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历壬子年，也就是民国初年（1912年）清明前夜，秦岭山脚下一个名叫“刘家堡子”的偏僻小村落沸腾了。连续十几天来，省城“反正”的新军官兵一队一队地从城里来到刘家堡子安营扎寨，村庄通往外面的小路彻夜被松明火把照亮，村子中央一处宽敞的打麦场上空高挂着八盏汽灯，把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连续几天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度过的村民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汽灯下一字摆开五张八仙桌，中间的三张桌子上摆着祖宗牌位、香蜡纸裱，高脚银托盘里码堆起八色果品、朱漆食盘中供奉着猪牛羊三牲供品。后面端立五位穿灰呢军服、蹬高腰马靴、佩黄丝饰带的军官，两侧的桌子上各斜卧着一柄发亮的黄铜铡刀，刀把上特意用红绸扎起五朵鲜艳红花。十几个士兵忙碌着修整场地，准备天亮举行神圣的祭祖活动。
刘家堡子村不过百十口人家，秦岭沟沟壑壑流出的河水在这里形成不规则的天然河网，静静地流淌着。河水流经处把土地自然分割成厚厚的草甸、茂密的树林、别致的荷塘、肥沃的稻田，构成一幅雅的乡村风景画。山坡根儿绵延着宽约数公里、长却望不到尽头的柿树杏林。这里的乡民大多有自己的几亩稻田一片柿林，生计还算殷实。虽有几位财主，但东家都在省城做生意，年终收租时回乡小住几日，乡俗民风像村后那条河一般平静。辛亥年城里闹革命，乡下着实惊慌了一阵，男人们为头上辫子的去留唉叹着，惶惶不可终日，女人和孩子则用呆滞幼稚的目光盯着男人们，她们听说剪辫子还是小事，革命就是砍脑袋！就是血流成河！一时间村子里的空气变得如同夏天暴雨来临前一般凝重。夏天的雨来得及走得也快，几天后传来消息，在城里起兵闹事的兵马大元帅竟是同村的乡党“号子刘五”！浓浓的乡情启迪了村民们对“革命”二字的深刻理解，一夜间全村男人都剃成光头，家家淘白米炒酸菜，户户换窗纸写对联，像是地里收新谷、圈里添槽口，有说不出口的欣喜。接着公推几位年长者以乡亲、族亲、姑表舅亲的身份带上礼帖，凑足份子，拉着红豆玉米珍等土特产，套上骡马大车进城庆贺。几天后贺礼的人回村，证实了刘五起兵反清，担任省国民革命军“兵马大都督”的传闻，向村民们讲述了都督府的排场、海参的美味等。同时还言明大帅军务繁忙，无暇会见乡党，但派付官长给每户带回五块银元，以资回谢。虽说钱不多，却明白地告诉人们“大帅”心中浓郁的思乡之情。并言明来年清明回乡祭祖，凯旋故里，重谢乡亲。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刘家堡子仿佛成了当地远近刘姓人家的“祠堂”，加上沾亲带故、地方官绅、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从此络绎不绝。麦场上的祭坛就是为刘五省亲祭祖准备的。
“号子刘五”字云峰，时年三十七岁，中等个头，结实有力的下巴托起精巧的长脸，具有雕塑美的高鼻梁、浓眉下的大眼睛，光头圆脑上几道深深的抬头纹和淡褐肤色，流露出职业的倔强、行武中人特有的力量和勇气。刘五原是清末新军一标营中司号手，人称“号子刘五”。从军后加入“哥老会”，由于他做事果断，敢作敢为，深得兄弟们信任。大约在他二十九岁那年，军中一伙夫长妻子遭遇一名叫左善的八旗营军官凌辱投井自尽，众人披麻戴孝抬着棺木状告到陕甘总督衙门，因左善与京城某些关系，一位参军爷虽口头表示要以祖宗制定的《钦定军规》从严处置，末了却仅以“训诫”草草收场。刘五也不明白这位受害者的丈夫如何找到自己，并在“菜根香”酒楼摆了酒席，见面就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响头，失声哭诉“古人云‘师为律用’，大清军律废弛，坏人当道，弟汉小力薄（‘汉’为陕西对男子的称谓），杀妻之仇难报，枉在人世！望大哥替弟做主、替天行道！”
刘五嘴角露出会心的微笑，自己几天前刚当上哥老会的“香长”，就有人找上门来。但山堂严密的“纲常”约束他此刻既不能给对方亮牌子，也不能讲暗语，于是很快又摆出严肃的表情，双手扶起跪倒在地的求助者，说道：“兄年长于我，弟怎敢乱了辈分？家嫂横遭不测，世人不平，此事官府已有定论，兄不找官而求我一军旅小卒何故？”
“弟观运世推移，官官相护，官司打的是银子，王法大不过面子，求官何用？弟入新军十载虽居粮草小吏，可谓对朝廷尽心尽力，却连自己的婆娘都保护不了，惨遭八旗兵奸杀。人称大哥是人尖尖儿、义杆杆儿、胆团团儿，唯有大哥能帮我报此家仇，请万万不要推辞，弟当三生知恩图报。”言毕又跪在地上磕起响头来。在后面敬酒过程中，刘五只是淡淡地回应说生死报应谁都躲不过，并劝他用心抚养孩子，让家嫂九泉之下定心成果，来世再做夫妻，没有做出具体承诺。
来年正月十五晚上省城一年一度花灯会，木头西市上花灯似锦人头攒动，卖麻花的吆喝声，蒸甑糕的汽笛声，买花灯的讨价还价声，走江湖吃嘴饭的劝善人朗朗上口的吟唱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左善着便装带着两名护卫沿街观灯，当他发现一位俊俏旗人姑娘提着一款样式新颖的莲花送子花灯走进一条小巷时，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刚进巷子口，三人便被麻翻在地，待人们发现他们时，左善的命根子已不知去向，痛得哇哇乱叫。事后两名护卫说当时遇见女鬼，一个黑影在空中闪过，刚闻到一股淡香气味就晕死过去。街市上流行的说法是吃啥补啥、恶啥坏啥，左善该受报应。左善在几位金石郎中的护理下伤口稍有好转，便雇乘牛车踏上返京归故路程。从那时开始，刘五感到周围对他点头哈腰表示亲近的人多了，见面拱手叫大哥的人多了，一些红白两道上有些名气的恶人也开始在自己面前恭谦礼让，那位在菜根香设宴的汉子新年后趁夜色亲自送来十两银子和一对秦代兵符，同时对他说：“大哥日后一定发达，此物可作镇府之宝。”刘五当时对虎符的历史、功能和价值了解很少，只是因为有此吉祥预言，便常年拴在裤腰带上。刘五又一次记起父亲的教悔：多说不如多做，凡是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也不必挂在嘴上，让它一辈子埋在心里，不见天日。
