社”误作日本留下的“文化景观”“城市荣光”。因此，此时此刻，揭露“在华神社”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侵略神社”之性质，作为日本研究者，我们应责无旁贷。

说起与日本神社的结识，那是在1995年。当年，受中国农业部的派遣，赴日本四国地区的香川县茶叶研究所进修。从所住的佛生山留学生会馆到研究所坐落的满浓，需要在琴平车站转乘公交车。满浓并不被一般人所知，但如果说这里有弘法大师建造的满浓池以及离大师的故乡善通寺市不远的话，也许会有一点联想。因满浓属于郊外，公车班次不多，所以每天上班都会在琴平的一个不知名的神社里候车。那时的我，对日本神社没有任何相关基础知识，只是觉得它不伦不类，既不像寺院，也不同道观，闻不见任何香烛味，看不见一尊菩萨或神，也难得遇见几个朝拜客。那开放寂静、自然古朴的氛围，倒是有几分类似我国的一些陵寝，加之冷冰冰的石灯笼和远处静穆无声的神殿，阴森而有些可怕。尽管如此，在人来人往的工作日的早晨，我还是愿意在这样独具日本风味之处静候公车的到来，主要是想避开那些过往行人向我投来的异样目光，这也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异国人因环境不适症而导致的结果吧。

后来知道就在琴平镇上还有一座著名的海神神社，即金刀比罗神社。神社在山顶，若在春天拾级而上，两旁櫻花烂漫，游人如织。偌大的境内，宛如游览风景名胜，完全没有了那种阴森可怕之氛围。社殿古朴典雅，和风蔚然，偶尔可见一袭白衣的神职人员轻盈来往。而那白衣红裤的巫女更是引人注目。她们始终面带微笑，态度谦和地出售着各种护身神符。印象最深的是，伫立于此山顶，还有意外之喜，即可一望被称为“赞岐富士”的美丽玉峰。

进修的一年时间里，不知到过多少神社，已无从记忆。但平安神宫、明治神宫以其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建筑，直至今日还记忆犹新。

然而，真正系统接触日本神社知识，是在考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日文化比较”专业硕士研究生后。当时的浙江大学内开设有国内唯一的“日本神道”课程与“神道与日本文化”讲座。“日本神道”由王守华教授主讲，从神道的起源到国家神道非常系统地讲授了一个学期。而“神道与日本文化”则邀请世界各国的神道研究学者共同讲授，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学期结束后，结合听课的感受，撰成《日本神道对茶道的影响》一文，发表在《中国茶叶加工》2002年第1期，并获得了华语地区首届“神道与日本文化”征文比赛三等奖。

两年半的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涯结束后，与日本神道紧密接触的机会再次降临。受当时日本皇学馆大学校长大庭修先生的邀请，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赴该校的神道研究所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留学。这是一所以研究日本神道和培养神官著称的大学，校园不大，坐落在三重县伊势市。该校的国际交流不多，记得当时在校的中国留学生最多时也只有4名，可能是日本大学中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少的学校之一。大学毗邻伊势神宫，所以也是研究伊势神宫的重镇之一。

2003年元旦的凌晨，徒步至伊势神宫，参观日本人新年的首次参拜景象。伊势神宫因祭祀着天皇祖神，所以每年都是新年受参拜人数最多的神社之一。几十万参拜大军井然有序，排队等候十个小时左右，以完成自己新年的第一祈愿，同时换取新的护身符。这种气势令人叹服。

一年的时间里，主动、被动地学到了不少神道的相关知识，对各种神社也有了切身感受。在研究室的时间里，除收集明代中日关系史的文献资料外，主要精力放在了日本神道的研究上。也是在这时我开始关注“海外神社”，复印了当时该校馆藏的所有有关“海外神社”的资料。记得当时复印费很贵，所以专门去买了一台扫描仪，白天泡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晚上在宿舍边看电视边扫描，然后刻成光盘带了回来。在此期间写成了论文《日本神国思想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并参加了2004年度华语地区“日本思想文化研究”征文比赛，有幸获得了一等奖。

2005年4月，赴位于大阪的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任教。因是佛教大学，佛教方面的资料自然最丰富，尤其是与圣德太子有关的文献，堪称日本一绝。在教学、科研之余，走访了大学周边甚至是大阪、奈良、京都的主要寺社，进一步加深了对神道、神社的感官认识，也复印齐了该大学所藏的海外神社的所有资料。业余时间，经常逛逛旧书店，还淘到了不少日本人拍摄的“在华神社”的明信片，拙文中使用的多幅图片即来自此。

2005年6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和省社科联联合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论文比赛，我的《杭州神社之研究——兼论在华神社之侵略性》一文意外获得了二等奖。以此为契机，正式开始研究“在华神社”。

2006年元旦，感冒的我冒着寒冷，和当时一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到了奈良县的橿原神宫看风景。橿原神社的祭神赫赫有名，是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所以每逢新年人气特旺。因朝拜的人多，根本无法接近拜殿。为了方便大家奉纳香资，神社在拜殿前方架起了一块超大白布，朝拜客站在原地就可直接将钱币投掷于白布之上。所以，头顶上飞过的硬币就像无数的流星，不时发出“嗖嗖”的声音，场面十分壮观。每隔一个小时左右，神职人员就拿着大箩筐、扫把，一筐一筐扫走白布上的钱币。据称，那抬箩筐的很多是打工的。可以想象，这工种一定受打工仔的欢迎。

