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是作者继《天公不语对枯棋》之后，第二部以晚清为题材的历史散文集。书名取自李鸿章——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临终的诗句。

打开姜鸣的这本新作，如同展开晚清历史的长卷画作，中国的大门缓缓打开，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中国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也由此展开……画面波澜壮阔，落笔却精微细密，丝丝入扣。

姜鸣自己有个比喻，说历史学家犹如猎人，常年在岁月的森林中梭巡。做出一项研究成果，宛如绕过密密匝匝的大树，探视到树荫背后躲藏着的长耳兔子，猎人和大家遂得以心安了。

姜鸣对晚清历史的一探再探，使我想起朱维铮先生的一句话：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不敢说我重读近代史的短书小文能够恢复历史实相，但至少表明历史实相有待恢复。

晚清中国，中西交冲，新旧消长。中国的大门缓缓打开，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中国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也由此展开……在时势的逼迫下，李鸿章等得风气之先的人士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成为自觉身当其冲者，数十年强毅力行，行走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上。

作者姜鸣秉持“以散文的笔法写论文，以论文的严谨写散文”，从被过滤掉的历史细节入手，讲述了慈禧、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张佩纶、郭嵩焘、严复、吕耀斗、胡传、唐国安等同光朝的政要、社会精英真实而传奇的故事。笔墨穿越于今昔之间，生动有趣。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书信、日记、诗歌，乃至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解决了许多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研究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与洋务派大老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清流”的后台老板李鸿藻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政局和人物的认识。

自序

以镜镜人须眉活

 英国摄影师拍摄的总理衙门大臣照片

军营弄惯入军机

 大臣笔下的左宗棠

字里行间的细节

 读《翁同龢日记》笔记

簪花多在少年头

 访李鸿章故乡合肥磨店

揣本旧书去圣彼得堡

 李鸿章访俄的若干细节再现

朝开铁路，夕死可矣

 李鸿章谋划修建铁路的一个插曲

“南中寄新蟹，与合肥持螯共酌”

 李鸿章家螃蟹之来路及送礼种种

为老秀才写的介绍信

 张佩纶与胡适父亲胡传的友谊

本来钟鼎若浮云

 宝廷娶江山船女之谜

灿灿医星映御街

 悬丝诊脉、吉林人参和东太后之死

治人治病，中外一家

 李鸿章与西医

一时耆旧尽凋零

 光绪十六年冬季的传染病

社交季的新客人

 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

在那华丽的宫廷里

 格林尼治的中国留学生

欺人到底不英雄

 关于首位上海籍外交家李凤苞的争议与辨诬

从出走到回归

 清华创始人唐国安曾是外企的白领

男儿怀抱谁人知？

 细说严复和吕耀斗的仕途之路

敢言掣肘怨诸公

 1891：北洋海军发展的转折年

尺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引证书目

二

光阴荏苒，十年时间匆匆过去了。

在这十年中，李鸿章、沈葆桢分别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洋务自强的领军人物。

在这十年中，德法之间打完了普法战争（1870—1871），战争初起的十四天里，德军用铁路将38万军队、11.4万匹马、855门火炮和9500辆客货车运往德法边界，这种战争动员和兵力投送能力，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Brandt），也将这一信息通报给了中国领导人。普法战争中铁路的运用，代表着蒸汽机时代陆权的重新兴起。对应于蒸汽机带来的坚船利炮和海权勃兴，铁路使得部队实现了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移动速度，并使得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从而造成战争形态、规模和时空概念再次重新改写。

李鸿章对西方铁路的观念，也是在这几年中转变的。我们目前看到李鸿章最早转向支持建造铁路的文献资料，是他1872年10月12日写给丁日昌信中的一席话：

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前上轮船疏，以裁沿海师船，试开煤铁矿，总署已不敢置议，梦梦可知。滇回乞师于英，未闻有密助军械之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缩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