几十年来，刘五心中时刻都铭刻着父亲的音容相貌，牢记着父亲临终前对自己的叮嘱。这次返乡祭祖活动，为了突出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这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神圣愿望，刘五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甚至经高人指点，暗地里套用清王朝皇室“会典”中大臣素服陪祭的规定，全军团以上军官戎装随行左右。前天下午刘五在马弁护卫簇拥下，率领大队人马向刘家堡子走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位骑黑马的壮汉，扎红头巾、着青衣、缚白布腰带，中间的那位持竖旗，红绸底上绣着“兵马都督刘五”几个白字。紧随其后是五十名大刀队员，用铡刀片子作为武器装备部队是刘五的一大发明，铡刀片子口宽刃薄，形状夸张，挥动起来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极有震慑力，这支队伍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一改平日里赤膊上阵的陕西冷娃形象，穿起国民军灰布制式服装，腰间扎皮带，肩扛铡刀片。刘五骑高头白马走在大刀队后面，他穿将军服，佩紫色缎带，胸前挂满各色勋章，腰带上用银扣系着指挥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吊在腰间的两片清朝武将红色战裙，沿着马背覆盖在双腿上。刘五自己认为这身行头充分体现了“造反”和“共和”的全部意义，加上自己近四十岁男人的成熟与英俊，这身打扮着实增色不少。后面是十几人的卫队、百十人的军官，以及省城百十人的“哥老会”各山各堂各门的代表，刘五作为全省洪门最有实力的总舵主，这些人既是他起事拜将的基础，也是日后他游弋官场的力量所在。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怠慢帮会的兄弟情分。至于刘五的职务称呼，因当时还没有明确部队的战斗序列和定员编制，军政府授衔“秦军兵马都督”，洪门兄弟叫他“大元帅”，熟人称他为“将军”，反正是一省军事首领的意思，刘五都接受了。当这支队伍走到村口时，刘五禁不住在马背上失声痛哭，冷不防从马上跳下，随手解开勋带衣扣，扔掉插有羽翎的将军帽，大步向父亲的坟茔跑去，在痛哭中声嘶力竭地高声喊叫：“大呀我的苦命的大！儿回来看你来啦！”（关中称父亲为“大”，音同达，下同）。众随从即刻下马紧跟大帅跑去，村民们被刘五的孝心深深感动，一时间村落里泪雨纷飞，泣不成声。痛哭之后，刘五坐在父亲坟前的土疙瘩上一言不发呆坐着，任凭寒风劲吹，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到祖屋。
P1-5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随之响应者，竟不是沪、穗等濒江临海、信息畅通之大码头，而是在西安这个相对闭塞的西部城市。而其行动之迅速，计划之周密，斗争之英勇惨烈，有甚于武昌起义之处多矣。陕西革命之成功，不仅于民国创建厥功甚伟，即使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示范借鉴之意义。
——莫言
这是一部极具传奇的历史故事，其中对于人性的破译与展示令人震撼。
——陈忠实
本书气势宏伟，立意高远，具有史诗般的内涵。
——贾平凹
《五福》在文学上的价值倒不是因为它写了一段被淡忘的历史，而是因为它刻画刘五这一历史人物的方式。
——贺绍俊
《五福》组织了庞大的叙事结构，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描绘了大量战争场面，编织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传奇故事，内容疏密得当，高潮迭起，悬念丛生，营造起富于张力的情境氛围，证明了作者不俗的艺术感受力。
——胡平
我看《五福》
秋实
对于文学评论，我是外行。平日庶务缠身，几年不看长篇，不觉少点什么。樟叶先生的《五福》读罢，却一时心血气来，真有点不吐不快之感一不过涉及文学内行的话确实不多。
我看《五福》，首在历史。秦地文学，中华一绝，名家众多，华章连篇，但多以现实题材见长，讲古说史者少，特别是宏大历史之题材鲜为罕见。这对于举世闻名的古城古地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樟叶先生以辛亥革命、西安举义、光复反正为背景，以同盟会、哥老会联袂起事的故事、人物为线索，演绎出一幕幕英勇悲壮、感天动地的历史话剧来，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突破意义何在，又要从历史说起。人常讲，中华历史，五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此话不假，但大都是以文物胜迹为依据的旅游指南。提起西安历史，人们注目聚焦于十三王朝古都、周秦汉唐盛事，但就于今为近、影响深远的百年激荡史而言，又将如何？确实有不甚了了、不足为谈的淡漠之感。西安的辉煌、西安的血性与豪放，只有到千年以上的古旧典籍中去寻找了，且多以王朝的年轮去追索与探觅。这多少对于陕西历史界、文学界的朋友有一丝难以抹去的悲戚和酸楚。
