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恋爱(1957年2月21日)
1955年时我二十出头，正是一个朝气蓬勃、阳光帅气小伙子的人生美妙时刻，然而我却遭遇严重打击，跌人低谷。因为1955年在部队体检时，我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病。当时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俗称痨病，有“十痨九死”的说法。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是患了此病而早早离开了人世。雪上加霜的是，我很看重的初恋也因此而失败。
此时，我被送入医院治疗，脱离了原来的集体，脱离了自己的生活和熟悉而温馨的环境，在一个新环境中倍感压抑。苦闷中我向也在部队的哥哥周保常吐露心声。以求慰藉。哥哥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于是我就收到了七妈的来信。七妈的来信犹如一场及时雨。老人家的开导和关怀使我豁然开朗，特别是七妈长征的经历令人心里震撼。
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七妈已患有肺结核，按病情应卧床，尽量少活动。要长征时七妈和七伯商量，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工作。七伯却对七妈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作为一名党性极强的优秀共产党员，七妈听到七伯传达了组织的决定后，毫不犹豫带病长征。
长征中，七妈被疾病所困扰，体力不支并掉队了，一个人过草地时陷入了泥潭。七妈说她幸亏不敢动，等待后续部队把她救了出来。而一些年轻的战士陷人泥潭后拼命挣扎，越挣扎人越往下沉，最后被泥潭淹没而牺牲。
七妈患肺结核参加长征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长征途中不仅休息、营养都跟不上，每天还要行军打仗，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啃树皮。她足足走了两万五千里，不仅顺利完成了长征，而且战胜了疾病，真是创造了奇迹。
七妈在信后说，青年人在恋爱问题上遇到波折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使我豁然开朗，再说，这段恋情是我主动切断的。因为肺结核病当时被视为绝症，我不能耽误别人的美好青春，尽管难舍难弃，尽管痛苦异常，我还是这么做了。在医院一住十个月，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休养条件，没有健康的身体任何事都无从谈起。
父亲周恩彦
这封信七妈还谈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的政治问题影响了我们兄妹近一辈子……
我父亲周恩彦，1905年11月24日生，是七伯周恩来的堂弟，他一辈子在铁路上做会计工作，是个普通的铁路职员。由于他与他的七哥周恩来走得比较近，受他七哥的影响，为人正直，同情革命。特别是1938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周恩来负责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工作。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将八路军的一架地下电台隐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为了保证这架电台的安全和正常工作冒了极大的风险，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架电台直至撤退时都没有发生过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七伯和七妈多次对我们兄妹说：“在这点上，你父亲对人民是做过有益的工作的。”1961年，我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与七伯、七妈共同度过了七天的春节假期，才知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同志就是那架八路军地下电台的台长。
1938年在武汉时，七伯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和七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因逃难(日本人侵略)来武汉投靠他们的子女。因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不方便，七伯、七妈和我父母商量后，就安排老人住在我们家，一个多月之后，两位老人陆续转移到重庆红岩村，在那里走完了他们人生的最后路程。那时是七伯、七妈和我们家来往最亲密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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