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原型与文学的人生课
作为西方文学的主流，英语文学几乎是一条未曾间断的长河，与欧陆其他文学传统不同的是英语文学拥有更丰富的神话传奇和经典文学资源，现代作家可以毫不费力地摄取养分，作为故事的原型；英语文学虽未曾像法语或德语文学般，与哲学保持亲密的关系，却仍能凭借大量神话传奇和文学典故而达致思想的高度，既有深刻意义又能保持文学趣味。美国文学就是其中一个伟大的继承者，诗人和小说家如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等皆娴熟地运用莎士比亚等英语文学大师的典故，将其意义置入现代文学的关怀。本书作者佛斯特作为一位美国的文学教授，面对如此博大、庞杂的英语文学传统，加上美国现代主义和非裔文学的新传统，为了让活在通俗文化的学生们理解个中承传关系，的确费煞思量。
然而佛斯特却成功了，他的《教你读懂文学的27堂课》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各种文学传统及作品典故的古今意义。这是一本作者给读文学课的学生而写的趣味入门书，也是一趟由作者充当向导的别开生面的文学旅程。即使书中大量引用美国文学例子来对比典故的原型，但并未对不谙美国文学的读者造成阅读困难，佛斯特所引讨论的典故中，有不少已深入平民百姓的语言中，成为通俗经典的源头，如吸血鬼、阿瑟王传奇一类故事。很多所谓现代文艺理论，不管属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或精神分析范畴，都试图触及神话或传奇故事的原型，而作者在书中也在做相同的功夫，不过他是用通俗的文字，将那些神话、传奇和经典文学的故事结构，拿来与流行电影、当代美国文学的故事情节作对比，展示前者是如何被现代西方文学甚至流行文化继承过来。
打开本书，读者会找到许多文学上的象征，作者将之放进现代人生活情境作思考，不过也提出了批判性意见。例如第一篇是关于旅程的追寻，作者不单重新审视中世纪传奇文学《高文骑士与绿衣骑士》和古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还将之与品钦的《第四十九批货的叫卖》作对比。这其实也是许多成长小说甚至《魔戒》一类奇幻经典的主题，不过这种追寻是否都有结果呢？作者也假设可能每趟旅程过后，我(或故事主角)没有什么成长，或者作家为情节需要而安排家庭和公司之间的往返，福斯特教授要求读者只要读懂个中意义，不要对号入座。
至于季节的递嬗，这个与栽种、收成、天灾等重要课题相关的课题，就更为文学作品指涉。例如春天，我们会觉得是美好的——这一固有思维在20世纪也遭到了艾略特的颠覆，他写出了这么一句：“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故意将伦敦的春季与西方世界的衰颓串连起来，但一般来说，作家、诗人和读者们依旧承袭传统对不同季节与世道兴衰、生死的固有想象，例如奥登悼念叶芝的诗歌就以肃杀的冬天开始。佛斯特这本书的《读书，季节也很重要》一章，就讨论了不少季节的文学想象，但作者不单讨论一般性的例子，他的解读还涉及一些一般读者未必能实时看出其象征意义，在这一篇章，他枚举以晦涩见称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小说《黛丝·米勒》中男女主角的名字象征，其女主角黛丝和男主角温德朋原意分别为雏菊和严冬，詹姆斯以黛丝象征春日般开朗、单纯的美国姑娘，而以温德朋象征严霜般感情封闭、阴沉厌世的旅美欧洲人。詹姆斯如此以季节来象征暮气沉沉的欧洲和朝气勃勃的美国，令人眼界大开。
不单如此，佛斯特还借季节题材讨论希腊悲剧与四季循环的关系，拉近传统文学象征与自然变化(如季节变迁)在日常生活的轨迹之间的距离，这当中涉及凯尔特人、皮克特人(古代苏格兰民族)、蒙古人：’印第安人的故事，甚至世上各民族从其远祖对生活的神话诠释传承下来的故事，还有文评家布鲁姆经常强调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
还有性、政治等等，都是佛斯特讨论的课题。作为一位文学教授，他以一种比较独特的看法，来提醒读者该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他说性描写和作者的意图，其实是那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那就是说，如果作家有心描写性，那么他只会写前戏和事后，如果他绘影绘声描写性行为，则一定留下一条寓意的尾巴：比方说D·H·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有大胆的性描写，其实表现出一种挑战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社会的政治动机；另外，像安洁拉·卡特在《明智的孩子》中对暮年的女主角与叔叔的性行为进行令人作呕的描写，其实是为了颠覆男性社会的传统性观念。其实，关于性在文学中的意义，与政治、季节等在文学中的象征一样，最终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观念如何掌握这些事情。
佛斯特将此书献给在文学门前踟蹰的门外汉读者，力图使用平易风趣，甚至闲话家常的语调与读者对谈文学故事，作者也引用不少当代英美甚至爱尔兰作家。作者对这些小说家作品的展述和引用，显示他对这些文学巨星的娴熟程度，而且因为与流行曲、漫画故事和好来坞电影情节作对比，而令读者感觉妙趣横生。
P7-9