百年历史，近在咫尺。烟消云散，耐人寻味。窃以为，自上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变迁史中，特别是前三十年代，西安城发生的三件大事足可以彪炳史册、光照后代。它们环环相接，与时俱进，慷慨惨烈，惠及华夏，理当成为西安乃至中国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三秦大地今日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精神资源。
一件便是樟叶先生着力描述的辛亥革命。1912年10月22日，继武昌首义之后的十二天，西安志士便打响了推翻专制、响应共和的第二枪。起义成功，震动中外，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西安因此而走在了共和前列。
第二件事，1926年4月中旬至11月28日长达八个月之久的“二虎守长安”之战。国民军以不足万人之兵力，与超过于己数倍的强敌长期对峙，牵制北洋军一阀十余万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胜利进行。八个月内，长安军民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直到于右任、冯玉祥大军解困，才得以摆脱险境。期间，因战火和冻饿而死者不下五万之众（占城中一半人数），此等惨烈和牺牲状况世所少见，迄今亦有革命公园丰碑铭鉴。
第三件事便是人人皆知的“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千古英雄之举，是在西安广大爱国民众救亡图存的高潮推动之下成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主导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改写了近代史，促成了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拯救了中国，也有大功于我们的党。张将军长期身陷囹圄，百岁而逝。杨虎城则“满门抄斩”，喋血于白公馆。追史抚今，又有多少深沉悲壮的意味在其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外乎是现在的人为了未来，叙述着过去的故事。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西安，背负着共和的重任、民族的大义，顺应历史，浴血奋斗，披肝沥胆，展现了前辈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浩然正气、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其无疑对我们正在奋力拓展的西部大开发事业，是一种启迪，一个鼓舞，一份难得的思想财富。
由此思之，近年来在陕西学术界常常出现的一个观点，不能不让人加以探讨。有些人将陕西的落后守旧多归结于帝都皇权、故步自封的思想作祟。他们没有从陕西的经济社会生活出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多从自然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弊端中加以梳理批判，而是让西安人过多地背负了千年之遥的王朝古都的思想包袱。殊不知五百年看北京——明清两朝最近的皇都——北京人看不出为此有多少自责自谴之词，反倒演绎了不少康雍乾盛世的历史话剧。何况西安在千年之上的汉唐又是多么恢宏开放的辉煌哟，它雄居于世界东方，哪里有半点的历史落伍。
以上赘言，生发出诸多感慨，实由《五福》的鸿篇巨制——风云际会、攻城略池、英豪浴血的场面激荡而来。在这一幕幕鲜活生动的话剧中，我读到了历史，读到了先烈们那种大义凛然的情怀，感悟到今人的责任和担当。我们正是要在这血脉相承的历史步伐中走向未来。未来该怎么走，血性如何不能泯灭，历史在《五福》的描述中昭示着我们。
我看《五福》尤在人物。樟叶先生寄情落墨，最用心力的人物就是刘五，通篇上下，其人、其事、其情，无不主宰其中。其名与书名相连，连带出作者的拳拳心迹，默然长思。刘五出身农家，砸“兴盛号”，投军伊犁，加入洪门，仗义刚直，胆识过人，成为哥老会首领和洪门大哥，其最辉煌的莫过于决战满城，光复长安，转战西线，拱卫革命，指挥了一场场可歌可泣、大气磅礴的历史名仗，可谓一代英雄豪杰。其后在改造哥老会过程中，他顺势而行，有勇有谋，挫败内乱，平定人心，力图带领众弟兄回归社会，造福桑梓。其事未竞，其志可感。洪宪复辟之后，在袁世凯亲信陆建章胁迫之下，刘五矛盾彷徨，惊恐不已，郁闷而死，真可谓大起而大落，荡气又回肠。其像一颗耀眼的陨星，短短几年间，便滑落到历史星空的深处中去了。
