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凌节生所著的《从上海圣约翰到联合国》叙述了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广东男孩，在走出圣约翰大学的校门后，如何走过了世界八十多个国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妇女儿童和苦于病痛的人们，尽自己所能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故事。

作者凌节生先生曾供职于联合国下属两大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他希望能以自己三十多年的国际公务员生涯，为希望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年青人提供一点借鉴。

由凌节生所著的《从上海圣约翰到联合国》译自美籍华人凌節生先生的英文自传。讲述了他  一生的经历：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远赴美国，成为国际公务员，为了推动联合国在国际卫生和发展领域的人道主义工作曾走访了八十多个国家。本书的讲述原本就自然流畅，译者又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特色，生动、轻松，内容丰富，是一本极具亲和度的自传。

第一章 成长于上海

第二章 邻里和学业

第三章 香港

第四章 曼谷，天使之城

第五章 求学美国

第六章 东归之行

第七章 担起儿基会在亚洲的工作

第八章 巴尔玛莎那县的里奇考尔德勋爵

第九章 纽约总部

第十章 拉博伊斯的任期与儿基会第一夫人

第十一章 实地工作

第十二章 与名流共事

第十三章 传播策略

第十四章 回到中国，格兰特的管理工作

第十五章 加入世卫组织的工作

第十六章 中国同胞和我的访华经历

第十七章 进入学术界

第十八章 任职杜兰大学，防治碘缺乏病

附记 做一个国际公务员

后记

我家住在亚尔培路558号的亚尔培新村，封闭的院子里有七幢房子，分列两排。我们不常从面朝大街的正门出人。院子正面的墙上插着锋利的碎玻璃，防止飞贼溜进家里。我们一般都走弄堂口的金属大门，从后门进出。

我们弄堂的房子在20世纪30年代是很摩登的，家家都有钢制窗框和抽水马桶。我离开祖国二十多年后，于1975年再次回国，惊讶地发现，原先的三层洋房里竟然住了六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竟然住在我们那个小小的车库里。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住房非常紧张。我留意到，自那时到现在，这一状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我很欣慰。邻居

哥哥和我爱给朋友起外号。依照脑袋的尺寸，巷子里一号楼的兄弟俩被称为“小头”和“大头”。他们姓龚，从汉口来，操着一口青少年特有的秘密方言，每个音节后面都加个音，只有他们的密友才能听懂他们说什么。龚氏兄弟喋喋不休的鸟语听得我们颇感无趣，所以我们兄弟和他们并不亲密。

街对面的步高里是法租界政府盖的第一片住房，那里住着我的一位同窗，外号“扁头”。步高里的房子都没有抽水马桶，“扁头”和他孀居的母亲共住一室。有段时间，我和“扁头”是好朋友，后来由于他母亲无法支付我们学校的学费，他便辍学了。

出了后门就是李家居住的二号楼。李家小儿子李肇源总在巷子里和我一起玩，要么踢皮球，要么玩弹球。他大哥李肇基面孔严肃，是个聪明又认真的学生。肇基的两个弟弟都以他为榜样。我们管他叫“老大哥”，但他好像老出远门。肇基在美国学新闻专业，后来在上海一家主流日报社当记者。其实他是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1949年以后，他是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有时给周恩来总理做口译。1955年，在去往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的路上，其飞机被国民党安了炸弹。国民党误以为周总理也在这架飞机上。李肇基当时还不到四十岁，被国家追认为烈士。

李肇源跟随哥哥的脚步，学习新闻专业。1999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圣约翰中学及圣约翰大学校友聚会上，肇源在名册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便拿起麦克风叫我。分别半世纪，偶遇于此，我们欢喜异常!自那之后，我们夫妇便与肇源夫妇保持联系，而他的夫人也是位记者。