我在十多年前认识彭砺青：高个子，书念得比我辈多，所知的都比人多，文青当中，只有他能在饭局与前辈游戏当年流行的百万富翁式答问，有问，必答，且准，那时的我，就知道有些事你妒忌也来不及，只能羡慕。我辈出过些书，只有他默默笔耕。比我辈更早在大陆发表；当我辈都在内地出书，他还是没有出过半本。大陆读者比香港读者幸运，出版他第一本作品，以简化字示人本来不符香港最近的所谓本土风，我却深信彭砺青这三个字，绝不能局限于一种文字——它更值得向世界传播，叫所有人都认识这么一个爱书人，细读他所知，填充自己的未知，或无知。
袁兆昌 香港诗人
作者笔耕甚勤。以严肃脉络入手，所选均有份量之新近书籍。
邓小桦 作家、文化评论人
在日光之下追逐无限(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里面收录我在《南方都市报》、《晶报》及《文汇报》等报章上刊登的书评，还有我在报章上写的世界文学介绍，以及我为《字花》等刊物写的文学随笔。对于这样一本书最终付梓，实在想不到如何形容我的心情，不是太兴奋，而是想不出一句话来。我必须感谢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不是因为他的计划，还有他在百忙中拨冗校对，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
奥登在《序跋选》介绍卡瓦菲斯的评论中说过，自己就像将卡瓦菲斯介绍给读者的人，一旦读者与这位希腊诗人接触，就会忘记了这篇文章，像忘记了介绍这位朋友的人。我想，书评作者也总有这种忧虑，当读者都在阅读书评作者所介绍的新书，书评便会迅速被人遗忘。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然而也是一本被遗忘的书，因为里面的文章都会被读者遗忘。这令人想起庄子的话：“得鱼忘荃。”但其实每一本新书也逃不过这种命运，新书会变成旧书，在书架上发黄褪色，不管那面书架属于读者还是书店。或者读者读完了一本书，得到了一些体悟，或明白了一些意思之类的，就丢下它离去。在藏书者一生大部分时间里，书总是被囚禁在玻璃柜门的监狱里，只有一两本幸运儿从书柜中被抽出，仿佛宫廷里的妃嫔鲜能获得君主的宠幸，想一想本雅明怎样将书本与女人相比。
我把书名定为《日光之下》，这来自关于谈论波兰诗人辛波丝卡的一篇文章《日光之下有新事》，“日光之下无新事”原是旧约圣经传道书的一句话，指世事不断重复，了无新意。辛波丝卡在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里，轻微扭转了这句话的意义，她的意思是即使传道者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但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世上已多了一件新鲜事。这对诗歌读者来说无异于一种安慰：虽然世事难免不断重复，但对这些重复事件的述说和吟诵却历久常新，或者随着时代变迁，重复事件带来了新的述说和吟诵。
这种说法承认了事件不断重复，却透过描述它的语言找到历久常新的盼望，仿佛描述事件的语言可以从现实事件中抽离，独立成为一种不断自新的述说系统。如果这种关系也发生在文学作品(甚至一切书本)与评论之间，而对一本书或一位作家的作品永远可以刺激出新的评论，我们又可否说评论不单没有被遗忘，甚至还拯救了一本书被遗忘的命运？本雅明早年写过一篇论文，题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里面探讨德国浪漫派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施莱格尔对批评的定义。本雅明重读了施莱格尔的批评理论，研究本雅明的学者萨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指出，施莱格尔认为批评可以使作品趋向完善。这篇文章并不易读，但重要的是，本雅明借助施莱格尔开拓了批评的潜能，批评不再与作品无涉而是介入了作品的本质。我不想班门弄斧或长篇大论，我只想说：批评其实可以令作品变得更完整，那么书评又可否挖掘一本书潜藏的可能意义，从而让书中未穷之意得以延伸到经验世界？如果，除了微薄的稿酬外，书评人也可以得到一点慰藉的话；那么，他的快乐不单包括抢先阅读一本书的享受，也包括凭一己之心诠释一本书的满足。
当然，这也是一种以有崖逐无崖的冒险游戏，参与者的头脑必须与书本里的意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必须回避对一本书的过分了解。书评人必须记住：他的工作只在于以自己风格展述书中的风景，并且以忠实的态度来评论它、诠释它的意思，任务完成后，你必须与另一本书展开一次新的恋情。在介入和抽离之间，书评人似乎好比好色之徒。我想，读书人大抵都有这种欲望，可是他又必须与生命最重要的女人好好谈恋爱：你必须首先熟读几本对你影响深远的书，然后你对人对事和对书本的评论才会有自己的立场。
不管你是一位作者、书评人、学者，有教养的还是一般的读者，每当你逛书店的时候，总会因为面对无数书本而茫然失措。按照法国一位极端思想家巴塔耶的说法(虽然在法国不止他一位爱走极端)，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总是铺张、过度耗费。在我们的时代，书籍这种重要的精神承传媒介，已沦为见证人类文明铺张特质的复制品，书本像昆虫般大量繁殖，从最无聊的念头到最隐秘的私事，什么都有。博尔赫斯有一篇媲美科幻小说的故事《阿莱夫》，讲述一间收藏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书籍的图书馆。这固然是文人对无限之可能性的一种幻想，可是如果我们撞入第四维度，发现自己迷失在这间图书馆里的话，那肯定是一种爱伦坡式的噩梦！