刘五是一个草根人物、草莽英雄，是社会底层哥老会群众的代表。辛亥革命将他推向了舞台的前沿，这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正如刘五自己所言：如今各种言论中“民”字分量重了，如民国、民生、民权，为民谋利、做主等等。这些人见诸文字中不见“民”字不开腔，成了眼下的时尚，那么到底什么是“民”呢？……除去官商巨贾、军阀阁僚、文人学士这些人，天底下只剩下农夫工匠、三教九流、士兵衙役、贩夫走卒，有了他们的张狂、他们的劳作、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恭礼谦让，才有这活生生的世界。如此说来，洪门兄弟也是“民”才对呀！
推翻清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在下层社会的民众之中，而哥老会这样具有反清复明背景的秘密组织在特定的环境下便成了中坚骨干力量。历史不可图解——像样板戏那样高、大、全地设置人物形象；历史也不好假设——如果没有这帮洪门兄弟，西安举义会是什么形势？历史毕竟是历史，是当时眼下的一潭活水，它常常会脱离那些津津乐道的书本理论，呈现出超乎寻常、匪夷所思的景象来——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革和重大转型时期。这不，前些年改革开放的初期，不是还很有一阵议论过“不三不四发大财”吗？的确，体制外底层下的民众活动在一定时期内，便成了弃旧图存、革故鼎新的推进力量。没有刘五和他所带领的那一群哥弟们接受同盟会的主张和指导，就难有西安辛亥革命如此顺利’成功的一页。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拼死决战、慷慨赴义的壮举，投以由衷的敬意和感激的目光。
刘五的长处和亮点，不仅在于攻城和打仗，还在于改造与融人。起义成功后，官拜兵马都督的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改造哥老会，不论是为弟兄、为自己，还是为国家，这不能不是一个突破。一时战功易得，融入时代实难。在自己的队伍组织中动刀子、弃会堂、设医校、拆旗帜，这还真得有些“自我革命”的精神与勇气。这时期的心谋与决断、惆怅与落寞，说来让人感慨唏嘘，十分同情。哥老会迅速分化——董绪年、苏炳义的密谋叛乱，王魁胜、常文厚的归隐山林，刘金财的带兵出走，哑巴夫妇的功成身退，使刘五几乎只身官场，失掉了众多兄弟的拥戴支撑，其内心之苦闷失据，情感上倍受煎熬，代价相当沉重——但虽于此，刘五毅然决然地走出了这一步。这正是他突破旧人物、迈向新社会的关键一步，尽管没有变革到位，却正是刘五有别于草莽、适应于时代的可贵之处。有了作者前武戏、后文戏的铺垫描述，刘五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充实，觉得有些高大起来。
刘五毕竟是刘五。樟叶先生可贵之处在于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历史内涵和突而未破的真实性，没有拔高，不加粉饰。在人物性格内在深刻的矛盾中，还刘五一个原本的真实面目，给世人一个值得回味的历史借鉴。风云激荡时，刘五全然是一个刚毅果断、侠肠义胆的男子汉大丈夫，而官场角斗中却是如此这般的胆小懦弱，苟且偷官，一筹莫展。两相对峙，集于一身。血性与媚骨同在，公义与私心相融。亲手推翻了清王朝，思想骨子里还停留在封官鬻爵、封妻荫子那一套旧藩篱中。虽然接触到同盟会的新思想、新观念，但仍未越出洪门老大、兄弟义气那一套老眼光。在民初政局纷乱，北洋主陕的形势下，对陆建章百般殷勤，逆来顺受。在“二次革命”全国风起云涌之时，部属至交刘金财——这是一个承继革命、值得再书的新人物，也是本书历史走向的眼线人物——举兵策应，刘五却无动于衷，按兵自保。他终于在新旧交替、再揭义旗的关键时刻，站在了旧门槛下，未能跨越出历史性一步，这正是刘五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宿命。余下的时光，刘五这个不被接纳的哥老会首领，只能在旧势力的倾轧下，众走亲离、心力交瘁、气臌胀痛，英年四十，便走进了历史。一代豪杰，半世英雄，轰轰烈烈，戛然而逝，莫不让人扼腕痛惜。
人们在创造着历史，历史也在造就着人物。历史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杰出人物带领群众去推动和解决，历史同样也毫不客气地将局限乃至桎梏强加在历史人物身上。人人都会走进历史，成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儿和角色，既承载着历史的重任，又背负着历史的局限，这便是历史的宿命。谁也不该不合时宜地苛求历史人物，或给他们的形象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进行艺术造假。但也不能在历史的具象前无所作为，静待宿命。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先进的政党和人物，必须具有历史的主动精神，正视局限，顺应历史，超越自己。用一句时髦但确有深意的话来讲，那便是学习改造，与时俱进。此中成败得失在于古于今、于大于小的众多人物中，不乏其例。君不见，改革开放以来，那些一个个弄潮儿们起伏跌宕的命运故事不正是历史反复向我们叙说着这个真理吗？
我看《五福》，也在风情和描述。樟叶先生对关中风俗人情可谓了如指掌，信手拈来，便成一段。秦风秦韵、秦人秦情在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滚烫火热，暖人心田。看大戏、说秦腔；娶秋姑、论嫁妆；摆神案、开香堂；长袍马褂坐大轿，威风凛凛过街坊。就是那人人皆知的羊肉泡，经他一写，洋洋洒洒几大章，有中外评价，有天人合一，更有那老者自带自食、自品自尝的慢功细景，叫我们这些羊肉泡食家也心旌神动，口液猛涨。
