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三栋别墅房主的名字，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再也没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见过面。当时的成年人现在早已不在人世。威尔达，那个比我只小一点儿的男孩，当时住在我家下面的别墅里，死于肺炎。在那个年代，肺炎是会死人的。他跑得浑身发热，喝冰冷的水，就得了这可怕的疾病。妈妈常以此警告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我记得自己是那样震惊：一个人一直存在，突然消失了并且再也不会出现。而造成这一切只是因为他跑得发热时喝了冰冷的水。我也开始在自己身上观察和寻找恶性疾病的迹象，在喝水前密切注意自己的状况。但在我那个年纪，还是很快就淡忘了那场奇怪的死亡。后来爸爸也得了同样的病，可他既没跑得浑身发热，也没喝冰冷的水。他发起高烧，牙齿直打寒战。祖母来了，紧跟着皮费佛尔大夫也来了。我早听说这位大夫是个好人，半夜去给穷人治病，不收一分钱。大人不让我进爸爸的房间，妈妈走出来了，脸色苍白。她一边在浴缸里浸泡毛巾，一边对祖母说，医生估计危机会在夜里来临，如果爸爸能挺过去，那他就会好起来。现在给他敷上冷毛巾，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希望。会发生什么呢，爸爸会不会挺不过去?我无法想象，爸爸会立刻死去，永远不在这个世上。我躺下了，长时间地凝视着黑暗，它从未屈服于光明。我的爸爸在危机中幸存下来，因为他很顽强，曾当过童子军。两天后，他已能站在浴室用剃须刀刮杂草丛生般的胡子了。
我们住的那栋别墅，除了房东太太，还住着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再有一只狩猎犬，它有一个老套的名字，叫罗德，至于那几只虎斑猫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花园里一些鸟在筑巢，主要是黑鸟和画眉。这是很奇特的：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看似有无限的时间，可以花整个钟头来观察黑鸟怎样长时间地在草坪上跳跃，直到它终于从地上啄起蚯蚓，衔着飞向那隐藏在茂密杜松灌木中的巢穴；也喜欢看邻居家的黑色棚顶落上雪花时，好似黑色双头怪物在贪婪地吞食，突然不堪重负，于是雪花慢慢在整个黑色棚顶上蔓延开来。这是我喜欢的，看着雪慢慢增厚，就意味着可以滑雪橇了。
我曾觉得我们的别墅很大，花园甚至可以用巨大来形容。实际上多年后我再去看，发现那只是个非常不起眼的房子，带着一个很小的花园。在这所房子里，我父母租下了两个房间和厨房。我卧室的窗户正对着山谷，那里不时开过一列列火车，在谷底和在阳坡上，巨大的烟囱伸向天空，这是我喜欢的。这些烟囱仿佛会动，像一列列机车，向天空吐着黑烟。四周蔓延着草地、树林和灌木丛。春天，当树和灌木开花时，我开始打喷嚏，眼睛发红，夜里呼吸困难。妈妈吓坏了，她为我测量温度并强迫我吞下药片，这让我浑身出汗，然后我被带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花粉过敏，以后每到春季我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结果还真是这样。 爸爸在一间叫科尔本卡的工厂里工作。他是工程师和医生，“当然不是给人治病的医生”，妈妈向我解释说。他给引擎和机器“治疗”，有时甚至搞些发明。引擎是非常重要的，它驱动机车、汽车，还能发电，为我们照明。爸爸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两种金属连接在一起，据说这就是焊接。我觉得爸爸高大、强壮，他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每天早上他都用剃须刀刮胡子，而那把剃须刀我连摸都不能摸。在抹肥皂前，爸爸总是先把剃须刀在一块皮带上磨几下子，好让刀片更锋利些。为了让我意识到刀片到底有多锐利，他从桌上拿起一块羊角面包，只消用这危险的工具轻轻一划，面包的上半部分随即掉到了地上。爸爸曾预言，等我长大了，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剃须刀。但是他错了。为了不使自己脑中的想法也像羊角面包一样地飞出去，我决定少用那杀气腾腾的剃刀片。
