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书籍、锈迹斑斑的水壶、笨重的大哥大……对了,少不了一张张意味悠远的黑白照片。
宋群主编的《本地(市井生活)》是一部从百姓生活入手,反映城市变迁的书稿,旧照片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市井生活,寻常老人口述那些时过境迁的生活回忆,让我们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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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本地(市井生活)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宋群 |
出版社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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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泛黄的书籍、锈迹斑斑的水壶、笨重的大哥大……对了,少不了一张张意味悠远的黑白照片。 宋群主编的《本地(市井生活)》是一部从百姓生活入手,反映城市变迁的书稿,旧照片中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市井生活,寻常老人口述那些时过境迁的生活回忆,让我们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内容推荐 宋群主编的《本地(市井生活)》是一部老照片与旧生活合成的写真集,民间摄影师用近百张为我们串起了那些已经消失了物件、建筑、生活场面。那些我们记忆中的曾经热爱,执著,向往的种种,还有无可逃避的情境和遭遇在这些文字里朴素而温暖。不同职业的几位普通老人对城市的回忆,让我们重新遭遇一个个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人,那些细小而平凡的故事,为我们重新勾勒出三十多年前真实的城市生活。 目录 宋群_市井西安,一个人的城市记录 赵利文/图一市井西安 图注文字_宋群何理郭鑫陈刚高岩角炮 花灵仙口述_这几十年啊,感觉一晃就过去了 王兆才口述_过日子不是件容易事儿 张世和口述_在中国,我是第一个开民营书店的个体户 毋建国口述_一座城市,不仅仅只有帝王将相史 宗鸣安_老西安人的生活 试读章节 我刚到那上班时,一开始卖电子管收音机,除了整机,镇流管、放大管、电阻、电容这些零件也卖。之前学的钳工,哪见过这些东西,零件上字母都认不全,突然让我给顾客介绍,就闹出个笑话。有一天,来了个顾客说我要那个“权权棍”,可“权权棍”是啥我弄不清,他指了半天我才找到,他说就这东西你不认识。我看那零件上印了个倒写的“A”,也不知道代表啥意思,我说,我刚到这儿,东西认不全,得慢慢了解,你说是“权权棍”它就是“权权棍”?除了零件认不全,账不会算,算盘也不会打,上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开始不适应,后来就下了决心,咱啥都可以从头学,跟老营业员学规范,背各零件的结构、性能,学算盘、记账、划账。忙起来也顾不上家,娃们放托儿所,一放就是一天。业务渐渐熟悉,除了能对答如流,也能主动推荐东西给顾客,他们满意,我也高兴。当时收音机整机还比较贵,一台“上海牌”要卖一百六七块,除非特别喜欢,那也得攒很久,能收的台也就俩,一个中央,一个陕西,到晚上十点就没信号了。于是有些人开始琢磨,买一些二极管、三极管,自己组装半导体,简单的台也能听。 每天上班,早上六点半必须到岗,先开会,到八点半开门营业。这期间就解决一些工作上的事儿,比如哪位服务员态度不好,和顾客吵嘴,会上就会端正态度,要求服务态度要百分百的热情、和蔼。一般来说也没啥问题,但这中间也有捣蛋的顾客,故意惹人发火,那就得忍着。还有就是处理偷盗的问题,那个时期“三反”“五反”这些运动很多,偷盗被抓住都是严肃处理,即使一双尼龙袜子也得判刑。除了卖货、理货、下班了还得打扫卫生,领导验收通过你才能走。 在平安商场这些年,西安商业一级工资二十九元,二级三十三元,三级三十七元,整体上说,重工业比轻工业工资高,商业最低。我在工厂时能拿到三十五元,调到商场后工资没升没降。消费方面,面粉每斤一毛六分二,菜油每斤八毛四,菜每斤差不多都是两三分钱,肉类稍贵,牛肉每斤四五毛,羊肉六毛多,一碗羊肉泡馍两毛五分,一碗粉蒸肉一毛八,一个托托馍五分钱,一根油条五分钱。日用品上,一盒火柴两分钱,一双棉线袜子几毛,一双尼龙袜子却得两元,一般人买不起,不像现在,尼龙袜基本都没人穿了。 到1970年,北大街商场建成,我就调了过去。那时就西安整个商业来说,除平安商场与北大街商场,还有东大街的解放市场,解放路民生商店、友谊商店,包括后来的东大街唐城商场,玉祥门附近大庆百货商场,西郊的土门商场,就这么几个主要的商场,而且,当时不管规模有多大,基本都叫商场,都属于西安市百货公司管。 北大街商场刚建成开业,人们有了新地方去,商品种类可选性也多,一天稀松平常就能卖到四十多万,很了不得。我去了先是分配卖百货,牙刷、牙膏、肥皂这些东西,因为有经验,很快就适应了,一直在那到1981年,我被调到残次商品柜台。这些残次品多为搪瓷制品、玻璃工艺品,有点瑕疵但不影响使用。残次品存放在西大街城隍庙的一个仓库,每天把这些货拉到北大街商场,在专门的门市部柜台卖,因为有瑕疵,都卖得便宜,十元的东西,只卖三元,当时我觉得这些东西既稀罕又便宜,光自己就买了很多。到1982年,我又调去卖化妆品,当时商场招工,我就把妹妹也介绍到这里。1984年,我离开干了二十三年的一线柜台,调到工会,做的事情就更多了,计划生育、贫困补助、图书室这些,全管。1991年,我被调到保卫科,记得那年魏振海终于被逮住了。到了1993年,我就不上班了。 1961年到1993年,我在百货商场的各个岗位,一干就是三十二年,干的时候没觉得啥,回头这么一算,也挺可怕的。但也因为做这一行,对每个时期的物价就格外注意,总得来讲,人们挣得越来越多,可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1961年那会儿自然灾害,人有钱买不上东西,卖点东西也是投机倒把。买国家一个馍五分,转手卖别人可以卖到两毛,有时馍还没拿到手,就会被人抢走。那时父亲去世,母亲带我们姊妹七个,我排老三,哥哥姐姐已结婚另起炉灶,家里五口人,重担只能我挑,每个月挣三十五元,没有自由分配权。不过穷归穷,人心里踏实,因为大家都没钱,晚上走夜路也不怕。一般来说,早上上班一人一个馍,下午回来一人一碗汤面,吃饱就不错了,更别说肉。1963年往后,物质供应渐渐有了缓和,肉票、油票、花生票、白糖票、水果糖票……人可以买到点东西了。到1966年,人虽然还是饿,但就没那么严重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坊上这片儿还都是国营食堂,到1974年左右,一些私人就开始偷偷摸摸做些小生意。为什么偷偷摸摸呢?因为政策不允许。那时人把炒熟的向日葵籽装在小包里,捏在手上卖,一分两分也卖,一毛两毛也卖;还有卖甄糕的,得早早起床出门,等工商局的人出来上班就已经卖完了。就这样一分一厘,积少成多,这些人后来都发了财。改革开放以后个体户渐渐多起来,东大街的服装,北大街的饮食当时都非常热火,坊上这片儿麻家什字最热闹,卖些花生、瓜子、油糕、油饼,这些人们喜爱的小吃。像泡馍,也就是八几年的时候突然红火起来,当时已经不用粮票,北大街商场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意人,就都想吃一碗。P146-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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