弄堂里三号楼住着韩氏一家。我那位当牙医的叔叔与韩家四小姐结了亲，于是我们就成亲戚了。我管韩家的小儿子韩非叫小叔，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表演艺术家。韩家大哥是电影制片人，其夫人孙景露后来成了著名演员。韩家的六小姐嫁给了姓弗拉克斯的希腊人，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老法”。大概是人们认为法租界里的欧洲人都是法国人吧。弗拉克斯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这三个孩子似乎总在练钢琴。那个男孩叫乔治，四岁就作了一些曲子，他父亲显然是打算把他培养成天才。乔治在一家大剧场里开过一场音乐会，成了奇才，名字被印在节目单上，但是就没有下文了，乔治对于钢琴的兴趣也就渐渐消失了。

我们和弄堂里的其他三家都没有联系，因为他们都用朝着大街的门进出。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本就不会遇到彼此。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有个律师住在弄堂里，他是日本占领时期汪伪政府的法官。

那段日子，上海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市仿佛是一座小岛，周围都是相对贫穷的农村。租界里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中不乏家庭富裕且生活水平很高的人，他们还与政治领袖有所接触，能出入高端社交圈。而农村的大量贫困人口则涌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各个居住区里都有星星点点的贫民窟，贫富差距悬殊。我们在餐馆吃饭时，饥饿的儿童就把脸贴在玻璃上乞食。我家属上流社会，这番景象却不罕见。我还见过路边的阴沟里有很多稻草包，我们知道那里面裹的是什么：逝去的婴孩。

面对严重腐败的政府，我有很多同学都想做出改变，还有些人想要秘密地加入共产党。我也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的不公，但却不愿在内战中偏向任何一方。如果我那时就接受了后来成为国际公务员时所持的理念和信条，那么我定会为打击社会不公而付出更多的努力。P23-25

并非自传，而是一位国际公务员的回忆录

在我看来，这本书算不上我的自传，然而书中所述都是我个人的回忆，能从事三种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职业，实属我的幸运。

我祖籍广东，出生在上海。1943年考入圣约翰中学，1946年直升圣约翰大学。未及毕业，为躲避战火，在1949年来到香港。我曾在香港当过记者，时间不长，但是工作强度很大，那段时间还作为联合国认证的战地记者奔赴朝鲜战场，并且经历了一次车祸。后来，我在联合国当了三十多年的国际公务员，先后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两个颇受世人欢迎的机构工作。刚进儿基会时，我还是普通事务人员，后来平步青云，晋升为专员，到了四十多岁，成了正司长，处理全球信息公关事务。作为国际公务员，我曾在八十多个国家开展工作。更有意义的是，我在工作中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处理衰竭性疾病、营养不良症等健康问题，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扫盲，普及妇幼保健知识。虽然并非所有的工作都达到了预期目标，不过，我亲眼看到，我们征服了致人伤残的接触性传染病雅司病；我亲眼看到，粒性结膜炎和肺结核在很多国家得到控制；还看到，为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校餐的营养更加丰富。

后来，为给朋友帮忙，我开始在纽约城市大学做晚间兼职教员，教授广播系统对比研究。在儿基会工作的假期里，我在斯坦福大学作为访问学者教授发展传播学。后来我提前从联合国退休，在学术界当了18年的全职教授。1986年，我接受了路易斯安那大学的任命，作为传播学客座教授在拉斐特任职。接着，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雷曼分校作为兼职教授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1989年，我来到杜兰大学的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担任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我在杜兰大学工作了近十五年。在这所大学里，我专注于研究工作，并且培养了很多在职的卫生和发展官员。他们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卫生与发展部门。我研究传播培训计划，旨在动员社区发展，这是我于60年代在儿基会发起的行动，在我的职责所及，“社会动员”行动达到高潮。而我在杜兰大学开设课程正是要教授为推动发展而采取的传播策略和传播活动。退休后，我被任命为国际卫生与发展领域的荣誉教授，杜兰大学还设立了一个以我命名的奖项，奖励国际学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加入了抵抗碘缺乏的全球运动。从2000年到2006年，当了两届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主席，这是一个非政府性质的科研机构，在消除碘缺乏病的持久行动中，理事会全力投入。碘缺乏病是全球几亿儿童智力低下的主要病因，只需服用足够的碘盐就可以防止这种疾病。