李鸿章和丁日昌当时不知道，两天之后，日本第一条铁路京滨铁路投入正式运营。京滨铁路连接东京与横滨，全长29公里，共建有6个车站、22座桥梁，全程运行53分钟。而在此之前三个月即6月12日，21岁的明治天皇已经试乘了品川至横滨的试运营段，对于现代铁路留下深刻的印象。明治维新中，日本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特别认定铁路是现代化的重要工具。1871年11月，政府首脑岩仓具视在赴美国考察写给国内的信中说：“有识之士说美国富强，铁路的功绩占十分之九，欧洲各国也如此。”随后，1874年5月，大阪一神户铁路通车，1879年2月，大阪一京都铁路通车。从1870至1885年，日本工部省“兴业费”（即官营企业投资）总额为2970万日元，其中铁路投资1430万日元，占百分之四十九。日本在铁路建设上，早已走在中国的前面。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地海防，李鸿章协派淮军唐定奎统带铭军步队十三营增援。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谈道：“唐军分起到台过迟，轮船调队亦复濡滞，如此信非铁路轮船不为功。”这里，李鸿章设想的铁路作用同军队调动直接有关。年底，李鸿章奉旨筹议海防，他上奏再次提起：“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灵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他还提到数月前日本侵台而清军调兵过缓的事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转送，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

李鸿章记得，本年冬天，他赴京叩谒同治帝梓宫，谒晤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北京，以便南北转输。恭王亦以为然，但又说无人敢主持。复请其找机会为两宫太后言之，恭王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事后郁闷地说：“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1876年2月7日下午，冬日的北京，街道上刮着大风。即将出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登门翁府，拜访帝师翁同稣，大谈经世抱负：欲天下皆开煤矿，全中国遍修铁路。又说今日洞悉洋务者只有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人。

2月25日，郭嵩焘拜访潘祖荫，恰好翁同龢也在潘府做客。交谈中，他们因马嘉理案和铁路等敏感话题发生争执，回家后，在日记中各写各话。翁同稣写道：“适郭筠仙来，遂论洋务。其云滇事（马嘉理案）将来必至大费大辱者是也。其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直是失心狂走矣！”这段话，翁氏后人或门人以为不妥，故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翁文恭公日记》时，将其遮盖，以致陈义杰整理的排印本《翁同龢日记》中，整段文字是没有的。郭嵩焘则说：

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议。为语及洋情，不乐，诟毁之。然则士大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人皆知诟毁洋人，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P87-90

拙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出版至今，不觉已有九年。九年来，我依然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晚清历史，研究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研究晚清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我的写作方法，依然如同从前：先形成一些初步的想法，写成一些短文，发表在报章上。而后不断地收集新的材料，不断地继续思考，最后形成一篇更为丰满、更为翔实的新文章。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就是这本《秋风宝剑孤臣泪》，亦是“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续集。

晚清，是中国新旧嬗递的时代。陈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式微，新生的事物随着时代的进步艰难地成长，中国的大门开始缓缓地打开。在变化的过程中，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伴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展开中国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和得风气之先人士的成长。

这些变化和成长是由细节叠加出来的。丰富的细节构成了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当我看到自己穿越时代，在积满尘土的岁月旮旯里寻找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阅读他们的书信、日记和诗词，感受他们为了改变闭塞、排外和盲目自大，用自己的智慧和责任心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不由常常为之感动得夜不能寐。比如上海籍的外交官李凤苞在德国订购“定远”、“镇远”、“济远”号军舰，国内反而有人对他弹劾，说他收受回扣。但最近发现了当年订购军舰的合同，里面专门订立了反商业贿赂的特别要求。李凤苞下台后，写下“欺人到底不英雄”的联语，令人感慨万千。又如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自掏腰包，举办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而引来的是是非非，和他承受的巨大压力。再如李鸿章，他是早期铁路事业最积极的鼓吹者，曾说过朝开铁路，夕死可焉，为了推动建造铁路，他费尽心思，大胆谋划。1880年，他先请吴汝纶和陈宝琛代为拟稿，再由淮军名将刘铭传上奏建言，自己再上奏予以支持。即便如此，铁路计划还是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而被搁置。但是，刘铭传、吴汝纶、陈宝琛三人，都将这篇奏折收入自己的文集，打算流传万世，向后人展示他们睿智的先见之明。而当时坚决反对建造铁路的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下一些批评文字，到了1925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主持影印《翁文恭公日记》，也觉得实在有碍翁的形象，故作了局部的遮盖，硬是不让后人看见，这种为尊者显、为尊者讳的做法，让我们感受到历史评价的巨大力量。

