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的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它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地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的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的想象或愚人的妄想，想象、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尔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它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它；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的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人类的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问指导，真正反应进行的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它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的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的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的学说，利导我们情感的美术、音乐，哪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厉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的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它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的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的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像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好。吴稚辉先生说：“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的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的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的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作一团。
P7-9
一百年前的今天，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正式面世。它是一声号角，撕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是一面旗帜，让一批在黑暗中寻寻觅觅的先进思想者，握持了中国文明的曙光；它是一次日出，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史的地平线下跃然纸上。这本小小的油印刊物，从此承载了中国人的文化命运与精神情结。距今已整整一百年过去，它在历史的深处依然熠熠生辉，依然“鼻梁之峻直，岐如眉棱”，这是诗人徐志摩对陈独秀的肖像描写，也逼真刻画出《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个性。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上，没有哪一本刊物的影响力超过《新青年》。这就是伟大的《新青年》，永远的《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诞生于上海，1916年9月正式更名为《新青年》。从此它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宣传“科学”与“民主”的主阵地。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陈望道、刘半农、周作人、沈雁冰等一代文化英豪从《新青年》这块阵地，登上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青年毛泽东也从《新青年》中受益匪浅，并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回忆起《新青年》杂志时曾如是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新青年》杂志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可见一斑。
作为当时省会的安庆，也有一批文化志士加入到《新青年》的队伍中，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难得的贡献。除了作为主编与创办人的陈独秀之外，如高语罕、高一涵、苏曼殊、潘赞化、王星拱、程演生、方孝岳、陈望道、陈乔年等，均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骨干，其中高语罕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主将，是陈独秀的副手，这些《新青年》杂志当中的安庆元素，对刊物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年方二十的方东美，1919年与北京南下的学生代表段锡朋、周炳琳、陈宝锷接洽，参与发动了南京的“五四运动”。因此可以认为，安庆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有着独特贡献的城市，壮阔不惊，却波澜四射。
《新青年》杂志创办已整整一百年过去，作为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没有理由不编辑出版有关新文化运动方面的书籍，这也就是本套丛书的由来。历史走过去一百年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是否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旧有的文化生态与形态？对今天而言，新文化运动是否也有未竟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时代命题。一百年来，我们一直走在文化变革之路上，而且今天依然需要更大力量的行走，尤其当文化成为国家竞争、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时，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张开思想的口袋，承接雨露、阳光，也包括尘埃与砂粒，时时警醒自己，才能走在通往远方的路上。一百年过去，“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依然需要我们去擦亮，去完成，去实现“中国梦”。
