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喧哗和骚动的年代，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就会发现：到处都有比黄金更可贵的东西，比如良知，比如爱情，比如信念……人生的价值的确是不能用黄金来衡量的。但愿我们弯下腰面对大地时，拾起的不是遗憾，而是使我们生命更加美丽和饱满的憧憬。董宏量编著的《遍地黄金》是《金黄鹤文丛》之一。

“金黄鹤文丛”没有也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近期全部优秀长篇小说，更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全部优秀文学作品。现在的六部作品，还各有其不足之处。但是，文丛的出版，是武汉文艺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是武汉文学史上值得认真书写的一笔。我一直以为，近十多年的中篇小说的成就，远远超过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武汉地区的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的长篇小说也应该可以超越前人，而武汉地区的长篇小说也可以对中国文学的整体作出更大的奉献吧！董宏量编著的《遍地黄金》是该文丛之一。

正文

几年之后，当季少自在沉寂的囚室里，仰望着一方被铁栅栏分割的天空，有幸与那只金色的马蜂重逢。尽管马蜂不可能活得如此长久，但他仍固执地认为，这一只马蜂就是那一只马蜂，那一只预兆着他命运改变的马蜂。

那是个适合睡懒觉的星期天，天气晴朗得就像老婆脸上的微笑。一只蝴蝶在他的梦中翩翩飞舞，忽然飞进了他的鼻孔……

他打了个喷嚏，醒了。睁开眼，看见女儿小珏嬉笑着俯视着他，鲜红的嘴唇像百合花一样盛开，纤细的手指捏着一根长长的头发。

他恼怒地哼了一声，才发现小珏没穿外衣，便示意她自己去找。惠芬不在，惠芬今天上白班，而他上中班，倒班的家庭难得有一个圆满的星期天。

小珏把衣柜翻得乱七八糟，终于找到了她所需要的蓝色运动服，这也是她的校服，只要学校有什么活动，就必须穿上，因使用频繁已洗得有些发白了。

他躺在床上，懒洋洋地看着女儿对镜弄姿。小珏才九岁，已懂得爱美了，只是校服太大，穿在身上松垮垮的，不如穿小花裙漂亮，镜子里的小珏便皱紧了眉头。他想，钢城就是一座大军营，大人们穿工作服，小孩穿校服，人们相同的地方太多了，连气味也相同，都有一股甜甜的铁腥味。

阳光透过窗纱，投下一幅美丽的图案，有吴依软语声声传来：“米酒！米酒！”像一声尖利而急促的鸟鸣，卖这香甜可口的东西已成为江浙人的专利。此声刚落，彼声又起，那是一声穿云裂帛的楚腔：“玻璃瓶卖——”外地人听不懂这湖北话，常误听为“剥你皮卖”，吓得一跳。随着住房向高空延伸，叫卖人已不再走街穿巷，而是拿着电喇叭仰天长啸，颇有流行歌星的神韵和风采。

小珏终于打扮完毕，模仿着时装模特的派头，把一只手潇洒地插进裤袋，准备走“一”字步了。突然，她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闪电般地抽出插在裤袋的那只手，“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扑向他的宝贝女儿，就在这时，一只金色的马蜂从小珏的手上飞了起来，嗡嗡地盘旋着，然后栖息在吊扇的一片叶子上。

他呆了，小珏也呆了，停住了哭声，怔怔地望着吊扇上那只硕大的马蜂，仿佛珍珠港的舰队遭到了日本“神风”敢死队的突袭，一时难以从机翼的阴影下清醒过来。过了一会儿，小珏似乎意识到疼痛，捂着手哇哇地哭着，显然是被马蜂蜇了。这可恶的马蜂！它是怎么躲进小珏的裤袋里的呢？

在小珏嘹亮的哭声中，他拿起一本《诗刊》，踩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接近马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一拍，“叭”地一声，电扇转动着，而马蜂却狡猾地躲过了袭击，嗡嗡地示威了一圈，便飞向了阳光灿烂的阳台，消失于明净的秋空中……

小珏仍捂着手痛哭，手心已红肿得像块新鲜蛋糕。他给她涂抹山西老醋，又擦金霉素眼药膏，仍止不住她的哭泣。只有去医院了。

就是在医院里，他遇到了厂长。厂长的头上缠着绷带，浮肿的嘴唇上涂着蓝药水，怪模怪样地对他微笑，笑得他不禁倒退几步，半天才醒过神来，认出了本厂的大人物。

他以为厂长遭到了暗算。目前厂里正在精减职工，大搞“优化组合”，向现代化企业标准进军，裁减下来的人员就吃不成“钢铁饭”了，被分配到即将“断奶”的劳动服务公司从事“第三产业”。这些新名词搞得人心惶惶，谁都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谁都不愿成为筛落的渣，厂长的日子很难过。

