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嘉璈的《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内容，不但涉及中国国内的国共和平谈判问题，而且还与美苏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利害冲突有关，故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该日记的史料价值极大，有助于研究现在的中国东北问题，伊原泽周乃据该日记手稿本，正确地一一抄录出来，并加以点校与注释，编成这本《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刊行于世，使读者们都能看到第一手史料的真面目，以促使我们对近代东北问题的研究，更能向前推进一步。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特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伊原泽周编注的这本《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对此展开深入耙梳，相信会为学界研究此问题提供一精致的文本。

一、东北接收交涉日记

 东北接收交涉纪略工作开始前之准备

 六个月十九日之中苏交涉日记

二、交涉日记<附件>选录

 张嘉璈与苏军元帅的谈话记录

 国民政府指示张嘉璈对苏谈话要点

 张嘉墩与苏联军部斯经济顾问谈话记录（一）

 张嘉璈与苏联军部斯经济顾问谈话记录（二）

三、蒋致张的手书十件

 函件No.1

 函件No.2

 函件No.3

 函件No.4

 函件No.5

 函件No.6

 函件No.7

 函件No.8

 函件No.9

 函件No.10

四、有关东北问题的论文两篇

 从《熊式辉日记》看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时“现场”的政治矛盾

 略述有关于东北的几个问题

出版后记

11月14日

上午莫柳村<村或为忱之误，即莫德惠>先生来谈，认为东北形势险恶，几等于“九一八”前状态。必须先即速表示“不再运送军队来”，以安苏联之心，然后再由经济政治上求转机。因告以何妨赴渝一行。渠似已看到症结所在。

下午，与长春铁路苏方副理事长喀尔根谈章程委员会及估价委员会事。渠意章程议订，仍照原议。先彼此交阅草案，议有端倪，再至重庆开会。估价委员会可先在长春开会，最后至重庆开会决定。然后分送两政府核定。次谈用人事。渠意先将理事会组织大纲议定后，即布置理事会之人事。次及于局之组织与其人事。余告以可照此程序办理。余提及副局长人选，渠属意杨策。余告以杨年事已老，此席必须择一精力充沛，能贯彻余之主张之人。渠云：“无成见。”又谈路警之事。渠意路警经费，应归中国政府担任。同时，路局理事会拟设警务视察室，设一总视察。余答以可赞成。并同意以苏籍人员担任，而加一副视察，以华籍人员担任。余之同意以苏籍人员为总视察，盖以路警局长归我方决定人选，如此可谋权力之平衡。渠又提及路警局方面，应设一刑事侦察科。余答以无成见。渠最后谓：“理事应分责处理事务。”余表示可同意。

下午6时，苏军部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约谈。先提苏方各商业机关，如远东银行，远东运输公司，粮食出口公司，国际旅行社，国际图书公司，拟向中国政府立案。答以可帮忙。又提粮食出口公司，拟自办飞机三架，往来于东北各地，供给营业务之用。答以容考虑再复。最后，略提在工业方面，拟以没收敌人财产为苏方战利品，以此财产与我方合作。

11月15日

下午，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陪同苏联国家银行代表叶木臣阔、远东银行代理经理叶立片次来晤。叶木臣阔表示远东银行总行原设于哈尔浜，前因日本干涉，暂行停业。昨在哈尔浜开临时股东会，决定复业。此后该行理事会及总行移设长春。哈尔浜改设分行，视业务进展，在沈阳、大连设立分行。该行主要业务系为长春路服务及发展中苏贸易。并云行址系觅定前正金银行行址。明后日，拟将行牌匾悬出。最后声明该行为纯粹商业性质，供给商业需要。

余先告以设立银行，应照中国法律注册，希望将银行章程及恢复营业之办法送来，以便转报财政部，兼代表云：“该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分行，早于1927年向我财政部立案许可。此项许可，并未撤消。在满州境内分行之停业，出于被迫。想中国政府对于该行复业，不应有任何问题。”我答以当将此项细情向财政部陈明，仍望将何时复业，及总行由哈移长，与设立分行地点各情，早日送来，以便转报重庆。渠允照办。并述希望不致妨碍其业务之开始。我告以不必担忧，当尽力帮忙。  余询斯拉德（特>阔夫斯基有无事谈，渠云彼深以苏联银行家，与中国银行家见面，有此愉快之谈话为忻幸。拟<复>询问昨日所谈粮食公司，请求自办航运事，可否今日予以答复？余告以已电交通部，一俟复到，即予答复。

下午4时半，蒋经国兄约余到外交特派员公署，告我顷接熊天翼行营主任由飞机迟到之亲笔手启：一、行营奉命移驻山海关，其所有人员，除留为军事代表团者外，一律空运回平转山海关。二、留一军事代表团，随同苏军总司部进止，以保持联系。三、以董副参谋长彦平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胡世杰为团员。其他人员由董副参谋长与张、蒋两先生商定之。当夜10时，董副参谋长约晤巴佛洛夫斯基中将通告撤退日期。

蒋经国先生出示蒋委员长另有亲笔信。大意谓：“东北行营决定撤退。一二日后，看其反应如何？如尚有转圜之望，则我可表示并不欲在东北建树武力，亦并不欲与任何人启衅。地方政治机构可用民选制度。经济可与苏方合作。行营撤退日期，已由外交部正式通知苏大使。”

