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卿著的《中国血——抗战十四年(1931-1945第2卷全面抗战)》讲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之际，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光荣历史。全书试图以真实而生动的记述，把读者带到炮火连天、血火交映的抗日战场，按照战争进展的历史次序，一幕又一幕地观看中国军队抵抗和打击日军侵略的战斗历程，真实再现惨烈而生动的战争故事，弘扬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抗战军人的英勇气概。

王纪卿著的《中国血——抗战十四年(1931-1945第2卷全面抗战)》，虽然不是一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纯学术性著作，但却是一部比较客观、全面和生动地阐述和描写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带有文学性质的纪实性作品。该书具有两大鲜明特色。一是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的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进行连续记述，把国名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融合起来并忠实于其关联性进行叙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军民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综合了前人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记载，打破了各种分域的条条框框，比较全面、真实和生动地反映了正面战场波澜壮阔的大会战以及敌后战场艰苦卓绝和卓有成效的对敌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二是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本书把中国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记述，比较客观、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日官兵在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和各国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支援与配合下，与侵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的惊心动魄的场景。

第一章 西北大联合

第二章 西安事变

第三章 “七七”事变

第四章 平津会战

第五章 八路军出师

第六章 华北会战

第七章 第二次淞沪会战

第八章 平型关大捷

第九章 华北会战的尾声

第十章 忻口太原会战

第十一章 新四军集结

第十二章 敌后战场

第十三章 南京会战

第十四章 南京大屠杀

第十五章 徐州会战

第十六章 黄河决口

1936年10月，在东北敌占区抗日联军比较活跃的时候，西北高原是一派红旗漫卷的气象。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不久，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师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在一起，对于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抵达大西北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他们的指挥者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为。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忱，为了把他们迅速拉上抗目的轨道，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这项工作早在1935年冬季就开始了。那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陕西富县原东村一户村民的土窑洞里，户外北风呼啸，但室内却是热气腾腾。这里是红军总部，毛泽东正在他的住处等待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从瓦窑堡赶来。

汪锋在夜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地和他握手，对他说：“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泽东还叮嘱他：“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接着，周恩来也找汪锋谈话：“方针大计毛主席都定了，你去照着办。你到那里先从侧面了解杨先生的思想动向，要找找杜斌丞先生。”

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过后，毛泽东分别给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上将、西北军总参议杜斌丞和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写好了三封信，此时交给汪锋带走。

汪锋化装成一家鞋铺的讨账先生，头几天走得很顺利，到了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在一个拐弯的地方，迎面碰上两个地方民团的便衣特务。他们从汪锋皮袍的夹缝里搜出三封信，一看上面写的收信人是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便傻了眼，你瞅着我，我瞅着你。

汪锋趁势装出大官老爷的架势，声色俱厉地说：“是谁派你们出来胡乱搜查行人的？你们这样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没好结果！”

两个便衣不敢多问，把信交还给汪锋，押着他往长武县城走去。汪锋托故停了一阵，给县长党伯弧写了一封短信，叫其中一名便衣先送进城去。

下午5点多，汪锋和跟着他的便衣走到县城北门外，党伯弧已经在路旁等着了。他叫便衣把汪锋交给他，安排汪锋住下。第二天清早，找了一辆大卡车，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长，带了四个兵，把汪锋“押解”到西安新城的西北绥靖公署。

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后，在一天晚上派人把汪锋接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在门口等候，把汪锋接到西客厅谈话。汪锋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杨虎城也问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是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第一次接触。毛泽东在信中向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他与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发扬。汪锋三次和杨虎城会谈，做了很好的沟通。在杨虎城资助下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中共派到西北军做联络工作。

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1 936年5月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信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从此以后，西北军乱放空枪、假打红军，应付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同年8月，毛泽东再次给杨虎城写信，希望他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中共派张文彬作为驻西北军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委任他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加强。