他同情地望着厂长，厂长明白了，笑了起来，蓝嘴唇衬得牙齿很白。

厂长说，他家门前的下水道井盖被人偷走了，他下中班回家，便掉进了黑暗中的陷阱。还好，只摔破了脑袋，有人比他摔得更惨，把腿摔坏了。医生说，他是此类病例的第八个。

“第八个是铜像。”厂长说出了一部曾风行一时的外国影片的片名。铜像还站着，岿然不动。厂长宽容断定，井盖被盗并非本厂职工所为，还没有哪个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肯定是农村来的流民干的，他们以为钢城遍地是钢是铁，便成群结队地来了，结果发现只有铸铁井盖没人看管，撬起来就可以换钱。厂长说，你们车间的冯杰不是喜欢搞小发明吗？我建议他发明一种不能卖钱的井盖，流民就不会无端地制造城市的陷阱了。

厂长听说了马蜂的故事后，不禁大笑起来，一笑就牵动了嘴唇上的伤口，疼痛得发出了吮鱼刺似的声音。

厂长说，你是诗人，你思索过命运吗？命运似乎充满了偶然的色彩。比如马蜂躲在裤袋里，比如人掉进下水道，都是偶然，但又是必然。因天气转冷，总有一只马蜂会钻进晒衣架上的裤袋取暖，因井盖被盗，总有人会掉进陷阱里去。说到此，厂长意味深长地扫了他一眼，你知道吗？你的工作要变动了。

他一惊，难道自己也被“优化”了吗？

“调你去工会，下星期报到，虽然这消息对你来说，来得太晚了，但毕竟是个好消息。”P3－5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武汉地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以中篇而在全国享有盛誉。差不多每一年，都有武汉地区作者的一篇或者几篇中篇小说被全国许多刊物所竞相转载，为许多读者所争相传诵；其中不少还进入当代文学史册，成为我们的文学发展上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成就的标志之一，成为一块或大或小的文学里程碑。任何一篇评论文章，谈到中国近期的中篇小说，而不涉及武汉地区的作家作品，就不能说是全面的概括。那么，长篇小说的情况又如何呢，在90年代，武汉。地区长篇小说发展的态势怎样呢？本地的同志们对此多有议论，外地的同志们对此时有垂询。武汉出版社首批推出的“金黄鹤文丛”的六部长篇小说，也许可以让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看出一些端倪。这六部长篇小说，是武汉地区作者经过较长时问酝酿，有准备、有计划，并且在得到充分支持的条件下，向着长篇创作高地的一次集团冲锋。正因为这样，它们值得关心文学的人们给予重视，并认真研究其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特色，以及其生产过程中的若干经验。

与近年来外地有的丛书不同，“金黄鹤文丛”的问世不是一种商业行为，不是某个或某几个经纪人为着营利的目的而串连并炒制的，而是在新的环境、新的背景下，由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部署，几个部门通力合作，按照时代的社会的要求，以新的方式推动、促进、引导文学创作发展的文学组织工作上的探索的产物。它更不是依长官意志干涉作家创作的急功近利的行政行为，而是高度信任作家，充分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尊重作家在题材选择、风格趋向等各个方面的自主，同时也为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评论工作者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碰撞和激发提供机会和条件，为作家和出版工作者的交流及合作提供机会和条件，是这样在集体协作下产生出来的一批硕果。

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劳动，作家的创作心理中灵感的火花，往往是稍纵即逝，异常敏感，有时甚至是很脆弱的；所以，他们在创作中需要葆有自如、自信、自适的良好心态，切忌外界轻率地干扰。另一方面，在现代，在当前，在文化市场逐渐形成的处境中，一部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出版发行，传播到千万读者手中，产生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不是完全靠个人的力量能够实现的。至于一批长篇小说的诞生，当然更是这样了。五百年前的明代中后期，一些文化商人对于中国长篇小说的兴起和繁荣，立下不可抹煞的功劳，是苏州、杭州、南京、湖州等等城市的印书及售书的文化商人，把科场失意的文士吸引到小说写作中来，因而才有了我国早期的一批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才能流播天下，流传至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如何既遵循艺术规律，也适应市场规律，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好文学创作，特别是组织好长篇小说这样的重头的文学创作工程，是一个新的难度很大的课题。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则，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文化市场的客观法则，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统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武汉市文联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强有力的领导、支持下，在武汉市新闻出版局、武汉出版社等单位的密切配合、支持下，倾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文丛”就是他们工作成果的一个部分。由于以上原因，这套文丛，无论就思想上的严肃，还是就艺术上的严谨而言，在近期成“丛”的文学创作丛书中，都堪称翘楚。