作为一个生长在上海的广东男孩，我曾看着地图，对遥远的尼泊尔、塞拉利昂、秘鲁充满好奇。当时真想象不到，有一天我会环游世界，真正到访那些国家。作为一个上海的孩子，我想象不到自己会参加1965年在奥斯陆举办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想象不到自己在20世纪后半叶与著名的艺术家密切交往，其中包括超级偶像马龙·白兰度，多才多艺的演员、作者、导演、讲故事高手彼得·乌斯季诺夫，还有伟大的流行歌手凯特·斯蒂文斯。1971年，在孟加拉国还没正式建国之前，我和甲壳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短暂合作过，一起办演唱会。我还为宣传1979年世界儿童年，与拳王阿里和球王贝利合作过。我还为宣传儿童事业到访过很多国家。我可真幸运！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也有跌宕起伏，有风光，也有失意。不过大体看来，我还是很幸运的，抓住了很多机遇。也许，那些希望走出国门、追求国际事业的青年人会从我的人生经历中学到些经验。

我本来也没打算写自己的生平，因此也从来没有为了写自传而记笔记。正文中的生平全部基于一些旧文件，一些报告，还有我的回忆。虽然我将漫长的职业生涯投入到了国际发展和公共卫生领域，不过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一名记者。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工作要求就是报道重大事件的时候不偏不倚，准确、如实、客观。我上了年纪，记忆力减退，具体的时间和人名拼写可能不大准确了。生理上的衰老带来了无心之过，还有一些疏漏，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既不能给出所提到的所有人的全名，又不能给出一些事件的具体日期，这严重违反了新闻学的重要信条。我要向我的老师道歉，他们若是了解我如今违背了那些原则，大概当时也不会让我及格吧。我还要向我的编辑道歉，他们定会让我填补缺失细节的。若是我的疏漏冒犯到读者您，我先向您道歉，这些责任由我一力承担。

我在最后一章中讲到全球合作共抗碘缺乏病作为本书的结尾。再次感叹自己的一生有多么幸运。虽然当记者的经历比较短促，不过我曾当过一阵子联合国特派通讯员，还曾奔赴朝鲜战场。作为国际公务员，我一帆风顺，数次破格晋升，四十多岁便升到了专职工作人员中的最高级别。没有想到，我的学术生涯也硕果累累，尤其是在杜兰大学，工作成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丰硕。

这一切似乎难以置信。我生在一个好家庭，有一些先天的优势，有机会从周围人身上学到很多智慧。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有机会参与到提高欠发达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事业中去。

我曾参加1965年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曾发起并组织200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际消除碘缺乏病部长级会议，曾在20世纪70年代首创并筹备筹款慈善音乐会。后来我被杜兰大学国际卫生和发展学院任命为名誉教授，该校甚至设立了以我命名的奖项。这些经历让我难忘，又让我激动。不过最让我骄傲、最有意义的经历则是：发起“发展传播学”，目的是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在我所有项目中最有意义的工作．

如今，我已年过八旬了，依然站得很直，还能走路，虽然没有年轻时那样的足下生风，但却多了几分从容。我牙口也好，还能享受美食。现在，我和终身伴侣曜华欢度晚年，吉纳维芙和劳伦斯这一双孝顺的儿女常伴身边，克里斯蒂安和菲利浦这两个可爱的小外孙也承欢膝下。这两个小家伙是女儿吉纳维芙和女婿谭敬德的孩子。

我借助网络与很多同窗老友恢复了联系。我终于又做起了报道工作，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啊。不过这一次，我写的报道是围绕我自己的一辈子。如今，我只为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做一点工作，负责管理其颁奖委员会。

确确实实，我游遍了世界。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比来自上海的凌节生还要幸运、更有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