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如何处置蒋介石，中共的策略怎样？
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为中国革命搬掉一块最大的绊脚石”。
李维汉也说：“我们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干部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
这种情绪和呼声，无疑会对中共中央决策层产生影响。
而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毛泽东最初脸上并没有笑容，更没表什么态，只是一支又一支地吸烟。由别的常委分管的苏区主要报纸《红色中华》上言辞激烈的文章，他反复阅读后，默默放置一旁，不置一词；好几位政治局委员请他作出除蒋的决定，他也只说，大家再研究研究吧。他的着眼点不是报仇，不是除掉某一个反动头头，而是怎样利用这个契机，推动全面抗战，在抗战中壮大革命力量。
几次非正式的会上，常委之间的私下交谈，他都很少发表意见，总是认真倾听，或者深入追询别人的主张。
几天过去了，党的最后决定迟迟不能形成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冷了朋友的心。于是才有本书前面提到过的红军十将领支持张、杨通电的发表，才有红军主力向外运动做出援助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姿态。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式职务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在名义上并不是党的总负责人——这个职务从遵义会议以来一直由张闻天担任。但是，也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位把红军和中国革命带出绝境的伟大天才由于他始终十分清醒的战略头脑，非凡的政治洞察力，练达过人的制驭能力，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自然而然地成了政治局的核心，他的意见往往成了党的最后决议。但是，他决不干预总负责人张闻天的日常工作，更不对别的常委指手画脚；不是重大问题，决不轻易发表意见。有一次，一位同志拿着即将发表的重要文章来找他，请他审读。他惊讶地瞧了这位同志半天，说：你不知道这不是我分管的范围吗？你应该去找恩来同志，或者洛甫同志。当然，他也有“越权”干预的时候。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晚，他在前线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该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②然而，这种干预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啊！
毛泽东的思考终于成熟了。
他先是找张闻天交换意见，说服这位总负责人，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形成正确导向。 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之后，马上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对西安事变的策略问题。
有几位同志发言，主张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分开，即使不得已除掉了蒋介石，也要设法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没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没有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都是不能设想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形成全国大团结抗日的局面，试图把南京政府同蒋介石分开的考虑，行不通。
会上，各种意见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个主张，不能放虎归山。
毛泽东对大家的意见进行了梳理、分析，以缜密的说理指出了各种意见的得失。他指出，抗日是大局，一切应该服从这个大局。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也要站在这个基点上来考虑。蒋介石不是亲日派，他和他的集团也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这是可以推动他接受联合抗日主张的基础。有这个基础，就可能成功。为什么还要杀他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条件地放虎归山呢？
最后，毛泽东建议，不妨从和平解决的立场出发，派恩来同志赴西安斡旋；另一方面随时发回报告，中央再根据西安情况的变化修正策略。当然，恩来同志去了以后必须坚持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解决。
周恩来率博古、叶剑英、罗瑞卿骑马到肤施，乘坐张学良的座机，直飞西安。
张学良把他公馆中的一幢楼房腾出来供他们居住，杨虎城派亲信厨师来主理伙食。
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促膝交谈，直至深夜。
张学良向他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各方面的反应，然后问中共方面有什么好主意。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