要说风情，不能不提及两位女性，她们的出现为本书增色不少。一位是刘五的至爱美菱，一位是刘五的知交秋姑。一个是伊犁军旅中、边疆草原上可以想象的最浪漫的事主，一个是秉承古道侠肠、知书达理的才女义女。她们是刘五情与爱、柔与绵之所在，伴随于刘五成年后的始终。两位人物性格鲜明，印象深刻，承载着刘五的嘱托与希望，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对刘五的痛惜与抚慰——刘五过早地走了，他的爱还留在世上，他的义（秋姑）在惩恶扬善之后，也随他一同前往了。
再说描写，不知樟叶先生功力何来，对战争的描述真是神来之笔，无论是攻城战役、纵横捭阖、人马调度、战术迂回、号乐迷敌，还是彬乾保卫战中亭口桥的惨烈、“柳子堂”的伏击、马家军的诈降、敌我双方斗智斗勇、布阵拼杀，无不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目不暇接，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雄浑壮美之感。就是刘五对付董、苏二人的叛乱谋杀，中间横插着一个丑娃“哑巴”的反间制敌，亦写得悬念四起，从容有度，引人人胜。
有人讲，写小说，少年出短，年长写中，五十上下而见长。据说樟叶先生初涉小说，即能在结构布局中驾驭长篇，而且抬手便是近百年前的人物和战争，就不能不让人感佩了，想必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没有苦心孤诣的探索和积累，难有今日《五福》中的宏大美妙之叙述。 ’
但就文学品位来讲，恕我直言，《五福》毕竟还是樟叶先生的初作，其中可圈可点的固然很多，尚待改进细研的也有一二：一是人物是作品的魂，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魂，人物要立起来，有质感，不仅在于其事可叙，更重要的是人物语言的锤炼、心理活动的描述，让人物心归其心，口归其口，语言尽量多一些个性的张扬，少一点理性的生硬。心理分析再深入些，人物就会变得鲜活而有味，也就更有生命力了。二是情节的叙述铺排要疏密有间，有节奏感。急促的叙事诉求若与舒缓有致的节奏有机结合，也就不会使读者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三是宏大的历史题材，需有历史背景和众多关系的铺垫和解说，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局之演变，纵横交错，纷繁芜杂，若能站立于历史高度大处着笔，拓展意境，加上已备的史实和描述，无疑会更具有史诗的品格。
不胜惴惴，贸然于此，只是希望《五福》在樟叶先生的二稿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文友，我真心地看好《五福》，并祝愿它的成功一开先生创作之源泉，从此喷涌滔滔，浪花四起，一泻千里。
有关《五福》的通信——代为序
莫言
P.Y.兄：
您推荐来樟叶先生所著长篇书稿《五福》用三天时间读毕。掩卷沉思时，感想纷纷，难以分条缕析，散漫道来，与兄共赏析，并盼得便时与樟叶先生面谈一次。
此书以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前夕之历史事件为写作素材，气魄宏大，立意高远，探微钩沉，再现了那风云变幻、豪杰四起、国家自在十字路口、四万万人民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之复杂历史局面，读之让人不时生出身临其境之感。《五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革命演进过程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让人感受到他们才是革命波涛高潮迭起的始作俑者。书中绝少出现领袖级人物的运筹帷幄、演讲家的慷慨激昂，用大量笔墨描写普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感情和知行实践，还原“革命”二字的应有之义、展现农工学商灵魂深处的革新情节。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随之响应者，竟不是沪、穗等濒海临江、信息畅通之大码头，而是在西安这相对闭塞的西部城市。而其行动之迅速，计划之周密，斗争之英勇惨烈，有甚于武昌起义之处多矣。陕西革命之成功，不仅于民国创建厥功甚伟，即使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示范借鉴之意义。深究其因，社会薄弱环节的链条总是不牢固的，是根本性的因素。同时作者力求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这场革命的意义，不知不觉中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近年来有关武昌起义的文学、影视作品，已成泛滥成灾之势，今明两年描写陕西起义的作品鲜有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樟叶先生的这部《五福》是一本及时的著作。我预感到此书出版之后，会引起文学及影视制作方面的注意，如有好的班底将此书故事搬上银幕，很可能成为有影响的收视热点。
