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的杂文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其启蒙理性不是单纯从思想史方面做文章，而是从现实出发，以针砭时弊为目的；且修辞立其诚。有了诚，杂文的审美、理趣和启蒙才有所附丽。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邵燕祥杂文自选集)(精)》中《切不可巴望“好皇帝”》、《人是有尾巴的吗？》等多篇属于这一题旨的杂文。《切不可巴望“好皇帝”》认为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好皇帝”再世，“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即便是唐太宗那样的“好皇帝”也整过良臣魏征的黑材料，皇权的“民主作风”毕竟是大大有限的。因此不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做选择，而是要在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之间做选择。《人是有尾巴的吗？》一文中，首先，作者把“翘尾巴”、“夹尾巴”以及“脱了裤子割尾巴”同脏话、同人格侮辱联系起来，因为只有鸟兽虫鱼才有尾巴；继而，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它的本质：“那动辄指责别人‘翘尾巴’者，正是自认为我翘则可，你翘则不可；动辄训斥别人‘夹尾巴’者，正是自命有常‘翘’不‘夹’的特权；动辄勒令别人‘割尾巴’……其实可能恰恰忽视了自己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尾巴。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邵燕祥杂文自选集)(精)》收录了作者1979—1989年十年间的优秀随笔杂文，近90篇。这里有最酣畅的文字、最勇敢的呐喊、最精粹的传承、最真挚的情感、最冷静的思考、最清醒的坚持。

写在前面的话/朱铁志

有感

一首宋代的讽刺诗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也是“可怕的现象”

鲁迅“丑化”了阿Q吗？

人是有尾巴的吗？

议论安娜好

公文选读

“专案遗风”考

“整人”诗活

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

打倒与骂倒

批判“大批判”

“娘打儿子”论

海阔天高说“文网”

说“寂寞”

想起了“文字论战的规则”

何物“大辩论”

鞭马人

“对号入座”好

夜读偶记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读杨宪益同志入党消息

魔椅

向林则徐学什么

“饭苍蝇”之类

避暑山庄偶感

两个孟姜女

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

好事怎么变成坏事？

也谈陋室

关于苍蝇的联想

建立“‘文革’学”刍议

论“七八年再来一次”

世无完人论

《三国》一锦囊

说“三不”

试谈“争鸣”

“粉碎”和“彻底否定”

漫谈“经典”

忽然想到“誓死”

旧城名胜公园

说“看客心理”

戴在臀部的纹章

堕落辨

小道消息论

哀沛人

说“笔杆子”

辟“龙的传人”

“窃国”者亦“窃钩”乎？

文人辨

家家长家长制

改换门庭

得罪

莫作怪

臣性

颂与骂

凑趣儿

论“看眼色”

说“刺激”

无可羡慕

评“民主到头”论

一个悄悄的预言

有感于“周恩来指示过”

一个杂文作者的困惑

猫的哲学

说偏激

闪念录

大题小做

这个与那个

为谭嗣同一辩

科学与吃饭

什么是悲剧

论好人与坏人

避席畏闻篇

好在哪里？

看悬棺

祸延祖宗

趣味逻辑

饕餮现象

梦醒后的启蒙

玷污了的词儿

中国还需要皇帝吗？

为新权威主义补充几条论据

为巴金一辩

喜读《王力病中答客问》

难得明白

说“瓜得”

忽发奇想

酒、火锅、糕点、元宵等等

《洗澡》读后

历史上的今天

回忆那时读《那时》

杂文作坊（四）

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

农民到大饭店订酒席——《南行随想》选一

一个农民，要在佛山市旋宫饭店5月6日开业那一天订两桌酒席，每桌千元的标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接受不接受?餐厅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来研究去。从餐厅来说，包办酒席，自应该来者不拒，哪有把上门的生意推走的?从主顾来说，劳动致富的农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除了扩大再生产以外，为什么不可以开支一笔用于高档的消费?合情，合理，合法，没有理由拒绝。照办了。饭店盈利，宾主尽欢。

天没有塌下来。社会风气和党风没有因此败坏。积千百年来经验深知量人为出是有益的格言，甚至私心祷念只进不出、连年关扫地都是从门槛下扫帚、从外往里扫的广大农民，并没有群起效法。

勤俭，是中国农民的发家之道，持家之道。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富裕和比较富裕的条件下的勤俭，同在贫困条件下的勤俭，分属不同的层次。认为皇帝和皇娘生活一定优裕到每天三顿能吃烙饼卷大葱的老实农民，自然做梦也想不到会坐上山珍海味的筵席，而且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山珍海味。一天工分值顶不上一个鸡蛋，自嘲为不如一只老母鸡的社员，想要奢侈也奢侈不起来。曾经被迫不能不勤俭，不勤俭就活不下去的庄稼人，在劳动发家之后，你想强迫他弃俭从奢，也不见得那么容易。不过是盖几间房，添置些家具，吃得好点，有细粮了，不再只一年吃两三回肉，遇到喜庆，摆两桌酒而已，完全是正当的、正常的消费。

消费并非不道德。

没有消费，生产干什么?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而流血牺牲，这幸福不就包括改变被剥削的贫困的经济地位，改善物质有什么不光彩，消费难道不是理直气壮的事情吗?

也要给消费恢复名誉。

如果北京只是建成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不要求同时成为一个经济中心，至少不会搞那么多冒烟的重工业，就不会有今天棘手的空气污染问题。但是不行，要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呀!对，这是天经地义的基本常识。生产，劳动，工人阶级，革命，这是一个序列；与此相反，消费即浪费，享受即享乐主义，它与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以至剥削行为本身，都成了界限不清的一团乱麻。

就这样，吃、喝、玩、乐，变成了剥削者的专利；物质上的消费和享受，从理论上和舆论上都与工人阶级、农民、一切劳动者和革命者绝缘了。好像大家都当“安贫乐道”、簟食瓢饮的颜回，甚至枵腹从公而不改其乐，就是革命化的理想境界。雷锋是我尊敬的普通战士，他每月津贴有限，又要帮助别人，连五分钱一根的冰棍都舍不得吃，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一点能够作为一种值得效法的行动加以宣扬吗?

利禄熏心、锚铢必较的人，接过别人律己的格言，大谈人生的意义不是索取，而是给予；用公款大吃大喝，“先天下之乐而乐”，从来都面无愧色的英雄好汉，却指责以自己劳动所得请客会餐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仿佛这一下就背离了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凡此，都跟养尊处优，毫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身安全的老爷，在那里空谈不怕苦、不怕累以至不怕死的高尚精神一样，反映出在社会地位不平衡的状况下言论和行动失去平衡的人，只能求助于道德的伪善。长久屈居贫困地位的农民，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以他们的求实精神向种种宣扬伪善道德的空洞说教发起了挑战。为什么只允许某些上帝的选民或者赤裸裸地或者羞答答地以权谋私，充填他们的欲壑，而成千万、成万万的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却必须奉行“不见可欲”的老子哲学和“君子耻言利”的儒家之道，泯灭物质欲望呢?社会贡献大的生产者理应成为生活水平高的消费者，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是常识以下的天经地义。农民办酒席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

P34-36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间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间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问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 “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