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三,1922年就在湖南益阳、长沙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湘区农委秘书,1927年担任湘区区委秘书。1936年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1945年任党中央秘书处处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央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第一任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等职。
赖世鹤、田真著的《曾三传》叙述了曾三的生平,学习、工作情况,革命生涯,以及对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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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曾三传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赖世鹤//田真 |
出版社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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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曾三,1922年就在湖南益阳、长沙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湘区农委秘书,1927年担任湘区区委秘书。1936年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1945年任党中央秘书处处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央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第一任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等职。 赖世鹤、田真著的《曾三传》叙述了曾三的生平,学习、工作情况,革命生涯,以及对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卓越贡献。 内容推荐 赖世鹤、田真著的《曾三传》分上下卷两个大部分,上卷是写曾三在解放前的情况,主要是写曾三是我党我军无线电事业的先驱,下卷是写曾三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情况,主要是写曾三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 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楔子 我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写《曾三传》? 上卷 建国前曾三的革命生涯 一、斗争中成长 二、在大革命洪流中 三、地下尖兵 四、奔赴苏区 五、长征路上 六、飞往西安 七、新疆之行 八、在延安的日子里 九、中央档案大转移 十、在西柏坡 下卷 曾三与新中国档案事业 一、初进北平 二、秘书处的组织和任务 三、《文件处置办法》的发现和鉴定经过 四、《材料工作通讯》问世 五、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专修班 六、《档案工作》出版 七、建国初期党的各省(市)委档案工作情况 八、党的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召开 九、成立国家档案局 十、《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的制定 十一、从“芬特”到“全宗” 十二、党的第二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召开 十三、接收在苏联的档案 十四、“以利用为纲”的提出和改变 十五、建立中央档案馆 十六、技术档案工作的大连现场会议 十七、学习司马迁 十八、“文化大革命” 十九、曾三同志还活着 二十、“恢复、整顿、总结、提高” 二十一、开放历史档案 二十二、中国档案学会的成立 二十三、开展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二十四、捧上《文集》献曾老 二十五、曾三,离我们而去了! 逼出的话 请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关于“教育推动国家行政机构成立”的商榷 回音壁 写在《曾三传》发表后 读《曾三传》引起的回忆与思考(初稿) 附录 “活档案”裴桐 一代宗师——吴宝康 后记 试读章节 1925年3月12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深切哀悼。中共中央发表了告中国民众的唁电,指出: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是绝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号召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一方面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清除亘在革命面前的障碍。于是,全国各地纷纷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曾三等人也在长沙积极组织各种悼念活动并在学校开了追悼大会。 1925年5月30曰,在上海英帝国主义竟命令巡捕向反对枪杀顾正红、反对逮捕学生的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九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共中央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中去,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开展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斗争。革命风暴从上海迅速发展到全国。长沙的“雪耻会”运动紧跟着蓬勃开展起来,曾三带领同学也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去。 这一革命行动,使赵恒惕的湖南省政府吓破了胆,他们命令教育司阻拦学生,学生不听,仍然进行游行示威。后来,赵恒惕省政府又以期考为名强迫学生回校。扬言“不参加考试的,毕业班不发毕业文凭。”多数学生都被迫回校了,但曾三仍带领长郡中学学生在外边进行革命活动。教员着急了,如果学生考试成绩都不及格怎么得了,丢脸且不说,恐怕连饭碗也保不住了。于是,教员们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在考试的前一天,先要复习一下功课,给学生划一个范围。这个办法,校长也同意,学生当然更乐意。考完之后,学生的成绩自然不错,学生过关了,教员和校长也好向上面交差了。这实际上是学生、教员和校长的默契合作。 因长郡中学校长没有阻止学生示威游行,就有人告发他同情过激派.并说这个学校里过激派很多,要求免校长的职。教育当局怕受牵连,就把这个校长调走了,命令校董事会再选一个校长。 选校长,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了角逐。 “选校长可以,但要选熊亨瀚。”学生们向校董事会提出了要求。 熊亨瀚是一位很受学生爱戴的教师,是共产党员。校方反对熊亨瀚,提出要选张有晋,学生们斗不过校方,结果还是选了张有晋。 曾三等革命学生坚决反对张有晋上台,他们把学校的房门都关了,不准张有晋进来,以示抗议。 后来,张有晋还是当上了长郡中学的校长。这个人很坏,他千方百计分化学生,用免收学费作诱饵,在每个班都收买两三个学生。 