前面说，文丛中的许多作品经过较长时间酝酿，我是言之有据的。早在1991年冬天，武汉市文联在武昌县青龙山森林公园旁幽雅的小平房里举行长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不是讨论已经出版的作品，而是讨论创作规划。本市实力作家几乎全都到会，我和几位评论、理论界人士也列席其间。会开了好几天，开得非常认真。我因为有鉴于60、70年代的种种教训，对于有组织、有领导地制定长篇创作规划甚多疑虑，在会上表示了一种观望犹豫的态度。主持人对我的言论宽容大度，而他们的工作却毫不放松。从那时开始，武汉的长篇创作稳步地进展着。杨书案的历史小说在全国、在境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吸引力；董宏猷的少年儿童题材长篇《十四岁的森林》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评价；刘醒龙的《威风凛凛》引起专家关注，在权威的评奖活动中居于前列……到了1995年，又在自愿申报和审慎论证之后，选定十多位作家，对他们各自已有明确构思和初步基础的长篇集中写作、修改。在远郊水滨一所朴素宁静的招待所，作家们谢绝来访，甚至不打电话，更不打牌搓麻将，而是封闭在艺术的天地里，前后达三个月之久。中间我曾应约去同他们座谈一次，谈的仍然只是写作。当时，看到我所熟悉的惯常不拘形迹、少所顾忌的作家朋友，变得像一群虔心求道的修士，像一群为科学难题正苦思冥想的学者，不意在“玩文学”为若干人视作潇洒风流的“名士风度”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人，以如此诚敬的心情对待文学，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滴滴心血化为文字，不禁感慨系之，不禁肃然覃思。集中写作告一段落，大摞大摞书稿送到了若干评论工作者的案头。我和同行一起，先后细读了十来部原稿。经过反复斟酌、权衡、商讨，出版社的同志以专业的眼光发表深入独到的意见，最终确定将这六部先期出版。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汉市的文学界和文学出版界，是非常郑重地将这一套长篇奉献给读者的。

采取如此郑重的态度，是出于对长篇小说这一体式在文学中举足轻重地位的认识。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别林斯基以文学家的热情和理论家的冷静宣称：“今天，整个我们的文学都变成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打倒了一切，吞没了一切，而和它一同来到的中篇小说，却把这一切的痕迹也给铲平了……什么书最被人爱读和争购？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在什么书里记述着人类生活、道德规律和哲学体系，总而言之，一切的学问？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在50年代，60年代，乃至在80年代前期，情况虽然已有很大变化，但长篇小说的主干地位则仍未动摇。而稍后，影视的受众猛增，文学载体，包括长篇小说，被向边缘挤去，丧失昔日的风光。一时间，弃文（文字形态的文学出版物）触电（参与电影电视制作）似乎是大势所趋。而时隔不久，多集电视连续剧风靡一阵之后，也略呈退潮之象。究其根由，重要因素之一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相当大的一部分，乃是依据小说改编，主要是依据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改编的。受到普遍欢迎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的电影、电视剧，更大比例地是由中长篇小说改编的。中国外国，莫不如是。只热衷于影视，而冷淡了长篇、中篇小说，多少有点像是魂牵梦绕那高高在上的第三层楼，却不想费钱费力建造第一第二层楼。没有不断涌现的新的优秀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优秀的影视作品的长盛不衰就缺乏支撑。没有不断涌现的新的优秀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就缺乏骨骼、缺乏中坚，很难稳健地长久挺立。

人们重视长篇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因为它能给别的叙事文学以及戏剧文学样式，给别的叙事性艺术样式（如曲艺、影视等等）提供再创作的原料，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负载时代生活的广阔复杂的现实内容上，在蕴涵时代的哲学、道德的千汇方状的思潮形态上，在摄取五行八作芸芸众生的性格类型上，有着其他文学体裁难可比拟的能力。至少从18世纪以来，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众多民族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它们的政治史、风俗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战争史，都由长篇小说作出生动的、全方位的、深入的反映，都借助长篇小说而为世人、为后代所广泛知晓。不但现实主义的大师们磨制了一面面19世纪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社会生活的镜子，人们对20世纪西方文化心理的深刻细腻的了解，也得益于普鲁斯特、乔伊斯的现代主义的长篇小说，马尔克斯让我们体验近百年拉丁美洲人民的精神历程。在我国，《红楼梦》被当做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子夜》、《家》、《春》、《秋》、《骆驼样子》则构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50年代末期的一批长篇小说形成我们革命文学的一个高峰。今天，新的生活呼唤新的长篇问世。在西方、东方的许多国家长期被经济停滞和政治难题所困扰的背景上，最近20年间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应该承认，这一场相对平静（与炮火连天的战争、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相比）的伟大变革，在我们的文学中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若没有一系列高质量的长篇小说出现，这一反映不可能是完整的深入的。“金黄鹤文丛”中这六部长篇小说当然还不能断言全都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但是，发起者、主持者、参与者是本着为时代造像、为人民立碑的意愿，是本着社会主义文艺家的使命感而投入这作，则是明确无疑的。