张学良的东北军，家乡已被目军侵占，他们的亲属当着亡国奴，他们天天指望着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是，蒋介石没有考虑他们的愿望，而是把他们调到西北“剿共”。热河沦陷后，张学良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召他回国，给他安了个“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头衔，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东北军完成“剿共”任务后，就可以北上抗日，打回老家，收复东北。

可是，士气不振的东北军完成不了“剿共”的任务。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从做了红军的俘虏，人生便改变了轨道，最后名垂史册。他被俘的地方是榆林桥，将他捕获的是徐海东指挥的红军第十五军团。

高福源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攻打红军完全是被迫的。他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想有所作为。他打算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但他先要取得红军的同意。于是他求见红军首长，说有要事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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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国人民结束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的先辈以反抗外国侵略的空前伟大的胜利，为一段苦难而悲壮的历史画上了辉煌的句点。今天，在我们传承民族历史所产生的诸多感慨中，明显地沉淀着沉重和自豪。沉重，是为我们民族曾经饱受日本法西斯的欺侮、掠夺和蹂躏；自豪，是为中华民族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敢，忍受长时间付出的惨痛代价，迫使一支为世界和平所诅咒的野蛮军队，最终向我们举起了白旗。

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奋勇抗战，终于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了中国的土地。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优秀的学者和当年亲历抗战的当事人，撰写了大量忠实记载和评述这场伟大战争的文章，其中不乏从抗战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综述抗日战争的宏著，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两卷本《中国抗日战场正面战场作战记》以及解力夫先生撰写的《抗日战争实录》，堪称这类著作的典范。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纯学术性的历史著作，而是一个带有文学性质的纪实性历史读本。作者试图综合前人关于抗战的记载，打破各种分域的条条框框，全面地、真实地反映正面战场波澜壮阔的大会战，以及敌后战场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这种浩大战争场面的描述，是将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抗战融合起来并忠实于其关联性来进行叙写的，而且，作者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和华北的局部抗战，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全国性的全面抗战进行连续的记述，试图以真实而生动的笔触，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十四年中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是如何英勇地反抗侵略者的。作者严格按照历史的进程，梳理了唐代、明代、清代中国人对目作战的脉络，然后着重书写民国时期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试图把读者带到炮火连天、血火交映的抗日战场，一幕又一幕地观看中国军队抵抗和打击日军侵略的战斗历程。本书记载的惨烈而生动的战争故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民族抗日战争的残酷和中国抗战军人的英勇，无须再加任何的分析和论述。此外，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将中国的抗战放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来观看，因此，本书试图集中地、全面地再现中国抗日官兵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配合下与侵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的惊心动魄的场景。

战争是残酷的，人们在搏杀中过高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而当硝烟散去之后，总觉得血与火的历史不堪回首。但历史是一个宝盒，打开它，便可能获取智慧。抗战胜利过去近七十年了，中国人一直在思索，这场战争究竟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大约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太多国耻的烙印和积弱难振的辛酸。国耻饱含着国民的沉痛，是国人不应也不会忘记的。但是，我们民族的宝贵品质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牢记，那就是：我们身上蕴藏着战胜苦难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我们在六十多年前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这种力量的象征，’而前辈抗战军人不畏强暴、浴血奋战，便是这种力量的明证。诚然，我们在历史上有过腐败的统治，有过屈服于外国侵略的软弱的政府，有过昏庸的官吏和出卖同胞的汉奸，但是，抗战的胜利使我们重获了民族的自信和自尊，看到了建设一个强盛国家的希望。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为民族生存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人，他们有的运筹帷幄，有的指挥若定，更多的人在战场上勇猛杀敌。我们的书页之间，倘能再现他们当年的战斗经历和英雄风采，读者倘能从中获得感悟和激励，便是为他们的英灵颁授了一枚新的勋章——它的意义很明显，表达当代中国人对先辈的认同和崇仰。

王纪卿

2013年8月于长沙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