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的起源》、《两宋之禁书》、《“官学藏书”始末》、《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中国图书馆百年》、《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中国新型图书馆的问世》、《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图书馆与人文关怀》……吴晞创作的《清话书林(图书馆的故事)》讲述的是图书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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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清话书林(图书馆的故事) |
分类 | 计算机-操作系统 |
作者 | 吴晞 |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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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中国图书的起源》、《两宋之禁书》、《“官学藏书”始末》、《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中国图书馆百年》、《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中国新型图书馆的问世》、《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图书馆与人文关怀》……吴晞创作的《清话书林(图书馆的故事)》讲述的是图书馆的故事。 内容推荐 吴晞创作的《清话书林(图书馆的故事)》讲述的是图书馆的故事。旨在让各界读者由此而熟悉图书馆,喜爱图书馆,进而利用图书馆,掌握图书馆,以丰富每个人的读书生活,同享游历“天堂”的快乐。 目录 序言:圈子和大众 一 古往今来 中国图书的起源 两宋之禁书 “官学藏书”始末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百年 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 中国新型图书馆的问世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叶德辉:其学,其人,其死 二 天下公器 图书馆与人文关怀 天下之公器——论公共图书馆精神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眸“开放、平等、免费” 深圳图书馆的故事 自助图书馆的故事 文明传承与图书馆藏书 城市需要图书馆的N个理由 文献保障、研究参考与公共图书馆 天条、天职及其误读 三 全民共读 我有一个职业梦 全民阅读解析 且唱新翻杨柳枝——数字阅读随笔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阅读,请到图书馆 阅读,指导还是不指导 小小桔灯照书香 读书的目的就是读书本身 公民阅读与公共图书馆 三个故事一条宗旨——阅读自由漫谈 深浅阅读谈 阅读立法的本质是监督政府尽责 四 读书撷趣 闲读书,读闲书 “十批”是否好文章 “读书表格”二则 联趣无穷——读《闲话写对联》 “知堂”话不尽——读《知堂回想录》 推介几本文史新作 又有花香,又有树高 万物无涯——读《万物简史》 豆汁的挽歌——读《豆汁记》 五 书林絮语 错开一扇门 何来天尺测春风——小议图书馆资金的“绩效评价” 图书馆要慎收捐书 自助图书馆·匏瓜·拉菲酒 理论的魅力、使命与担当 《金刚经》侧记 文化的身边与身边的文化 门外汉字谈 “砖家”与“官僚”——谈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 学而优当如何 我不是“孙子辈儿” 马克思的脚印 附录: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脚印的真相 关于“华人与狗” 漫议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的文风问题 《社科新书目》1000期寄语 我的“著述系年”(代后记) 试读章节 在古代,图与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图画与书籍,总称为“图书”是很晚近的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主要是作为知识载体,具有交流思想、供人阅读、传播久远的含义。 但是在探讨图书起源的时候,却无法沿用这样的图书概念。在鸿蒙初开的远古年代里,在那些跨在文明门槛上的先民们的眼中,书籍、图画、档案、文书、信函、诏盟等,统统都是“书”,是一个无法区别的整体。有些概念的区分,如图书与档案,乃是文字记录产生之后很久的事情了。实际上,我们也无法将远古时代的图书与其他知识载体区分清楚。 如是,我们只能借用一下“文献”的概念。文献者何?最具有权威性的定义有二:“文献是记录一切人类知识信息的载体”④,“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②。可知,文献概念的外延十分宽泛,足以囊括各种类型的古代图书。 然而,如此表述的文献概念,是泛指现代社会中种类繁多的知识载体的,若用于古代图书,尤其是萌芽状态的远古图书,仍会有许多不够贴切之处。“记录一切人类知识信息的载体”,固然可以是一篇书稿,但也可以是一幅岩画、一件彩陶,甚至是一处墓葬。这样一来,一切文物和人类遗存岂不是都成了图书文献?显然,还需要有一个限定的界标。 那么,能否把文字记录的出现作为图书文献产生的标志呢?事实上很多书史研究者都是这样做的。有人还由此做出推断,将殷商的甲骨文当成最早的中国书。这种论断至少有两点是欠妥的:一是与古代文献的实际情况不符,有许多相当成熟的早期图书,都不是文字记录的产物,如著名的《河图》、《洛书》和早期的《周易》;二是与当今图书文献的概念不合,既然图画、照片、音频视频、多媒体数据库都属于图书文献的范畴,又有何道理把古代图书仅仅局限在文字记录的框框之中呢?文字记录是图书文献的主体,但绝不是全貌,更不是起源。 文献产生的明确标志只有一个,这就是“抽象符号”的出现。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在他的名著《人论》当中,提出了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他指出人的本质就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人能够发明、运用各种符号,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文化的世界。符号的功能,就在于它是把人与文化联结起来的中介物。卡西尔认为: 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词。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① 卡西尔关于人的定义正确与否,我们且放下不论。但是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上,在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上,卡西尔确实抓住了本质的东西。人类正是掌握了“抽象符号”这个武器,才得以叩响文明世界的大门,缓慢而又坚定地拉开了人类文化的序幕。