爸爸有个让妈妈很生气的坏习惯。他走在大街上时，每一刻都向一旁吐唾沫。一次他带我到维索场散步，那儿的铁轨上有一段木制的减速带。爸爸为了逗我高兴，当火车驶近时，他想向我演示怎样把唾沫直接吐到烟囱里去。但风来了，带来了一股烟雾，随之爸爸的新帽子被吹走了。我不再关心唾沫，只是看那帽子像一只大鸟向下俯冲，最后落在了运煤炭的车皮上。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了爸爸是个实干家。我们无心散步，一口气跑到火车站，爸爸给下一站的主管打电话，好让他们检查拉煤的车皮，如果发现一顶帽子，请送回来。几天后爸爸骄傲地把帽子带了回来，但妈妈说已经不能戴了，因为它从煤堆里出来像是一只虎斑猫。妈妈在家陪伴我，照料着一切，做饭、采购、陪我长时间地散步，为我讲睡前故事。我尽可能地推迟睡眠，因为害怕那种无意识的状态，它能带我人眠，我却怕自己不再醒来。我还担心，自己睡着时父母趁机出去，谁知道他们还回不回来。有时在我入睡前他们出去，这便导致了我声嘶力竭地尖叫、哭泣，抓住妈妈的裙子不放。(对爸爸我不敢，他会叫得比我更凶。)我黏着他们，特别是妈妈，当晚上他们想一起享受属于两人的时光、片刻摆脱被宠坏的儿子时，我总不让他们得逞。
如果说我被宠坏，那是可能的——在很长时间里我是独子，直到七岁时弟弟才出生——从那以后就不可能了。
安宁的生活、对充满活力或死气沉沉的世界的观察在上学后戛然而止。学校像一个远离父母、自然、运动和新鲜空气的黑暗地牢，他们强迫孩子上学，根据他们的解释和描绘，是为了漂亮地书写字母和数字。
对小孩来说卷入父母的困扰、态度以及他们间的感情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孩子觉得和父母的关系就是全部——其实人世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父母必须先帮着应付一下，这样孩子的困扰会来得晚许多。P2-4
绝佳的捷克文学入门之作，伊凡·克里玛的喜剧才华可见一斑……这部回忆录有乐趣，有苦涩，满怀希望，也充满狂怒。 ——《纽约书讯》
一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作者笔法犀利而幽默，清晰的散文笔调写出了压迫给人带来的不加掩饰的恐惧，和其对受害者和加害人所造成的难以察觉的道德腐蚀……克里玛对这个乖戾的时代所做的探索与发现，充满了讽刺以及顽强的希望。 ——《出版人周刊》
《我的疯狂世纪》描述了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是如何生活并追求自由的……（克里玛）生动叙述了一个勇敢者的一生和他所处的时代，足以打动我们所有人。——《华盛顿独立书评》
彻底、毫无保留地洞悉一个人的个人挣扎——他作为作家和独立个人的斗争，而这一切都以政治动荡为背景。 ——《书目》杂志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支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 《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伊凡·克里玛是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我的疯狂世纪(第1部)》是克里玛少年时期至中年时期的回忆录。书中，克里玛回忆了被德国纳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恐怖经历，以及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与文学创作现状。作者经历和回忆视角都相当独特，用质朴自然的散文化语言，思考了社会与人的本质及关系。
克里玛出生于犹太家庭。二战期间，年仅十岁的他随父母被德国纳粹关押在泰雷津集中营，目睹了一批批犹太人由生走到死。克里玛在书中回忆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面对随时降临的死亡，克里玛开始思考人生与自由的意义。几年后，集中营解放了，克里玛一家人重获自由，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共和国时代。克里玛继续学业，最终毕业，成为了一名杂志编辑，并开始小说和戏剧创作。作者经历和回忆视角都相当独特，用质朴自然的散文化语言，思考了社会与人的本质及关系。
伊凡·克里玛编著的《我的疯狂世纪(第1部)》介绍了。作者的回忆从童年时代开始：美好的童年梦境随着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破灭，作为犹太人，克里玛一家被关进集中营，童年记忆和饥饿、恐惧、死亡纠缠在一起。四年后，苏联红军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强烈复仇欲望的支配下，几千名无辜的德国人又沦为了“正义”的牺牲品。解放后的捷克看似迎来了新社会：大型企业、矿山、银行实行国有化，劳动人民热情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