与武昌起义主要依靠了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势力不同的是，陕西等中国西南西北省区则主要依靠哥老会在新军中之秘密组织，没有哥老会龙头老大们与同盟会的通力合作，就没有陕西举义的成功。这是陕西革命的独特性，也是后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之滥觞。所以欲要研究辛亥陕西起义，必先研究哥老会在陕西乃至西南西北各省之活动情况，欲要创作以辛亥陕西举义为素材背景的文学作品，亦必先将哥老会这本社会大书烂熟于胸方能腹中有局、下笔有神。樟叶先生生长在古都长安，在中华文史积淀中浸淫多年，于地方风情、文史掌故、世事沿革，无不熟谙，所以《五福》几乎笔不离哥弟，就成为必然的了。但书中的哥弟，并非现代版所注释的“哥们儿义气”，而是被历史有意或者无意遗忘了的、城市最下层老百姓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称谓，变成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代名词。
不才多年前曾读过一些陕西文史资料，脑中尚留有些微印象。《五福》所着力刻画塑造的主人公刘五，似乎是以陕西举义之首要人物、哥老会中最孚众望的龙头大爷，革命后被推举为兵马都督的张云山为模特。云山出身贫寒，经历传奇，举义时指挥若定，大略雄才，目光与胆识远胜于一般的袍哥、舵主，是陕西革命之中流砥柱人物。举义成功后又率部西征，在亁县之役中力守危城，牵制敌方大量军队，有力地支援了东线战役，确保了省府安全，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西路战役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也为他赢得了“三秦名将”之声誉。局面初定后，他又马上能顺应历史之潮流，忍痛割爱，不惜自己多年在江湖中经营树立之威望，为公为国，取消了哥老会这一带有深厚封建色彩和极大野蛮破坏性的行帮组织在全省各地的码头，割除了赘生在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使众多的哥弟回归民间社会，为黎民百姓解除了巨大苦难。当然《五福》不是历史教科书，刘五也不是张云山的化名替身。辛亥革命本身已经足够波谲云诡，张云山的生平事迹已经相当浪漫传奇，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作者的剪裁融会，想象提升，所成就的《五福》，就是一部可读性甚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的应时之作了。
让我们先从书名谈起：“五福”者，按刘五之父所言，“五是天下最大的数，天有五方，东西南北中；地有五藏，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中间是人；情有五礼，仁义礼智信；财出五服，太爷父子孙；人有五福，酒色财气再加上终老白喜事。你的名字单取一个‘五’字，本意是希望你成人后立天地中，行规矩事，有完整人生。”这铿铿锵锵之话谈，不惟是一个封建时代乡村知识分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肺腑之言，也是那个世界之人的世界观念、道德理想之集成。刘五将父亲的临终嘱咐当作金科玉律，并为之奋斗一生。这些箴言法语，究其根源，显然是脱胎于儒家之纲常伦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究刘五一生，虽有顺乎潮流，参与推翻帝制之义举，但骨子里还是个受封建意思影响，把革命中当良将、革命后当清官作为自己最高追求的“旧人”，即便是在失意官场后所产生的那些归隐山林做隐士的想法，也未脱出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他的思想与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最进步思想的孙中山等人物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这也就是他在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全国掀起反袁浪潮时犹豫观望，只图自保的真正原因。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刘五，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作者把刘五写成蔡锷。刘五的思想局限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但也正因为这局限，使我们的作家顺水推舟般地塑造出刘五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典型人物。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刘五式的人物，在当今政坛依然存在；刘五式的悲剧，依然在改头换面地重演。但毫无疑问，刘五是可爱、可敬的人物，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的英勇、果断、机智、忍辱负重、以屈求伸，是一切干大事者必具的品格，乃至他在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时那种阴险和毒辣也呈现出某种迷人的魅力。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如此说来，刘五这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也许正是作者要努力挖掘的。