本书的书名《秋风宝剑孤臣泪》，取自李鸿章的临终诗，表述的是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在生命走向终点时的一种末世悲凉。2002年，我曾用这个题目，写过一篇探访李鸿章墓地的散文，没有想到，那篇文章，被多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02》、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百年人文随笔·中国卷》、漓江出版社的《2002年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文汇出版社《你可以信赖他，2002笔会文萃》、贵州人民出版社《21世纪中国最佳随笔，2000—2011》选入，使我自己颇为意外，也倍感荣幸。我想，这篇文章的入选，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对于李鸿章这位历史人物命运予以的特别关注。在本书中，我另有《簪花多在少年头》，讲述探访李鸿章出生地合肥磨店的所见所闻。“簪花多在少年头”，出自李鸿章《二十自抒》中的一个句子，写诗的时候，他刚满19岁，充满着生命的朝气和阳光。读者要是有机会把两篇文章连起来细细地再读一遍，对李鸿章一生的坎坷命运，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近年来，各种通俗的历史读物和随笔越来越多，但我依然秉持自己对于历史研究的严肃态度，把每篇文章都当作严格的论文来审慎对待，而非简单地拷贝粘贴传闻和野史。收入本书的篇什，无论从选题还是在写作技法上，我都努力使其具有可读性和学术性。我将此称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文章后面都附有详尽的引证史料出处。一般浏览的读者毋庸去看出处，但专业读者则可通过这些文章，继续展开学术研究。

大量新史料被公布出版、成为史学研究者可以运用的巨大宝库。本书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奏折、书信、日记、诗歌、报章，乃至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这种做法，既是一种挑战，却也使研究更加富有趣味。特别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与洋务派大老李鸿章、及与军机大臣、“清流”的后台老板李鸿藻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大大丰富了我对晚清政局和人物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另外，旧影像的不断被公布，也使我们对于古人，有了更加具形象化的了解。

本书写作中，我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马忠文兄，他一直鼓励我坚持史学研究，并帮助我寻找珍稀史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个历史课题，在电话中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感谢《新民晚报》吴芝麟兄、《南方周末》刘小磊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陆浩兄和黄晓峰先生，本书的各篇文章，最初都曾在这些媒体上发表，他们也一直对我的写作和研究给予支持。感谢陈悦和徐家宁先生，他们在旧影像的资料和辨析上为我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感谢吴慧剑先生，帮助我在图片修复上做了许多工作。特别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晓琳女士，她在我的著作出版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提供了许多专业的帮助。

当然，我更要感谢我的妻子家玻，是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对于学术和写作的兴趣；感谢我的儿子姜源，他是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家，还常常承担我研究工作的助理。我把本书献给我刚刚去世的母亲，感谢她的养育之恩，她的慈爱和远见，使我从小就比同年龄的孩子得到更多的见识和锻炼，对我的成长影响至深至远。

姜鸣

2015年1月

无论哪个题目，姜鸣都会尽量找到合适的史料，以充分的事实来说话。如果说这方面是史家的常识的话，那另一方面只能说他得天独厚——他到过所有涉及的现场，作过细致的调查考察，有的还去了多次。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本书延续作者一贯风格，围绕晚清政局和人物主题，多年爬梳资料，反复咀嚼体味，砍削出许多光亮的历史侧面。这里有苦寻始得到的精彩细节，有社会嬗变的深沉脉息，有穿透时空的思维支点。与内心对白，与古人对话，不亦乐乎！

——皮明勇少将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 研究员

多年来，姜鸣以潇洒的姿态独步历史学界。他既沉潜于史海，又弄潮于当代，这样的生命状态为他洞穿历史的迷雾多了一份底气。我喜欢看他笔下的物事人情，每个细节都带着历史的余温，给你一种穿越现场的感觉。

——尔冬强 自由摄影艺术家 旅行家

历史真相，常见之于细微处，本书作者穷尽一切史料，证之档案、信札、日记等，甚至重返百余年前的历史现场，与传主同感风霜。其见闻既富，体会并深，议论识见自是不凡。在“信而有征”下，文笔优美，读之有味，真乃珠罗翠网，花雨缤纷。

——蔡登山 台湾作家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