从酝酿之初到付出行动，再到结出硕果，这套丛书整整历经四年的光阴。其间，我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仍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尤其在夜阑人静之时，那本小小油印刊物上跳动的铅字，那比灰尘更浓稠的油墨味，就从历史中透射出来落在我的枕旁了。唯有奋力向前——这也是当年“新青年人”的姿态，我们今天依然需要这样前行的勇猛姿态，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我立即组织了安庆本土几位重要的诗人、作家及全国高校的著名学者，利用业余时间，共同推进了这样一个雄大的计划——《安庆新文化百年》。
这套丛书的编选宗旨是集结安庆百年间的名家名作，当然也应选入年富力强的新生代代表人物。这是安庆历史文化的延伸，年轻人的身上承载着新的文化使命。如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盛琼，“人民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江少宾、胡竹峰，青年优秀散文家汪惠仁，有极大全国影响的杰出诗人陈先发、有极大全国影响的先锋诗人余怒，青年优秀评论家杨庆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全国著名学者张国刚、杨耕、查显友、朱万曙、王彬彬、胡阿祥，中国画当代名家朱松发，已产生全国影响力的青年优秀画家朱春林、蔡葵、王平、何晓云、张耕及当代优秀书法家吴礼奇、张沧、胡永刚、陶启富，等等。他们是明日的安庆文化之星，是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人，也是未来广阔时代的开启者。我们有理由为他们入选这一套丛书而鼓掌！
在本套丛书出版过程中，安徽省政协原主席、安庆人在心中一直非常敬重的方兆祥先生，给予了很大支持与鼓励；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修松先生自该套书策划始，在编辑、出版诸阶段均给编委会以高屋建瓴的指导、支持，并在百忙之中为丛书拨冗写序。其序言精深宏阔，为丛书增加了理性思辨与学术价值。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不计出版社经济上之得失，只以饱满、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为文化事业而搏击，目标在远方，所有安庆人都应向他行注目礼，道一声感谢！一百年的安庆新文化，历史中的巨人身影有些是沉埋于各种灰尘之中的，只有整理出来，它才能享受到时代的阳光，才会熠熠生辉。在这悠长的历史巷道中，走过了一回，就能感受这套丛书诞生的不易。金庭柏、查结联、王达敏、唐先田、陈先发、何世华、舟扬帆、祝凤鸣、吴昭元、姚尚友等安庆籍贤达人士，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均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以彰安庆文化之精髓。
特别应予感谢的还有安徽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现任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刘哲先生，他参与了丛书的初期策划，并为丛书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丛书责编张磊先生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做了许多细致入微的工作，其敬业精神可嘉可赞。在丛书出版过程中，原芜湖市副市长、芜湖市企业家联合会会长程晓苏先生，安徽省文物鉴定站研究员、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李广宁先生，安庆文广新局局长刘春旺先生，著名书法家冯仲华先生，著名国画家姚道馀、陆平先生，安庆市博物馆馆长姚中亮先生、办公室主任操春祥先生，徐鹏先生，著名黄梅戏研究专家、原安庆黄梅戏剧院院长韩笑龙先生，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董根明及沈志富先生，优秀青年画家、安庆知名广告传媒人韦泓先生，及著名诗人西川、谭五昌、余怒、苍耳、汪治华、叶邦宇先生，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疏利民先生，安庆知名文史专家李银德、张爱斌、张皖生先生，原安庆台联会会长余望先生，企业老总程立、王和祥、陈曙明、江淮泗、疏胜祥、余峻峰、章礼祥、余贤良、张振文、周庆等诸先生提供了形式不一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谢意！另对本丛书出版提供支持的还有：安庆世太史第管理处主任金忠阳先生，安徽盛晟集团办公室主任方宜先生，篆刻家姚开基、董之忱先生，优秀青年画家、收藏家马进先生，安庆懒悟艺术馆馆长、收藏家张庆及收藏家谷军、张晓东、王大利诸先生，在此一并道谢。这些对安庆文化“无名英雄式”的支持，使我内心充满了温存与感激，使我有力量来克服组稿与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此，应予特别致谢的还有一位枞阳籍的方晨女士，她陪伴我参与了《名家书画卷》的大部分组稿与编辑，成为幕后“小帮手”，并把她热情、能干、随和的好印象，留给了安庆书画界。
任何一本书或者一套书，都不可能是大包大揽的那种完美。本套丛书编辑之初，编委会即面临了这种困境。由于某些原因，不得不舍弃了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国学大师余英时先生的作品，还有诸如李光炯、凌铁庵、余协中、方守彝、胡远浚、陈澹然、储皖峰、汪少伦、邓季宣、徐天闵、张皖光等一小部分安庆籍的名家，或由于资料的匮乏、或因时间的仓促、或为丛书规模所限，这十多位名家作品本次未能选入，实是莫大的遗憾。编书是遗憾的事业，有遗憾，就有下一个期望吧。以后有机会从事安庆历史文化的研究时，我会弥补这次的缺憾。
秋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因为冬天过去，春天就近了。这套丛书切切实实是安庆百年文化的一个秋天，在《新青年》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为安庆文化端上了一桌丰硕的盛宴，现在丛书在手，任由各位品尝。历史文化需要整理、发掘，当然也需要整合、塑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不让历史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沉积物，而让它不停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文化张力，这是今天的人们都应积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套丛书不是学术性的总结，更不是“史”，而是安庆新文化百年创作成果的基本汇集，是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一条走廊。窗户是向每一位读者朋友打开了的，丛书中的错讹及不完美之处，请各位方家、读者多予指正！
金肽频
2015年9月15日于合肥铂金汉宫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修松
今年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和旗帜的陈独秀故乡安庆，组织编写了洋洋四百余万言的大型精装丛书《安庆新文化百年》，主编金肽频先生嘱我写篇序，考虑到此书意义之重要，故不敢推脱，欣然命笔。