关于刘五这个人的功过，以及此书中所塑造的诸多生动人物形象，读者自会判断其是非。关于此书的思想意义以及认识价值，在《五福》这部小说所创造的“梦工厂”中，我们可以看见活泼灵动的士兵，可以感觉到黄土文化的历史厚重，可以体会中华文明的不息源流，可以聆听社会进步的坚实脚步，我们都没有必要代替读者总结，我想只就此书在艺术方面的几个特色略加点评，供你与樟叶先生参考。
从小说的整体来看，我感到樟叶先生继承了中国小说史上那种淳朴但以略事夸张的“讲古”风格。《文心雕龙·总论》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人针对散文所写之零碎随笔、杂记等统称为“笔记”。此种文体自由活泼、晓畅自如，亦庄亦谐，饶富趣味，后为小说家借鉴，便成为说部、演义类小说叙述风格。其实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讲故事的调调。讲古、论古，讲的就是过去的故事也。我等作家，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量阅读西方翻译小说，虽令眼界大开，身体力行，意欲改革鼎新，但也因“食洋不化”，一味模仿，制造出诸多克隆文章，而于中国小说之诸多传神手法，丢失殆尽。时至今日，方才觉悟，虽为时未晚，毕竟浪费了诸多时光。樟叶先生土花斑驳之小说笔法，正如百姓生活的家织棉布，看似破旧，其实正吊诡地符合了新潮。恍然意起，我们去年与樟叶先生小聚，听他谈此小说构思，说道很多是小时听老人讲故事的记忆，因而小说才有此趣味。
我想，所谓“讲古”，大概可以理解为历史小说。而历史小说的源头，绝不是官修正史，而是民间口头传说。而传说的过程也就是传奇的过程。崇拜祖先，敬仰祖先，似乎是人类的本能，在被儒家忠孝思想浸淫数千年的中国，此风尤炽。人们对生者无此苛刻，对死者却极度宽容。人们极不愿承认当代人的成就，却愿意把古人的事迹渲染，夸大。即是被共识为信史的《史记》，其中也多有夸大失实之处。中国人的这种对待历史和祖先的态度，为我们的“讲古”小说确立了一个最根本的特性，那就是建立在民间的口头传说基础上的传奇。而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的可读性，传奇性也就是“讲古”小说中祖先的辉煌业绩与不肖子孙苍白人生两相对照并产生激励作用的根本原因。
基于前面这些浅陋的分析，我不揣冒昧地推想：《五福》来源于热炕头上口口相传的家族故事与记录了当事者回忆并经过文人加工的文史资料，这就使小说具备了写作者知道真假参半，阅读者全然信以为真的最佳效果。如此推想，不知兄以为然否？
除了如前所述的“讲古”调调外，窃以为《五福》还具有以下几个艺术特点。当然，也就是这些特点形成了《五福》的讲古腔调，择出来分析，是为了我们更具体的感受欣赏。
第一点是《五福》中的大风景描写。中国古典小说，多不做琐细风景描写，即使提到，也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西洋小说则擅长此道，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俱不吝笔墨，详加描画，直欲纤毫毕显后止。樟叶小说师承古典，不坠繁琐描写之滥套，但较之古典略加渲染，形成独特韵致：
“八月的伊犁草原草深花香，大片大片的白杨林散落在高低起伏、一望无际的宽阔牧场上，雪山冰川融化的河流在草原上曲折蜿蜒……”
“初冬的渭北高原丘陵沟壑，高低起伏的黄土坡上稀稀疏疏地散落着黄土垒起的村舍，大片的槐树林树叶已经脱落，苍劲的树干和盘踞断壁残垣上的荆棘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着，田垄里的麦苗却泛出绿色……”
“三清观背靠巍峨华岳，面临关中平原，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山河壮观……从秦岭山脚蔓延到北塬坡边，东西长百十里的杏柿林，多是百年老树，枝干沧桑，叶片茂盛。空气、流水、林木清净，一尘不染……”
“六月关中，乡间新麦入仓，伏桃上市，西瓜将熟。秦岭脚下漫延数百里的水稻田里，秧苗齐楚楚、绿汪汪，洛惠灌区的玉米刚刚破土露苗，旱塬上农夫们正忙着撒谷点豆，田间道旁的攀树在灼热的阳光下纹丝不动。军政府虽然强制禁烟，但塬背后、沟道里、人迹罕至的远郊旷野，罂粟花依然含苞怒放……”
通过上面的引述，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樟叶先生的风景描写，似乎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鸟瞰着眼底的平川旷野，这样的视角，宽广辽远，有横扫千军如席卷之势，形成一种博大壮美的风格。也只有这样的描写，才能于《五福》所讲述的故事相匹配。
《五福》的第二个艺术特点，我觉得是作者对于大场面的营造。无论是攻克满城之仗，窑店阻击之战，还是乾州宋城之役，都写得刀光剑影、山崩地裂、有张有弛、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作者胸中的大格局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书中关于刘五坐观秦腔、粉碎暗杀阴谋的一章，写法与他的战争场面描写大不相同，但同样是一种大场面营造。台上轻歌曼舞，台下谈笑风生，百里之外的道观则显得刀光剑影，几个场面来回切换，辗转腾挪，自然疏朗，由此愈发可见作者驾驭题材的能力。