但我们活在真实世界里，无限只是概念上的可能，或者在现实世界，只有一种透过时间展开的延伸运动才比较接近无限，但无限是永恒不变的，而这种延伸运动是不断流变的，它们唯一的共通点就是我们对它们的无知和强加定义。正如书本的数目不断增加，很多书本只有寥寥可数的读者数量(我希望这本书不是其中一本)，虽然它们被冠上堂皇的名字，但因为它们不断增加而令读者感到陌生。这时候，一位评论家或书评人出现，凭借他对书本的认识，作为一匹识途老马带领他们走入迷宫(如果读者还未打算离开的话)，寻找他们想看的内容。
林贤治先生希望我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书评、评论、随笔辑录成书，所以读者会遇见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如果要就“西方”说一点话，那就是我们对西方不是崇拜就是仇恨，知识分子表面上能比一般大众好一点，可是在钦羡背后总有一点嫉妒。毕竟，身处现代世界就不免沾上一身西方习性，然而即使民族主义的概念也起源于西方。我们已无法退到严复之前的时代，倒不如坐下来把西方人文和社科经典，一本本的读完。
有了这种认识，当我们接触到西方书籍时，我们会将这种即陌生又似曾相识的思想，视作在“人类处境”(human condition)下的另一种可能性。曾几何时，西方世界会被认为是开放，而东方世界则被视为封闭。我的看法是，“开放”本身没有所谓好坏，它不过意味着将“文化冲突”摆上枱面罢了，这些文化冲突包括了多元价值和单一信仰的分歧，议会民主与集权主义的对立，但这些对立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体之两面。
作为文学评论家，奥登重视建立良好的品味，在他的年代，这种态度还能表现出现代主义对传统的重视。可是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憧憬西方人文传统，那么他只能找到被严重截肢的印刷品。现代世界早就打破了靠文字建立的人文秩序，无论在哪里，他都会发现尼采所预示的“大众”(Mass)，不单主导了社会的意见，也主导了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命运，如果像卡内提小说《惘妄》里孤立的知识分子躲在书斋里的话，最终也会在烈焰中拥抱心爱的书籍共赴黄泉，而当下的社会价值还不容许这样一个边缘人。或者对一位书评人来说，书籍的价值被扭曲，是无可避免的事，他理当用世故的目光旁观人们继续追捧流行小说，自己在书斋里保持冷静、克制，尽管看见书本变成文化消费品，也得欣然接受。然而对他来说，真正的阅读总是那么低调、那么潜藏、那么个人，而且似乎是不断复习的运动，为的仅仅是真正的读懂一本书，而非从中领悟出什么指导人生或社会的原则。书本不能改变世界，它顶多只能造就一个痴情的凡人，而当他较为深情地爱着一本书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也写出了一篇书评或感受之类的东西。
我生于香港，亦成长于斯，我的生活经验就只有这座城市那么大。这座城市看来将中国内地与西方世界连系起来，可是她无意把两种文明当作自己的精神信念，于是用金钱和现成法律来衡量大部分事物，这样做既可免除烦恼，也不用对哪种文化负上什么责任。所以，我觉得自己既沾染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显得不伦不类，但又不满自己对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只有皮毛的认识，阅读既可以让我进入社会、文化的领域，又可帮我逃离现世中讨厌的人事，于是自然而然地爱上阅读。这样，如果这个人能够把阅读的经验写出来，而且也能够赢得读者的认同，赚取一点稿费的话，他可会乐意不断阅读、不断写作、不断思考并且不断修缮自己的观念的。
是为序。
彭砺青
2014年8月11日
《日光之下》作为西窗雨丛书之一种，是彭砺青关于西方一些著名作家作品以及社科历史等问题的评介和随笔。所评介的内容丰富，涉及文学、音乐、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由于作者是翻译家，可以直接取材于域外图书，所以文风扎实、收放自如，是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的好读本。
《日光之下》是彭砺青的第一本书，里面收录他在《南方都市报》、《晶报》及《文汇报》等报章上刊登的书评，还有他在报章上写的世界文学介绍，以及为《字花》等刊物写的文学随笔。
作者把书名定为《日光之下》，这来自关于谈论波兰诗人辛波丝卡的一篇文章《日光之下有新事》，“日光之下无新事”原是旧约圣经传道书的一句话，指世事不断重复，了无新意。辛波丝卡在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说里，轻微扭转了这句话的意义，她的意思是即使传道者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但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世上已多了一件新鲜事。这对诗歌读者来说无异于一种安慰：虽然世事难免不断重复，但对这些重复事件的述说和吟诵却历久常新，或者随着时代变迁，重复事件带来了新的述说和吟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