在张有晋收买的学生中,为首的一个叫李晋伦,是个宁乡人,张有晋的哈巴狗。曾三他们要组织学生会,李晋伦他们就反对学生会,提出要办伙食会。什么是伙食会呢?就是光管伙食,不搞政治活动,校方想以此来限制革命学生的行动。 双方斗争十分激烈,曾三他们顶住压力,还是团结广大学生组织了学生会,并于10月底召开了成立大会,抵制了官办的伙食会。张有晋闻讯气急败坏,赶忙派李晋伦等人来捣乱,并宣布开除曾三、唐自刚学籍,理由是不遵守校规。曾三、唐自刚不服,全校学生也非常愤慨,一致要求张有晋取消这一非法决定。张有晋不仅不听学生们的劝告,反而依仗赵恒惕的权势,打了学生钟纬剑,这更激怒了学生,全校学生宣布大罢课。 为了把罢课斗争压下去,张有晋勾结赵恒惕反动政府,逮捕了曾三、钟纬剑、杨孔范三人,从而又激起了长沙全市学生的大请愿和大罢课。赵恒惕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高压政策,把二十八名学生代表强行扣留,将前来请愿的数千名男女学生统统关在教育司院内,不给吃饭,不给喝水。赵恒惕政府的暴行很快传遍全省,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支持长沙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赵恒惕怕引火烧身,于是不得不做了一些让步,放了数千名学生和二十八名学生代表,但对曾三他们三人仍然关押不放,并造谣说,曾三他们打了校长,伤了人,犯了伤害罪,归司法部门解决。 为了这件事,有的学生跑到省政府,质问赵恒惕:“为什么不放曾三、钟纬剑、杨孔范三人?”“不是我们不放,是他们犯了法,打了人,犯有伤害罪。”赵恒惕振振有词地回答。 关到第三十天的时候,反动政府以“伤害罪”开庭审判。消息传开,很多学校的学生都闻讯跑来观看和旁听。 开庭了,法庭向曾三他们三人宣称:“你们打了校长,犯了伤害罪,现在判你们十五天拘留。” 由于法庭作贼心虚,所以紧接着又说:“未判以前,两天抵一天,今天正好三十天,期满了,当日就可放人。”接着,又提高了嗓门喊道:“你们服不服?”“不服!”曾三挺身而出,当庭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并大声斥责道:“我们没有打人,这是诬陷,我们不服非法判决,我们要回学校。” 曾三的话刚一说完,前来旁听的学生一拥而上,簇拥着曾三他们,浩浩荡荡地冲出法庭,弄得法官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冲出大门走远了。 这次学生运动,最后以赵恒惕的让步和张有晋的下台而宣告结束。 学潮之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教育当局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人来当校长。新校长表示欢迎曾三、钟纬剑、杨孔范三位同学回校继续学习。曾三是酷爱学习的,他打算毕业后报考北大,为此,他还特地买了一盏小油灯,经常开夜车,结果把眼睛也搞近视了。后来由于革命浪潮的推进,他认识到参加革命斗争比考大学更为重要,就没有回去继续读书,于1925年参加了共青团湖南省委的工作。从此,曾三的学校生活结束了,他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P11-13 序言 序一 裴桐 (中央档案馆原常务副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原理事长) 赖世鹤同志告我,《北京档案》将要发表他和田真撰写的曾三同志传略性文章。我闻后十分高兴。曾三同志是我们所敬仰的党内老同志,我国文秘档案界的老前辈。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党的档案事业的无限热爱,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北京档案》一向注重利用刊物这个阵地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相信,曾三同志的事迹一定会成为对广大档案工作人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好教材。 1990年11月24日 后记 本传记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建国前曾三的革命生涯,由曾三讲述,赖世鹤录音,田真整理、撰写;下卷为曾三与新中国档案事业,由赖世鹤撰写。全书由赖世鹤统稿。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冯子直、王明哲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他们在阅读时,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修改。并补充他们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材料。为了了解一个事实,他们或去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查找有关档案资料,还亲自抄录了很多,或查找他们手中的工作日记和有关资料,或和知情的老同志,如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洛风、原司长荷文、档案出版社原社长邹步英等同志进行了交谈,还向20世纪50年代曾三、张中原来的秘书,当时在南京的施宣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副馆长)用电话核对情况。王明哲在2000年12月21日清晨2点写的《读(曾三传)引起的回忆与思考》中说:“今天夜里醒来,再也睡不着了,看了看表刚一点半。于是起来漱洗后进了书房,继续回忆与思考。”我们真是由衷的感谢他们,正是由于得到了他们这样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增加了这篇“传记”史实的准确性和可信性。我们再一次地谢谢他们。 裴桐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把他去苏联的一个多月的日记借给我们看,供我们写作时用,这对我们在写有关章节的时候帮助是很大的。他还亲自为我们题了书名、写了序言。我们非常感谢裴老、怀念裴老。 为了写这篇“传记”,我们二十多年前就去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查阅了大量档案。并拜访或咨询了知情的老同志,得到他们——韩毓虎(国家档案局原局长)、田风起(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来长治(档案出版社原总编辑)、刘峰(国家档案局原处长)、张景堂(中央档案馆利用部原主任)、齐得平(原副主任)、陈德友(山东体育报社社长兼总编)、陈兆祦(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原副院长)、韩玉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侯俊芳(中国人民大学副研究馆员)、姜之茂(北京市档案局原副局长)、谢丽荣(作者助理,副研究馆员)、王湘女画(作者助理,留美硕士)、黄清平(湖北省档案局原处长)、黄玠然(1926年成立中央秘书处时的第一任处长)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有的章节还经过曾三、裴桐、吴宝康同志的亲笔修改,有的一篇原稿上,同时留下了这三位档案界元老的手迹。 但由于此稿时间跨度长,有些章节写得又较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深切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修改,谢谢大家。更谢谢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的大力支持,才使得这本书得以问世。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将本书付梓出版。谢谢!谢谢了! 2015年3月16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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