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是在创造和使用抽象符号的过程中,才走上通向文化之路的。抽象符号既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标志,也必然就是人类文化的宠儿——图书文献产生的标志。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给本文中所提到的图书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利用抽象符号记录知识信息的文献。 中国图书的形成是多源的。 最主要和最古老的来源可能是绘有图画的各种载体。图画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后世的最早、最原始的知识信息。现在国内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始绘画有两件,即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图(图1)和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图2)。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还有各类岩画出现,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岩画是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图3)。此外,大量的图画还保留在出土的原始社会的各种陶器上,主要是装饰性的几何图案(图4)。但总的看来,这些图画都是人、物和自然现象的写实作品或几何图形,一般还不具备抽象的符号意义。P3-5 序言 图书馆学是一门学科,图书馆工作是个专业范畴,从事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的人,统称为图书馆界,或称图书馆圈子。 但图书馆面对的是天下读书人,服务的是社会各界民众,这个“圈子”要大得多,也可以说是没有“界”的。 现今大多有关图书馆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面向图书馆界的,热衷于关起门来在“圈里”玩。不在“界”的广大读者却往往与之无缘,而他们本应是这些成果的最终受用者。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如同演员有技艺却不对外公演,只是忙于请同行专家评分。 这样做的结果,首先是社会各界读书人的损失,使得他们无从知晓并享用自身的文化权利,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人人得以共享的丰富公共资源。同时也是图书馆从业者的损失,使得他们的努力及成果不为世人所知,图书馆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在人们心目中常常处于不明不白、不尴不尬的地位。且不说引车卖浆者流,就是某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也经常搞不清图书馆和书店有何区别,以至于莫名其妙地要二者“联合经营”。 也怪不得图书馆界诸公,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和功名有关,而不干普罗大众的事。实际上所谓“学界”大多如此,我自己也不能免俗。多年前我曾译过一本《西方图书馆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出版后似乎还颇受欢迎,但我翻译此书的动机之一却是为日后评定高级职称扫除障碍,因为我当时供职的北京大学规定有译著出版者即可豁免外语考试。 然而我一直坚信,图书馆是属于大众的,是属于天下读书人的,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归根结底要服务于广大读者。要让普罗大众了解图书馆,乐于并善于利用图书馆,是图书馆学人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 我亦曾多年为此而努力。早年曾写作《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一书,就是努力践行的结果。卸任行政职务后,多了些余裕,少了些压力,也不再为功名所累,于是尝试实现这一夙愿,先后撰写了《斯文在兹》(海天出版社,2014)和《图书馆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这两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还写下诸多宣传介绍图书馆、倡导读书的通俗文章。 本书就是这些“另类”文章的择优集合。此外,我还将历年来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做了“非专业化”的删减改写,去除专业性的阐述和繁复的引证,努力使之生动明白,适合普通读者阅读,这次也收入了此书。每篇文章均注明原文出处,使有意“深究”的专业人士可以由此而考镜源流。全书分为五篇,每篇中的文字尽量按照逻辑顺序编排,读之不至有支离破碎之感。 书名《清话书林》,陶诗“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唐诗“恋君清话难留处,归路迢迢又夕阳”,均可为其出典,但本书的题名直接取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关于叶德辉和他的《书林清话》,本书中有专文介绍。“书林清话”的意思就是书的故事,或是有关书的风雅之谈。因此本书的主旨恰如副书名所表述,就是“图书馆的故事”。 希望各界读者能够通过这些“图书馆的故事”,熟悉图书馆,喜爱图书馆,进而利用图书馆,掌握图书馆,以丰富每个人的读书生活,同享游历“天堂”的快乐。是为至盼。 吴晞 2015年元月,于深圳前海月亮湾畔 后记 “著述系年”本属大家耆宿专有,且多是身后经由晚辈弟子编撰而成,非我等凡夫俗子所敢望其项背者。然身为专业工作者,且自诩为“学人”,总会对笔下(现为“键下”)之物情有独钟,是谓敝帚自珍,自家孩子不觉丑。故斗胆敢冒“业界之大不韪”,将几十年职业生涯中发表之文字,粗加梳理,择其略可人目者,依照年代,目次成篇。此举虽属狂悖,亦难免错漏,然总比后人捉刀要好,因为我对盖棺之后诸事缺乏兴趣,何况未必有人愿意整理这些不入流之货色。 我出生于195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11岁,基本上就失学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如阿Q般“不准革命”,但上山下乡这场“革命”却不允许我幸免,于是在1972年17岁时到河北省邢台地区广宗县插队。这一去就是6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才人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主要是在北大图书馆供职,算是进入图书馆界。 关于早年读书的经历和入学北大的情况,在我后来撰写的《小小桔灯照书香》、《读书表格二则》、《错开一扇门》等文章中有所表述。还有一些访谈亦曾述及,这些散见于各报章的访谈文字,有的摘要收录在《斯文在兹》一书的附录中。 我最早见于铅字印刷发表的文字,是在天津九十中学上学时(1970年前后,我15岁左右)写的一篇作文《新来的班主任》,刊载在《中学生作文选》一书中,天津电台还播出了。这种幼稚文字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但当时能够发表的文字很少,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少虚荣。