新文化百年，多彩多姿，令我们系统总结，深刻反思。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门，使我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所建立的共和名不符实，封建主义思想束缚并未解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更趋黑暗，张勋、袁世凯一再复辟。在经历了一次次武力抗争失败之后，一些仁人志士转而逐步从文化上探原因，寻出路。1915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从而掀起了这场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一批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乘势奋起，纷掀大潮。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特别是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向封建礼教发起全面挑战，冲破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思想束缚，激发起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广泛开启“民智”，促使人们追求民主与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运动后期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我国文化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场运动也促使我国传统文化开始了转型发展。新文化百年，各方面文化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面对当时中国的封建落后，积贫积弱，受欺挨打，可谓爱之深而责之切，再比较西方列强之强盛，以至于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乞灵于西方文化，乃至表现出明显的全盘否定、全盘肯定的偏向，可谓恨铁不成钢，矫枉常过正。正是这些，对于其后中国文化的传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抑制作用，以至创新缺乏基础，发展难保健康。当然，说到底，这种局限是当时时代所决定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应看其主流，我们不可苛责前人。如今，百年之后回头来看，会更加清晰，关键是我们从现在起怎样做！
一
放眼世界历史，无数事实说明，文化亡则民族亡，文化存则民族可复兴，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复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继承宏扬自己的文化，即使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也概莫能外。我们知道，最初主宰美国的基础移民是英国人，而英国是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最先爆发的国度，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殖民地遍及全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那时的英国文化堪称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所以美国的基础文化不是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印第安文化，而是英国的基础移民带去的英国文化。这从美国的语言是英语，主体宗教为基督教，主体建筑为欧式中不难看出。伴随着世界各地移民(如今更是世界各地优秀分子)的涌入，美国以当时的英国文化为基础，不断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融合、创新、发展，所以其文化不仅先进，而且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这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经济、科技、军事强国的文化动因。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英国文化已经不是中世纪文化，而是在继承文艺复兴成果，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已经完成近代转型从而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被移植到美国之后，也经历了融合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
我国传统文化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之积淀。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期的文化奠基，再到汉唐时代的文化腾飞，我国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程度最高、最强盛的国度。在以手工生产为特征的农牧时代，鬼斧神工造就的地理上的中国大一统江山范围内，世界历史上一次次气吞山河的东征，都未能攻进这一地域；而其内部，除了历史上的匈奴、蒙古族凭借特殊条件曾打出去外，即便如唐朝之强盛，也未能打出这一地域。这就是中国人历来所认为的“中国(早期的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王朝分布地区)与四裔(周边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即天下”(实即中心王朝及其间接统治地区)、王朝皇帝号称“天子”的原因所在。在这个地域内，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优势互补融合。居于中心部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汉民族，文明程度高于周边的游牧民族，所以对他们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而周边少数民族也对汉族地区形成天然的向心力。他们大部分时间对汉族王朝是年年来朝，岁岁纳贡，人民之间友好交往，文化之间互为交融。一旦王朝走向衰败，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乃至西部大草原地带的容易形成强大联合的游牧民族，就会铁骑南下，夺取汉族王朝的“天下”，甚至统治汉族地区，从而形成历史上一轮又一轮的民族大融合。游牧民族的尚武、进取等优秀文化因子补充了汉族文化文气有余、勇武不足的缺憾，汉族高度文明的文化基因充消了游牧文化的落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民族交融中发展，既不保守，也不封闭。唐以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有机吸纳国外先进文化，唐以后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对外交流，从而保持文化的先进，辐射包括日本、朝韩、印度支那及东南亚等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大范围的汉唐文化圈。然而，经五代十国，至宋代，长期的扬文抑武使我国文化走向内敛，封建社会步入下坡，宋代文化虽现某种繁荣，但精神渐趋僵化。经元代短暂的蒙古族入主和文化融合，至明王朝虽曾一时称强，但不久便进取难再，北方往往受制，东南竟施海禁，最后被农民起义摧毁，随即为满族统治所取代。满族的尚武、进取和雄心勃勃，曾焕发满汉文化融合的强大力量，导致清朝前期康、雍、乾时期的强盛，但乾隆之后日渐保守，王朝逐步衰落，以致面对西方列强闭关锁国，乃至一次次被动挨打，一次次赔款乞和，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优秀民族创造积淀的优秀文化，虽然至封建社会后期其保守性越来越强，以至越来越落后，乃至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然而，民族的文化总是人民精神生活的土壤，总是必须要继承的，虽然优秀之中难免劣质，却是不可铲除的，应根据发展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予以改良和优化，实现文化转型。要振兴我们的文化，通过转型使之重归优秀，就必须改变其内敛封闭、保守因循、愚昧落后，注入鲜活。
