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姓袁名一。这不是他本名。他出生在一九一九年。对日战争开始时，他二十五岁。响应国民党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去从军。据我母亲形容，在征兵处，人家要他填姓名，父亲说：“大丈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一个人。”就此改名为“一”字。
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从来没听他自己提过，而我母亲有个戏剧性人格，我从小一直觉得我妈叙述的事都像演电影。母亲大有可能成为优秀剧作家。我自己写剧本之后，才注意到她的叙述方式多半不是文句，而是画面。有动作有对白，有颜色声音气味。
我母亲的叙述有些非常之动人心弦。我甚至无法确定我写出来的会比她说出来的更好。有次她跟我聊天，说了一个长辈的故事。早几年她是不可能说给我听的，是因为时代。在过去，父母不作兴跟孩子们谈性，不管那孩子已经多老。但是黄笑话和低俗流行已经把这个界线打破了。我有个朋友说他丧偶的七十岁老父必须再娶的理由：“如果不时常用，就不能用了。”
我一边听一边喝咖啡，假装很优雅，假装他告诉我的事与下半身无关。
母亲的这位朋友，年轻时守寡，独力把孩子扶养大。这女人非常能干，轻重活都行，嗓门大，人粗枝大叶。这应该是一种防卫机制，尽量掩盖自己的女人味，好避免任何引诱和被引诱。总之，这样过了十来年，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她洁身自好，为人规矩。
她跟隔壁家的男人很熟，是男人间的那种熟法。她不算有姿色，再加上有心粗里粗气，从来也不擦胭脂抹粉。十几年来洋装不上身，总是牛仔裤来来去去。事实上，没人当她是女人，或许她自己也把性别意识给抹除了，早已忘了自己是个女人。
那是个夏天晚上。她跟那男人一起在自己家里谈事情。当年多数家庭都窄小逼仄，大家习惯在厨房谈话。两个人在餐桌前算账。为了养孩子，她接了些短期工作，现在事情做完了，要报账。她就是算账不行，所以隔壁的男人过来帮她。
厨房里是四方木头桌，四边放四条长板凳。她跟男人一人一边坐。当时多数用白铁灯罩，就是像个斗笠似的，下头悬着圆灯泡的那种，正在餐桌上方。正在算账，灯忽然灭了。男人体贴，马上跑回自己家去拿了灯泡来替她换。回来的时候，厨房里没灯，却也不是一片漆黑，其他房间里有余光透进来。所以男人就上了餐桌，就着那点余光，开始替她换天花板上的灯泡。女人嘛，也就抬头向上看着。
她完全没预料到自己会看到什么。
等到灯泡换好，房间大亮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盯视着那男人的裤衩。当时夏天，男人就穿着条宽宽的及膝短裤，里头什么也没有。显然只是为了通风，绝对没有预谋要通点别的什么。
另外，穿着宽腿短裤，站在某个女性的眼目前，说实话，也不是通常的社交行为里会出现的景象，他忽略了没给自己加条BVD也绝对是情有可原的。
总之，因为这顺理成章的角度，以及顺理成章的理由，女人便看到了，所有，在男人裤子里应当出现的事物。
她告诉我母亲：“我守了十几年，心如止水。可就那一刻，我守不住了。”
但是当时，什么事也没发生。人生没法什么事都像电影的。男人什么也不知道，下了桌子，两人于是继续算账。
在我父亲，当年意气风发地抹除了祖谱上的名字，给自己改名叫“一”的时候，对自己肯定是有些想法的，或许那想法便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人生，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好留名青史之类。我父亲是逃家出来当兵的，又改了名，万一真的死了，他老家里不会有人知道。我不晓得他当年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不过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家不如国的。另外他原本在老家有个父母给娶的妻子，比父亲年纪大，脾气不好。也是我娘的形容：两个人时常吵架，那婆娘就抓起我爹的鞋从窗户往外扔，而窗户底下是酱缸。不知道是腌着什么，母亲只说是家家户户都这么着，窗户底下是酱缸，半人高，两手围抱那么宽。年轻的父亲便穿着一只鞋，单脚跳着从屋里出来，在窗户底下的酱缸里湿淋淋地找鞋。
找到鞋之后，照我妈的说法，他便愤而离家。跑到了重庆征兵站，“大丈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此改名袁一。我小时候听母亲讲这一段，总替他非常难受。没法想象他脚上还穿着酱缸里捞出来的鞋子，就这么湿淋淋地翻山越岭干山万水。
成为“袁一”的父亲没有战死沙场。在战争中那几年，日后证明，是他一生最辉煌的岁月，他在极短的时间中快速蹿升，是他那一期最年轻的带兵官。胜利后他带兵回南京接收，遇到了我母亲，之后两个人一起来到台湾，生育五名子女。之后在四十七岁死去。P17-21
自序
漂流的星球
记忆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正确的记忆，时常是经过虚饰和扭曲的。关于我的眷村记忆，亦复如此。数年前，我回到眷村里的旧家。距离我十五岁离开这里，已逾四十五年。
这四十五年中，我始终记忆着的，我从四岁生活到十五岁的这个家，在这样长久的岁月中，并无改变。我父亲亲手砌的围墙，墙头的镂空花砖，红色的对开木门，院子里的椭圆形花圃，水泥小道，甚至我父亲手植的茶花……
一切保持原状，这原状与我的记忆密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连茶花，都并没有长得更高或更大；时空在此以奇妙的状态重叠。身在过去的空间里，我迅即回到从前，成为当年的十五岁女儿。当年之所以离开旧家，是因为父亲去世，而返来的女儿，已经比当年逝去的父亲年纪更大了。