记不得这本书是天津市教育局还是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编撰的,我收藏的一本早已在辗转迁徙中遗失,后来也曾在各大图书馆查询,均未找到。 在邢台地区广宗县下乡期间,由于不甘寂寞,曾写过一些“文艺作品”发表在《邢台文艺》、《邢台日报》等当地报刊上,油印本《广宗文艺》也发过我的作品,现在看当属“文青”者流。这些文字都是当时的“文革腔”,乏善可陈,思之汗颜,我也从未保存过它们,散佚最好。 人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后,开始关注业界的一些问题,在毕业之前就发表过一些论文。大三时投稿《文献》,文章被选人“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同人笔谈的不乏大家,难免几分自得。1981年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实习,实习报告《从黑龙江省馆看藏书剔旧的几个问题》发表在该馆刊物《黑龙江图书馆》(后改名《图书馆建设》)上。在业师吴慰慈老师指导下,我在这篇文章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论藏书剔旧》(收入《天下之公器》一书)。受此影响,尔后很多年我都关注藏书建设(后称文献资源.建设、信息资源建设),写下了一些专著和论文,致使业界人士乃至我自己都将这一领域视为我的“业务专长”,后来还以此“专长”出任文化部图书馆司文献资源处处长。 本时期主要著述: ①《从黑龙江省馆看藏书剔旧的几个问题》,《图书馆建设》(原《黑龙江图书馆》)1982年第l期。 ②《论藏书剔旧》,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论文,1982;后收入《天下之公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③《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文献》1982年第2期。 1982年起供职北大图书馆,历任流通部主任、教学参考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基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大学图书馆学报》专职副主编,兼任《北京高校图书馆》副主编。其间亦曾授课,参与科研课题。尽管工作繁多,但尚勤于笔耕。直至1996年调职文化部图书馆司。 这一时期我依然关注文献资源建设。8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肖自力、李修宇两位老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课题组,参与了课题研发的全过程和课题报告的整体撰写,对这一领域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后来编写《文献资源建设和图书馆藏书工作手册》一书,吸收了其中的不少成果。也有失败的尝试,由于我曾主管北大图书馆的流通工作,就异想天开地要创立“藏书组织学”,写了一本专著和多篇论文,后来理所当然地自生自灭了。 一直对图书馆史和文献史感兴趣。后来因生病休假,受命为北大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编写馆史,系统接触到有关图书馆史,尤其是近现代图书馆史的材料,由此写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等专著和多篇论文。《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还被收入“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丛书,2013年再版。 其间还翻译了《西方图书馆史》与《神和魔》二书。《神和魔》是受人之托翻译的,台湾锦绣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两岸沟通不畅,至今未曾见到原书。 本时期主要著述如下。 …… 《阅读推广:图书馆的天职与使命》,《图书馆报》2013 年8月9日。 《三个故事,一条宗旨——阅读自由随笔》,《图书馆建设》2013年第9期。 《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作用不可替代》, 《图书馆报》2013年1 1月1日。 《图书馆为什么要进行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2013 年第4期。 《图书馆学的魅力:图书馆学的理性和感性序言》,载王梅《图书馆学的理性和感性》,九州出版社,2013。 《“读书表格”二则》,《高校图书馆工作》2013年第6期。 《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在“2013中国图书馆学会数字阅读论坛”上的发言》,《图书馆论坛》2014年第8期。 《藏书文化与图书馆学术研究——“首届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致辞》,《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4年第1期。 《我有一个职业梦》,《公共图书馆》2014年第1期。 《大阅读时代和图书馆阅读推广——在湖南省普通高校图书馆2013年馆长年会上的报告(摘要)》,《高校图书馆工作》2014年第2期。 《变革的名与实: “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实历摭拾》,《图书馆》2014年第2期。 《错开一扇门》,《图书馆论坛》2014年第4期。 《阅读立法本质是监督政府尽责》,《南方都市报》2014年4月29日。 《苏州图书馆百年感怀》,载苏州图书馆编《我与苏州图书馆》,古吴轩出版社,2014。 《推介几本文史新作》,《行走南书房》,2015。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眸“开放、平等、免费”》,《图书馆建设》2015年第l期。 《关于全民阅读和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几点解析——在“2014年全民阅读推广峰会”上的发言(摘要)》, 《图书馆建设》2015年第2期。 《全民阅读时代和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研究”课题报告导论)》,《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朝华出版社,2015。 访谈录: 《图书馆,公共了吗?》,《南方周末》访谈, 《南方周末》2006年8月24日。 《官拜镇书将,风流十万年》,《出版人》杂志访谈,《出版人》2007年第7期。 《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唏先生》,《数字图书馆论坛》访谈,《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12期。 《最好最坏的大阅读时代》,《出版人》访谈,《出版人》2014年第1l期。 (本文刊发于《公共图书馆》201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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