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所涉及读书的范围，仅限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外交及军事史的个别方面或片断历史，所评评书多为当前史书中的佼佼者。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作者杨奎松以独立的学术批判的精神对这些书进行比较和分析，旨在为读者多提供一种更加客观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和渠道。

《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前言

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北伐战争史研究中的些许遗憾——简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

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大陆抗战史著述亟待深入之一例

莫斯科与延安关系的另一种记录——读《季米特洛夫日记》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

研究历史人物不能忽视历史背景——对《周恩来传（1898-1949)》若干史实的辩正

“纪实”也应严谨些——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大历史，小道德——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

国民党代表谁？——由胡绳生前对国民党的评价所想到的

台湾中共通史研究第一印象谈——评《中国共产党70年》

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50年来中共历史叙述的演变及其问题

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读胡绳遗稿札记

战史研究的学术化尝试与欠缺——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

附录

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来代替现实中的这个中国或那个中国，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把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相重合，这使得近代中国为本党牺牲彼“国”的现象层出不穷，也使得谁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之争时尚且如此，更遑论处于中国民族国家尚在萌芽，民族主义初起之际的孙中山？

为有助于理解孙中山当年对日行为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至今仍会受到一些台湾学者批评的抗战时期共产党“不爱国”的问题。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共产党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和在敌后扫除异己势力的问题上，同时也有批评共产党不惜“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比如，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这件事自然引起当时的中国政府，即重庆政府的严重不满，然而共产党人却对这一条约明确表示欢迎。同样的情况，1945年8月14日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意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港等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产党方面对此条约也明确予以过肯定。如果我们相信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带任何党派色彩的父祖之国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自然很难被看成是“爱国”之举。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共产党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来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才能真正代表其父祖之国利益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事情很清楚，共产党人并非不爱其父祖之国，当它准备建国伊始，中共中央马上就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强烈愿望。此举尽管未能成功，他们还是通过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国民党租让出去的旅顺军港及交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此后，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中国与共产党苏联之间更是磨擦矛盾频频，终至关系根本破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也还是因为共产党坚持“爱国”，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则不足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文革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遭致禁演，据说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而这段话所以说不清道不明，恰恰在于它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不恰当的。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复杂。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爱国”甚或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呢？霍布斯鲍姆的如下看法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说：“爱国主义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爱国主义者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l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即在民众的眼中，这个国家理应与过去私利与特权的国家相区别，即应当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换言之，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P13－15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听了几十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在这方面，孟子最好的继承者，大概莫过于毛泽东。因为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自己天天读不说，还要求后代顶礼膜拜，一生奉读，以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在无数代中国人中间，好不容易才熬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不仅经常重申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而且主张：凡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书尤应如此。他本人甚至还专门写过一本《反对本本主义》的小册子，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向权威挑战。只可惜，等到毛泽东自己成为无上权威之后，他老人家一不小心，中国竟重又滑回到过去读经的时代去了。

改革开放之后，读经的时代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了。但是，随着信息爆炸的时代到来，出版物特别是网络信息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汹涌澎湃，读书在中国竟然越来越变成为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选择地读书，对于多数还想读书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了。而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只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种种可能。再受到先入为主和主观情感因素等等先验经验的左右，“死读书”、“读死书”、“以为上了（某些）书的就是对的”等等好似早已过时的现象，重又死灰复燃。以至于读书人中间分化对立，各执一端，不相调和乃至于相互攻讦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当今许多读书人所面临的一大困惑了。

围绕着刚刚过去，在各场合中反复咀嚼议论于国人中间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或外交的历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读者自身先验的经验所牵制了。上面所说读书人分化对立，各执一端的情况，有相当部分就发生在喜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之中。说起来，这里既有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观念的刺激：也有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及其家庭在历史或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所带来的立场情感上的差距与隔阂的作用；更有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半个历史当事人的某种自以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每个人都互不相同，人们相互间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会有歧异，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大惊小怪。只是，每一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总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观研究，也能够被客观的读者客观地去看待和了解，从而提供给读者多一种认识和思考历史的角度与渠道，不至于仅仅因为读者的主观好恶，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抛于九地之下，或者干脆因为自己对某些历史“生而知之”，就认定了凡是近现代历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虚，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故不读也罢。

毫无疑问，人之所以为人，都有七情六欲，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有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断断乎不能成立。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至少在学术领域内，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当然，话虽如此，要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仍旧是困难重重。想当年参观韩国的历史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不期然发现那里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讲述朝鲜民族对中国和日本的抗争史。影响所及，韩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高句丽，乃至于渤海国，就是古代朝鲜的一部分。结果，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体撰写的文章，因为一改过去承认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历史一部分的观点，认定其应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在韩国学术界、舆论界乃至于部分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韩两国关系也几乎受到了影响。进一步联系到前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提议，同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立项与结项工作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广泛质疑，均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现代史更不必论。

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一本《中国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国人的喝彩，蒋也因此声名远播，官运亨通。不过60年后，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溃》，却被人狠狠地砸了顿板砖，差点儿弄得连教授都当不成。两人所讲的观点其实十分相近，只不过一个提纲挈领，广而论之；一个解剖麻雀，具体说明。其间的差别，说起来不过是因为时代不同，读者心态各异，以至于两人的境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罢了。

同样的情况，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都了解，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的研究相对较为学术，学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论事，很少与现实政治扯上关系。之后的情况则大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声讨谴责日本战争罪行和批判日本当局顽固态度的政治斗争的行列中去了，以往客观冷静的学术研讨反而不大看得见了。说起来，日本当局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其实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学者态度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怕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于国防外交环境与形势的变化所使然。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都包涵着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再加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掣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被太多的“清癯”们误引到非历史的道路上去了。

清癯，想来也是深以中华民族为自豪的一位作家（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的话｝）。他曾写过一篇叫《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短文，大谈成吉思汗征战欧俄之经过，称之为“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其说辞颇有点像今天各种电视剧中对“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于雍正之辈战功的颂扬。只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元朝还要更胜清朝一筹，因为“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

对此，鲁迅却评论称：“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竞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注）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即俄罗斯一引者注），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下面这段话，也是鲁迅讲的：“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很奇怪的是，鲁迅上面的话，就好像是写在今天一样。  这即是本书题名“开卷有疑”的一个初衷，也是笔者读书时一向坚持的态度。

只不过，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涉及的读书范围，仅限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旁及外交和军事史的个别方面或片断历史，而且所评之书多半还是当前史书中的佼佼者。因此，就本书所提及的问题而言，还远不足以让读者充分了解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乐趣与意义的重要。但是，只要能够在带着问题读书方面提供给读者一些帮助，哪怕只能起到很少的一点作用，在笔者就已经是很大的一种满足了。

杨奎松

“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开卷有疑》前言）这种严格的要求。就是作者屡次提及的史学方法上的无征不信，拿史料说话。而在这一方法背后，充分体现出作者所引述的“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梁启超）和“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陈乐民）这一独立治学之真谛。

——《中华读书报》

杨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对这些历史作品展开的深度解读，不仅引人思考，且读来不时让人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感，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读书札记提示我们如何跳出既有观念的桎梏，回到历史的本身，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充满疑云的现代历史。这多半也是作者“开卷有疑”作为标题，颜其封面的命意所在。

——《南方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