邓一光的《家在三峡》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文丛的整体意图。三峡工程，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史上，在20世纪世界水利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而三峡移民，则是波及面极大、难度极大的一项社会工程。对故土的割舍不断的深情，世世代代积累传承，注入乡民的血脉，形成厚重的文化。截断西江、消除水患，让咆哮的湍流变为万顷碧波，贡献丰富的电力，百年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步比一步切近地将这一设想放进自己的建国方略之中，今天终于要真正实施了。宏图伟业不能不激起沸腾的热情，这是包括水利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几十年魂牵梦绕的宿愿，也形成了和继续形成着一种新的文化。两种感情，都有非常大的力量；两种文化，都有非常广的基础。它们并不是必然对立的，但却免不了纠缠，免不了冲撞。移民工作的动员阶段，邓一光去了未来的库区。他乘舟置身峡江急流，他也把自己的心灵投在两种情感、两种文化相汇相撞的急流。他兴奋，他也受到即将永别热土的乡民的感染，有一种排解不去的留恋和痛惜：移民们的祖祖辈辈的老家在三峡，他们的，同时也是我们民族一部分的文化心灵在三峡；作家，当他和那百万移民声息相通以后，也把自己的心，至少是把自己的心的一部分，留在了三峡。此种“在家”、“离家”、“建家”的情感体验，不但是这部长篇写作的最可宝贵的资源，对邓一光此后的生活和创作也将是巨大的财富。《家在三峡》有阴错阳差、一波三折、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它有着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它曾以《百年酒楼》为名在著名的通俗文学杂志《今古传奇》刊载，为许许多多普通读者所喜爱。它的更深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则是触及了世纪交替时人们的观念、情感的嬗变，触及了如何挣脱传统羁缚去创造现代化的新世界，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珍惜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等问题。我相信，这个主题，还会在邓一光此后的创作中反复出现，并愈益清晰、愈益深化，从而使他的作品的历史内容与思想工作深度日益扩展。

徐世立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我知道他写过一些短篇和中篇小说，《儿科医生》大约是他的长篇处女作；董宏量的《遍地黄金》也是作者的首部长篇；钱鹏喜则在80年代之末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河祭》，并立即在本市评奖中入围，当时大家都颇惊讶于年轻作者出手不凡，起点很高，这次他送上的叫《不远的木屋国》以上三部都是写的身边的人、眼前的事，这就突出了文丛的现实性、当代性。董宏量在“题记”中记，“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喧哗和骚动的年代，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就会发现：到处都有比黄金更可贵的东西，比如良知，比如爱情，比如信念……但愿我们弯下腰面对大地时，拾取的不是遗憾，而是使我们生命更加美丽和饱满的憧憬。”文丛的作者们真诚地深情地面对大地，以健康的美好的关切的心理面对大地，不回避大地上的嘈杂、污痕，更以饱满的热情追踪良知、懿行。这种思想和艺术取向，反映武汉作家长期以来的群体风格和追求，也是“金黄鹤文丛，，今后要坚持的方向。

彭建新的《孕城》和何祚欢的《舍命的儿子》是地域风情小说。汉口，这个处于内地中心的商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由从屈原到“三袁”代表的古代荆楚文化，向从黄陂、汉川农民到汉正街商贩代表的现代江汉文化的交错演进，纷繁世象，五光十色。谁要是对近代、现代中国市民阶层的命运和性格有兴趣，他就应该了解汉口的百年史；谁要是对中国的国民性有兴趣，他就不能把“汉正街人”排除在视线之外。数年前，何祚欢的中篇《养命的儿子》，将大雅含于通俗之中，将说书的口头叙事技巧融合在小说的文字叙事技巧之中，一鸣惊人，为专家与百姓共同喜爱。《舍命的儿子》又有新的进展。作者的相当全面的文化修养，他对市民大众审美心理细致入微的了解，使我们对他创作的发展寄予厚望。

“金黄鹤文丛”没有也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近期全部优秀长篇小说，更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全部优秀文学作品。现在的六部作品，还各有其不足之处。但是，文丛的出版，是武汉文艺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是武汉文学史上值得认真书写的一笔。我一直以为，近十多年的中篇小说的成就，远远超过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武汉地区的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的长篇小说也应该可以超越前人，而武汉地区的长篇小说也可以对中国文学的整体作出更大的奉献吧！

我们祝愿事情能够如此发展，我们相信事实的发展将超过人们的期望。

1996年9月7日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