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著的《边缘人纪事》考察研究的几个“问题”人物，多多少少都能和这“牛鬼蛇神”沾上点边。至少，他们都曾经滑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选择他们作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平资料相对集中且容易发现。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透过他们的生平、故事、案例，今人可以很直观地体察到当年中国底层社会多侧面的丰富的人性表现，可以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到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人生百态。

杨奎松著的《边缘人纪事》关注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边缘人”群体，他们很普通，人数很多，经历大多坎坷而复杂。杨奎松教授以八个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的“问题人物”为个案，重构他们的个人遭遇，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和体验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对普通人的影响。

前言

代序

一、重归“人民”路

二、隐瞒历史的后果

三、摘不掉的帽子

四、“反动”的代价

五、团支书的“堕落”

六、沉重的档案

七、“非政治性收容”

八、“海外关系”之灾

附录：问题人物知多少

一、重归“人民”路

新政权对敌对分子定性、改造的个案研究

在新中国，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一个政治概念，想必就是“人民”了。我们的一切几乎都是以“人民”来定义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政府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也叫“人民警察”。归根到底，新中国的政治，就是主张要实行“人民民主”，或日“人民(民主)专政”。通俗地说，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何谓“人民”呢?建国前夕，周恩来在解释形同宪法的、由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的条文时，曾专门讲过它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阶级性，或日政治性。周恩来说：一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换言之，“人民”不仅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且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性概念。也就是说，在旧中国，一个人做一个国民也许就够了；在新中国，一个人只具有国民资格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同时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才行。否则，他难免会与没有改造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一样，不仅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权利，还要被强迫劳动，以便被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人民”和“国民”两者问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差别，新中国建立后对国人的政治鉴别工作不仅格外重要，而且也极其艰难、复杂。所以需要鉴别，是因为从革命战争中走来的共产党人相信，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如何，还需要看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过去就选择了站在代表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一边。因此，新中国建立伊始，一方面新政权不得不大量留用旧政权下的旧职员，以保持政权转变过程的相对平稳，一方面则不得不对旧职员分批进行政治甄别与清查。

由于这样一种工作太过复杂，自然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因此，中共建国后为此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一直通过各种方法持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从政治到思想，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甄别与清查，以求发现“人民”中间暗藏的，甚至是新生的各种“异己分子”。照李若建的说法，到19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被清查出来的这一部分人，应不少于全国人口总数的0．4‰。

不难想象的是，在这些被划入另册的人当中，有些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周恩来所说的那种“新人”。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过去旧政权中地位显赫，甚或在战场上与共产党真刀真枪地拼杀过的高级战犯。甚至就连当年帮助过日本侵华的伪满皇帝溥仪，据说都改过自新，回到人民中来了。问题是，更多普通人，有些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类，有些原本是“人民”，在鉴别、清查中划为异类者，他们中有多少人经过改造，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中来了呢?今天似乎还缺乏任何一种有效的统计和研究。

这里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可以证明这种改造对某些人并非毫无效力。本案中人名叫廖学昌，H省K市人，在国民党时期做过最反动的职务，是国民党一个区分部的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原本已经被接纳为人民，成为新政权下一名四级(后套改为十一级)技术员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被查出隐瞒了某些历史经历，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但因无历史罪恶，因而未戴反革命帽子。1962年，由于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因过去的历史问题，连同工作中表现不佳，被打入另册，划成了“四类分子”，甚至被交单位管制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廖学昌此后确实有了很不一样的表现。他不仅没有因此破罐破摔，或萎靡不振，反而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下成功改造敌对分子的一个典型。但是，与那些早在1959年以后就陆续被中央政府“特赦”的曾经被认定“罪大恶极”的高级战犯不同，他并没有因为积极表现就得到特赦了。甚至到“文革”结束后，他都还处在被管制的刑罚之中，而且始终没有能够摘掉头上那顶“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到1978年，他才以一种十分意外的方式，又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了。

侥幸漏网

廖学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铁路局警务处的一名警官，驻在W市。一个月后，解放军进占w市，廖等旧警察办理铁路警务交接后，被集中整训，集训完毕即被遣散。廖拿了遣散费，于1950年初返回了H省老家K市。经过一年左右的辗转周折，1951年3月他终于因懂得绘图勘测，在友人介绍之下，受聘于K市建设局下属的工务所，当上了二级助理技术员，成了新政府建设单位的一名干部。

1951年5月20日，他填写了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难以数计的各种表格当中的第一张，即“干部简历卡片”。P1-3

“边缘人”这一用语源自于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可以用来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边缘人都是非常特殊并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因此，写边缘人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历史研究往往更看重反映社会主流动向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严格依据档案史料去考察并呈现真实的边缘人的研究还较少，尤其是那些不入流的小人物就更难得有人去关照了。

写这样一本讲小人物，而且主要是讲当年被认为是“问题”人物的书，和我研究中共建国史的工作有关，但主要还是和我一向重视的史学研究要有人性关怀的观念有关。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无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多么复杂多样，相对于只有短短几十年日子可过的大多数个体生命而言，大概很少人会愿意让自己的一生变得太过坎坷和复杂。但很可惜，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政治动荡和社会变化快得让人几乎来不及适应的时代。

撇开1949年以前将近半个世纪内乱、外侵、革命、战争持续不断的动荡历史不算，1949年发生的社会变动，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了。何况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种种运动之频繁，不仅震荡社会，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清扫出许多新的“牛鬼蛇神”出来。这些人，以及那些还够不上这等资格但身上“问题”多多、无法受到组织信任者，当年恐怕都可归入到社会边缘人的行列了。

本书考察研究的几个“问题”人物，多多少少都能和这“牛鬼蛇神”沾上点边。至少，他们都曾经滑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选择他们作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平资料相对集中且容易发现。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透过他们的生平、故事、案例，今人可以很直观地体察到当年中国底层社会多侧面的丰富的人性表现，可以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到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人生百态。

由于本书的研究考察主要基于原始档案，故没有将从未被建立过个人档案的农村地富分子列入其中。本书考察的对象或多或少都受过教育，多半都在1949年前有过工作经历，1949年以后或在政府机关，或在工矿企业，或在军事部门，或在学校医院，或在服务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都是单位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研究不是给人做师爷，帮人做传记、证清白的，因此，我在交待说明他们当年的“问题”与他们坎坷命运的关系的时候，并不企图依照当下的观点，为他们做怎样的辩白。任何社会都有主流和边缘存在，边缘人融不进主流社会的原因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也很难一概而论。故本书所提供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尝试还原传主个人历史的全部真相。此点还请读者鉴察。

作为一本多少带有一些传记性质的著述，本书理当更多地拓展资料的来源，比如应当尽可能去借助田野和口述史料等。可惜，对于故人过去的这些经历，多数当事人家属子女还不愿意触及，因此我在这方面的收获实在有限。极少量的访谈内容及田野调查资料，也应当事人家属的要求，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在正文里，未能一一对应地加以注释说明。

这也包括本书所谈及的所有当事人及关系人的姓名，或他们生活工作的单位及地点，从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书中也都做了技术处理。

杨奎松

于上海虹桥怡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