在记忆里，这栋狭长的屋子，分割成四间小房，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在屋后加盖了一间自成门户的大房。这间房子最初是父母亲居住，后来为了贴补家用，租给附近大学的学生。其中一名后来成为我父母的义子，直到现在仍有来往。 这房子后来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被回忆和描绘。无数情节在这房子里进行，我在小说里建构我的回忆，借给书中人使用。整整一年，我的旧居成为心灵之家，我和我的角色在其中进出，我的记忆完整而且鲜明，而且，我以为是正确的。
这次回到旧家，我发现存在我记忆中的，后院的屋顶阳台原来是不存在的。并且，不是四个房间，是三间。我同时面对了我记忆的不正确和符合着我的记忆的现实。而我的记忆，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扭曲我的过去呢？存留的是为什么被存留？而遗弃的又为什么被遗弃呢？
关于眷村的记忆，或者说，一切在岁月中被中阻的事物的记忆，我想都有这个问题，所谓的真实，往往只是有限的真实。而每个人又各自拥有不同的真实。
我对眷村一直有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可能跟我尚未成年就离开眷村有关。那种年纪看世界是透过自己的生活状态去看的。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幸福美满，父母亲给的关爱比限制多。我没吃过眷村生活的苦，只享受到眷村生活的好处。做任何事都有同伴，那时候好像任何地方都会有村子里的人。你认识他们，他们认识你。这认识而且不是只对你个人，是包含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背景。因为生于、活于眷村，我们从小就不是nobody。在那样的年纪，我们觉得“全世界”都认识我，而我也认识“全世界”。
成年后遇到了一些人，听他们讲起眷村，发现他们体认的眷村和我的认知不一样。有个朋友是这样形容的：“眷村是长了毒瘤的母亲。你不能不爱她，又不能不恨她。”与我母亲谈旧事，很奇怪，她的回忆与我完全不同。她对眷村的回忆不尽是美好的，并且充满了不堪和痛楚。
……
眷村每一家的格局都差不多，生活习惯也差不多。我们对别人家就像自己家一样熟悉。我们玩捉迷藏，会直接躲到别人家里去，藏在床底下，或躲在帘幕后头。大概也看到些不该看的事体，不过小孩不懂那些，似乎对于我们的心理也没什么不良影响。
后来看到一篇写眷村童年的小说，作者小时候跟朋友常玩的游戏是到邻居家“串门子”。这串门子不是形容，完全是具体行为。一群孩子会从这一家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再绕到另一家，同样地，前门进去后门出来。每一家的景象大同小异。大人要不是在打麻将，要不是在睡觉。他们这样“游行”的时候，大人如果正忙，多半懒得搭理。我自己没干过这种事，不过想必在我们村子里也是行得通的。
眷村的个人经验，都不免会成为共同经验。一九八三年，侯孝贤朱天文编剧，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描写的是眷村的叛逆少年小毕，成天跟坏朋友到处找人打架，砍砍杀杀。最后气得母亲自杀。死了母亲之后，悔改的小毕去念军校，成为一个好人。一九八五年，导演李佑宁拍了《竹篱笆外的春天》，钟楚红和费翔主演。钟楚红演一个眷村女孩，漂亮，爱玩。跟小飞官恋爱，怀了他的孩子，结果小飞官却摔飞机死了。她最后跑到台北成了“Bar Girl”，在那个年代，是差不多等同妓女的行业。
“小毕”与钟楚红饰演的那个角色，在眷村里非常典型，几乎每个眷村，不分军种不分南北，至少都会出一个。小毕这类的男孩，叫做“太保”，钟楚红饰演的那种女孩，叫做“太妹”，这两个称谓就代表了所有的不成材的孩子。而太保如果没在未成年前被杀死的话，救赎之道是上军校。太妹的下场是陪酒卖笑，这也是事实，不光是电影编的。
眷村里的外省第二代，分流到两个方向，一种是极为优秀，一种则极为顽劣。优秀的孩子，父母亲多半管教甚严，除了上学就是回家。念到了大学毕业就出国留学。早年台湾大环境不佳，军人的生活困苦，薪资极低。然而竟培养出那样多的留学生，想来不可思议。
好孩子出了国很少回流。眷村的继承者结果便是那些当年没念好书的孩子。他们或者“力争上游”，加入了黑道。或者安于平凡，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眷村逐渐成为社会边缘人的聚集之地，所有被社会抛弃或鄙视的人，原住民，老兵，贫民，无业游民；近几年是外劳，外籍新娘，这些人隐藏在眷村的红砖墙间，被忽略，也被遗忘。
袁琼琼编著的《两个父亲》内容简介：我有两个父亲，生父和继父。
生父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抗战征兵报名，他说：“大丈夫赤条条一个人。”就此改名为“一”。这个“一”，把他的人生分成两半，也把他前半段平空抹去了。
母亲说，在我念小学时，生父给我写过八页长的信。可是我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去医院，他的房间床铺得好好的，人却不在。他死了。他没有机会老去，我便不再长大。我把记忆留在他的死亡里陪他。
生父去世后，家中困窘。有人劝嫁掉勉强算成年的我，母亲说：“与其嫁掉小的，不如嫁掉老的。”于是有了继父。
继父清瘦，严肃，口拙，与母亲的争执中始终落于下风，像影子一样疏离于家人。他九十九岁往生。之后，我才发现他做了剪贴本，专门收集我发表的文字。
我有时会想象：在另一个世界，这一胖一瘦两个父亲坐下来谈话。继父会告诉我的生父，我们是怎样长大的。
《目送》之后，没有比这更感人肺腑的“父女情书”，《两个父亲》是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获得者袁琼琼所书写的眷村童年旧事。这是历史洪流中的漂泊，这是不可复制的命运。一年年擦拭的皮箱，又一年年放回木架，终究没有派上用场。人不能太有故事，有故事往往要遭逢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