推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同时，吾方准备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且看今后之发展如何？唯熊主任在重庆参与此撤退之决定，不免因苏方更易长春市长、公安局长，及长春聚集反政府部队谣言，引起行营人员恐慌，为其中一部分之理由。余始终以为苏方有一图样在胸中：在长春或沈阳，纵容八路军肆（示>威，皆属一时手段，决不至任反政府部队监禁中央人员，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若照蒋委员长指示意见，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蒋委员长指示三点，军事与经济两点，余11月11日致蒋委员长<函>中，已曾提及此意。

董副参谋长以行营撤退通知巴佛洛夫斯基中将后，渠之反应，异常镇静。渠通告尚存敌俘数目，及我空运部队到长春后，俟11月24日以后，再进入市区。

P34-36

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简称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之一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侵占，拥清政府最后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傀儡政府。1937年，日军又策划卢沟桥事变，企图进一步分割中国，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1941年12月，日军偷袭太平洋美海军基地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战争。于是中国的抗战便与太平洋战争结为一体，成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代表聚集于华盛顿成立“联合国”，宣布对日、德、意等“轴心国”共同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此便正式全面地展开。

1945年8月6日，美军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投下。接着，9日，苏联对日宣战。大批苏军分东、北、西三路同时开始进击久据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8月9日至13日，苏日两军激战的结果，日军伤亡惨重，无力挽回败局。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数度周折斡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终于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苏联援助国民政府，并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及行政的独立。而且，这天斯大林元帅还声明：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以内，苏军全部由东北撤退（旅、大两港除外）。

8月15日（日本时间）中午，昭和天皇将《终战诏书》内容，通过广播告知全世界各国，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告终。

中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实始于东北问题的解决。故日本宣布投降后的8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国防最高委员会（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于1939年2月7日成立）提出《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蒋经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张嘉璈（公权）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接收东北布告》说：“今后建设百端，至为艰巨，凡我东北同胞……内则协助行营与各级政府推行政令，俾复员与建设工作，咸得计日程功，外则亲仁善邻，一本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与友邦人士推诚相见，互敬互助，以达成我两大国家平等道义之合作，复兴东北。”（见《国民政府公报》渝字No.898）

关于东北接收的最重要史料，除了中苏两国政府间往来的公文外，莫过于蒋经国及张嘉璈二人的日记。蒋的东北交涉日记，自1945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主要是偏重于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涉。记事简略，而且，为时只有三个星期。张的日记，自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4月30日，主要是东北的经济问题及产业的接收，写得非常仔细，而且，为时在半年以上。因此，张嘉璈的《东北接收交涉日记》的价值，大大地超过了一般的史料。

1980年，寓居美国的中国学人姚崧龄氏为编写张嘉璈的传记《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下两册，1982年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将张的《东北接收交涉日记》，按照月日节录于该初稿上册503至735页内。被节录之原文词句，时有修正或删除之处。

1961年，张嘉璈应美国加州（California）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之聘，任该所高级研究员，从事现代中国经济及产业等研究，直至1974年为止。由于这种关系，故张将手中之《东北接收交涉日记》稿本赠送给该所，以供一般学人研究中国东北问题的参考。

由于张的《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内容，不但涉及中国国内的国共和平谈判问题，而且还与美苏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利害冲突有关，故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1989年，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Dr.Ramon H.Myers提出，与美国的Vassar College历史教授Dr.Donald G.Gillin及Gillin教授的研究员Ms.Dolores Zen，共同合作将该日记全文译成英文，定名为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出版。该英译本日记，只是把中文原件的大意译出来，以便于难读中文的人们参考使用。

我感到该日记的史料价值极大，有助于研究现在的中国东北问题，乃据该日记手稿本，正确地一一抄录出来，并加以点校与注释，委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行于世，使读者们都能看到第一手史料的真面目，以促使我们对近代东北问题的研究，更能向前推进一步。

在此，我要向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致以谢意，并感谢Dr.Ramon H.Myers及该所档案馆负责人Ms.Carol A.Leadenham的亲切协助，以及张氏家人对史料的贡献。

最后，有以下几点加以说明。

一、原文中，括号形式有（）、〈〉两种。（）为原文本来就有的括号，以示“附注”。〈〉为编者另加的括号，以示“说明”。

二、原文中，如“〈附件〉”，这“附件”并未与原文共存一处，故未能一并收录下来，仅选其重要者四件，抄录于后。

三、张嘉璈与苏联交涉时，蒋介石最为关心，时时指示张氏的书信计有十件，亦一并抄录刊印，以资参考。

四、另收专题论文两篇。

1、《从〈熊式辉日记〉看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时“现场”的政治矛盾》（西村成雄）

2、《略述有关于东北的几个问题》（伊原泽周）

本书所辑《东北接收交涉日记》、《交涉日记<附件>选录》、《蒋致张的手书十件》，以及《有关东北问题的论文两篇》相关引文，均系根据原始史料整理。出于历史语境的差异，书中多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贬称。为保留文献原貌，未予删改。此类用语，不代表本书编注者与敝社观点。谨此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