《五福》的第三个值得称道之处，我认为是他纯熟地运用经典的白描笔法，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
“姑娘头戴斗笠，月白布袄裹在苗条的身躯上，腰间系着印花蓝布小围裙，裤脚翻起到小腿肚上，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身体依着桨橹左右摇晃，随着波浪起伏……”
虽未对姑娘的面貌进行一字的描写，但一个江南窈窕女子的美好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又有：
“老道时年四十岁，军中兵痞的特点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敦厚的六尺身材，饱经风霜的一脸横肉，粗壮的腿脚，圆锐凸兀、目空一切的牛眼睛。跟在身后的几个兄弟身体各异，高矮不同，但都腰缠三寸板带，手执短棍连枷，指扣铁箍利铐，凶相毕露……”一群兵痞恶棍仿佛就在眼前。还有：
“合体的白丝绸高领窄袖短衫，领脚和衣摆绣有月白竹子图案，配黑绸落地长裙，乌黑的短发，手腕上一对翠绿玉手镯，肤色比三十多岁的女子显得年轻许多。白净的瓜子脸上眉毛轻描，高挑鼻梁，微微上翘的嘴角，一对水色大眼睛……”
刘五的至爱美菱至此也是呼之欲出了。
《五福》的第四点好处我想是他准确的、充满感情的风俗描写，譬如他描写戏园子街道两侧的小吃摊：
“……臊子面摊当街垒起一口大锅，亮开八尺长的面案，滚动六尺长的擀面杖，抄起二尺长的捞面筷，抡起一尺长的调羹匙，撒一把香葱，抹一板油泼辣子，地道的长安臊子面就出锅了……”
是不是仿佛嗅到臊子面的香气？
《五福》的第五点令我欣赏之处，是作者对方言土语的大胆运用，譬如：“人称大哥是人尖尖儿、义杆杆儿、胆团团儿……”“把个脚趾头也磨出个血泡泡，腿腕腕也困成个细杆杆，一挂肠子饿成个细溜溜……”这样的来自民间鲜活口语，毫无疑问地使得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同时也非常符合“讲古”小说的草根性。
下面，我们该探讨《五福》尚待完善之处了。我首先要谈的，依然是语言问题。樟叶先生的语言，好处已在前面论述过，我感到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中的对话部分。作者似乎把注意力放在了让对话承载故事功能方面，而忽略了通过人物的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一重要功能。另外，有某些叙事语言，文白夹杂，略感冗赘，有待驯化。如果是一部翻译腔调的小说，对话的个性化与否，基本上无碍大局，但对于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讲古”小说，这个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五福》一书，人物众多，出身各异，人物之间的对话，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者尽管在让人物的语言“毕肖其口”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读来仍嫌不足。
第二，《五福》作为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故事的起承转合，脉络并不是特别清晰。如能多分些章节，每节用小标题加以提示，或可使此问题得到改善。
总而言之，《五福》是一部厚重的、有个性的作品，希望作者能再费些精力，使之更臻完美。
以上所言，随感而发，仅供兄与樟叶先生参考。 2004年12月21日
樟叶著的《五福（纪念版）》以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前夕之历史事件为写作素材，气魄宏大，立意高远，探微钩沉，再现了那风云变幻、豪杰四起、国家自在十字路口、四万万人民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之复杂历史局面，读之让人不时生出身临其境之感。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革命演进过程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让人感受到他们才是革命波涛高潮迭起的始作俑者。
《五福（纪念版）》组织了庞大的叙事结构，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描绘了大量战争场面，编织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传奇故事，内容疏密得当，高潮迭起，悬念丛生，营造起富于张力的情境氛围，证明了作者樟叶不俗的艺术感受力。书中绝少出现领袖级人物的运筹帷幄、演讲家的慷慨激昂，用大量笔墨描写普通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感情情和知行实践，还原革命二字的应有之义、展现农工兵学商灵魂深处的革新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