……
同时，需要恢复红色文化的大众认同和信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必须抓住两大关键：一是摆正红色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地位，从而顺利修复，消除畸形，恢复内涵，创新发展。二是摆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因地位。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外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内因。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们在继承、宏扬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在宣传、学习、运用乃至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只有按照这样的原理来实施，才能落到实处，顺理成章，不致空洞和教条，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才会逐步提升，才会发自内心、充满信心地信奉红色文化，真正运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利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建设。
三
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安庆编辑此类丛书是有其代表性的。安庆不仅是陈独秀的故乡，而且还是当时的安徽省会，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来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无论是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如桐城文派)，还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建设和发展，都可谓贡献良多。故此，著名诗人、作家金肽频先生慧眼观照，主要是从文学艺术的视野，奋力发起组织此套大型丛书，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随笔六卷，另有一部名家书画卷，按此七个方面选录了1915年5月至2015年5月百年之间安庆籍及曾在安庆工作乃至外籍人写安庆重大题材的代表人士的代表性作品，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过程中，还组织了一大批学者文豪，共同努力推出此套丛书。
这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间资料搜集、整理和遴选、人际联系、沟通和协调，乃至各卷编排、校对等等，可谓头绪繁多，事务冗杂，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可想而知。作为文化人，我们表示由衷的敬佩并努力予以支持。这还因为，编辑此书的意义相当重要：
其一，如今，我国正在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包括保护、传承、宏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拟定的十三五规划内容，文化建设是其重要方面，此时出版这套丛书，正可以促使人们由此深入研究开去，有助于正确把握今后我国文化的继承、吸收、转型与创新发展。
其二，编者从上述七个方面遴选了安庆新文化百年的名家之代表性作品，不仅主要从文艺视野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百年安庆的新文化成就，可以说是安徽的代表，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全国百年文艺创作等真实缩影，读者通过此书去全面深入了解和研究，可以说是一条用力少而见功多的捷径。
其三，最近，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这是一篇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文献，此套丛书的出版正好提供了系统而翔实的参考资料，有利于更加深刻、全面、系统地理解讲话精神，更好地予以贯彻。
其四，可以由此进一步扩大，加深对百年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辩证分析，深刻反思，研究其今后发展的正确道路。从而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在创新驱动、科技支撑和互联网+的时势下大力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走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求。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是为序。
2015年11月3日
金肽频主编的《安庆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随笔卷)(精)》入选作品时间界限为1915年5月-2015年5月。主要内容包括：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青年们应该怎样做！人生真义；时乎时不再来；信道不可不笃；《文学研究法》之门类；姚永概与严复书等。
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安庆编辑《安庆新文化百年》是有其代表性的。安庆不仅是陈独秀的故乡，而且还是当时的安徽省会，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来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无论是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如桐城文派)，还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建设和发展，都可谓贡献良多。故此，著名诗人、作家金肽频先生慧眼观照，主要是从文学艺术的视野，奋力发起组织此套大型丛书，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随笔六卷，另有一部名家书画卷，按此七个方面选录了1915年5月至2015年5月百年之间安庆籍及曾在安庆工作乃至外籍人写安庆重大题材的代表人士的代表性作品，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过程中，还组织了一大批学者文豪，共同努力推出此套丛书。
金肽频主编的《安庆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随笔卷)(精)》为该丛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