转眼到了2012年。这年的8月31日，以“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赴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日文研馆藏资料非常丰富，获取渠道多样，时间也很快，所以大大夯实丁本课题的研究资料。部分原稿就在此期间写成。

2013年5月，赴台湾参加由中华日本研究协会主办、台湾政治大学承办的“日本研究之全球化与区域化：面向世界或在地深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之后，实地调查了台湾神宫等“在华神社”的遗址。为中国台湾地区的“在华神社”研究取得了一些一手资料。

2014年7月，专程驱车到江苏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拜访了《抗战时期日军在华设建神社初探》的作者之一陈宗彪先生，并向他索取了该纪念馆馆藏的杭州神社图片两幅。图片虽然不是很清晰，但作为当时的资料却显得非常宝贵，也给杭州神社的研究再添了实物凭证。归途，又考察了南京五台山上的南京神社。南京神社是我大陆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日本神社，对研究在华神社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4年10月，赴郑州大学参加由中外关系史学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了《在华神社研究一以杭州神社为例》，引起了部分与会同仁的兴趣。其中，《世界知识》杂志社的编辑兼记者徐波先生与我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表示能否就此主题撰文在《世界知识》上刊发。欣慰的是，在徐先生的指导下，“在华神社”研究的四篇文章以连载的方式分别发表在了《世界知识》2015年的第3期至第6期。我想，对“在华神社”研究的人不多，知道者也不多，如果上述四篇小文章能为此主题的研究做些科普工作的话，实属大幸。借此机会，也要再次感谢在“在华神社”研究上有知遇之恩的徐波先生。

会议期间，得知河南新乡档案馆藏有一副新乡神社照片。于是利用闲暇时间，乘车赶到了新乡档案馆。在经过百般说明、与馆员“斗智斗勇”后，该馆负责人终于同意把照片拷贝给我。照片共有两幅，除新乡神社外，还有新乡忠魂碑。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对当时神社的遗址进行了实地踏访。虽然昔日旧影荡然无存，但还是有一些小收获。

郑州大学开会回来后的某日，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姚媛编辑闲谈，她提到2015年正值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问我是否有合适的主题可以申报。当时我就想到了“在华神社”研究，这也正是拙著诞生的由来。最后，以现在的书名正式上报浙江省，并得到了作为“2015年浙江省主题出版物”的许可。

如今，拙著就以这样的架构草草刊行。由于时间短、积累少，加之神道本非专业，所以文中纰漏、错误一定不少，敬请各位读者谅解。在今后的日子里，笔者将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实地踏访日本建在我国各地的神社的遗址，并准备把调查报告及时公布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在华神社”的过去和今天，从而使得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和史观宋对待这些历史上日寇留下的精神毒瘤，真正了解“在华神社”的真相，不至于因无知而盲目将它们视作“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拙著的写作动机断然不敢狂言有多“高大上”，但如果能对民众了解日本“在华神社”的性质有所裨益，实属大幸。

后记

今天是2015年8月15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平常日。但70年前的这天，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再次迎来了宝贵的和平岁月。

此时此刻，一人静坐窗前，提笔为拙著涂写后记。不是邂逅，而是有意选择这个日子。因为，一直“挂念”的“安倍战后70周年谈话”终于昨日公布。今天的《人民日报》对“安倍谈话”的评论是：“写入了道歉，又表达得很间接；承认侵略，但是又说现在的日本人不必肩负‘谢罪的宿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4日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虽然表达了懊悔和歉意，但却充满矛盾。用一个词概括他就是：太能装了！”

说到此，大家不要误会，本人挂念“安倍谈话”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作为一名中日关系的研究者，不关心是不正常的。因为不管他谈什么，都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也肯定会多少波及自己今后的研究。

之前和出版社有约，希望拙著的后记在“安倍谈话”后上交，主要是想看看安倍到底谈了些什么。其实。“安倍谈话”和本书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况且我本人对这个谈话也不寄予什么希望。我一直认为，安倍谈得好，可能会暂时缓和一下中日韩目前“秋意渐浓”的关系，但同时极有可能日后又成为一块指责安倍出尔反尔的砸脚石。谈不好，免不了一片唏嘘和谴责，但冷静后估计大家也不会十分惊讶，因为就凭安倍本人一直以来言而无信、玩弄两面派的性格来说，对于谈话内容，我们也无须过于较真。还是那句老话：“听其言，观其行。”对于历史问题，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它就在那里。而社会只会敬服那些敢于直面历史的人！

其实，我所在的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曾想针对安倍70周年淡话做一个小课题，即准备预测“安倍谈话”中涉及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容。为此，我们收集了历届日本首相、官房长官的重要谈话及安倍个人在各种场合谈及历史问题的文献资料。不料6月底突然接到本院申请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的任务，因分身乏术，只有割舍，上述课题就此搁浅。

本书研究的日本“在华神社”是世界“二战”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此意义上来说，本著与“安倍谈话”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海外“侵略神社”的重要一支，就如慰安妇等问题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毒瘤，残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亚洲人民。认清它们的历史真相，是我们研究者的职责所在。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的内容显得粗糙肤浅。加之本人不善言辞，穷于遣词造句，难逃词不达意之嫌。鉴于此，搜集了上百幅插图来辅助文意的表达。文后虽然对图片的出处做了统一说明，但个别重要插图实在不明版权，如有不妥，敬请相关者多包涵。

拙著在选题、内容、版面等问题上，得到了出版社姚媛编辑的悉心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