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李皓天主编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头等奖项——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获得者。

“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北京晨报》度致敬图书、“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十大好书作者周锡瑞先生作品

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是否早在1943年的政治和社会里已见端倪？

1943年的中国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为什么蒋介石把新疆回归中央称为民国建立以来的“最重要成就”？

康生被称为“延安的铁菩萨”，他在整风运动中是如何抓特务的？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救国或饿死人民？

1943年的重庆，通货膨胀、限制物价与政权合法性是如何影响人民生活的？

王明道在沦陷区的独立教会是如何走光明之路的？

通过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趋势和矛盾，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

周锡瑞、李皓天主编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讲述了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写作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中共正在经历延安整风中最后也是极左的“抢救运动”。

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就能发现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前言

导论 1943年的中国与世界

第一章 蒋夫人访美

第二章 新疆和“自由中国”的救赎希望

第三章 帝国VS.民国：香港在同盟国之间

第四章 把三民主义写进法律：司法改革和领事裁判权的终结

第五章 辩论《中国之命运》：在抗战时期书写中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

第六章 延安的铁菩萨：在整风运动中抓特务

第七章 激辩宪政与民主：抗战末期的宪政运动1943-1944

第八章 1943年的重庆：民生、限制物价与政权合法性

第九章 救国或饿死人民？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

第十章 走光明之路：王明道在沦陷区的独立教会

第十一章 中国的卡萨布兰卡：广州湾的难民、匪帮和走私客

第十二章 蒋介石和开罗会议

亲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重庆市民1943年日常生活状况的一个窗口。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尽管对各阶层人们的影响不尽相同。在重庆生活的人们共同经历了大轰炸，但是轰炸仅限于夏天而且次数在1940年之后锐减。当时人们面对防空警报已经习以为常，能冷静地跑到防空洞里，伤亡人数也很少。如前所述，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在1943年8月后就结束了，但是通货膨胀却没有停止：1943年的物价以每月10%的速度持续上涨。不管是购买粮油、车票，还是一顶新帽子，上涨的物价都是生活的现实处境。1943年1月，据重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称：“通货膨胀的问题比战争还严重。”通过研究人们在通货膨胀下的经历揭示了大多数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同时也凸显出政府在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生存保障方面的失败。

作为战时陪都，重庆是中国国民党的大本营。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是重庆接纳的唯一逃亡者：重庆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中国各地的逃难者。人们逃往重庆是因为他们把这里看作抗日的象征和国家的希望，正如老舍在1942年的戏剧《谁先到了重庆》中表达的那样：主人公们试图逃离沦陷的北平，投奔重庆。在剧终，重庆似乎取代了天堂，正如将死的吴凤鸣最后说的：“还是我先到了重庆。”

战时重庆80%的人口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逃难者。重庆这个容纳了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以及其他地区居民的大熔炉俨然成了中国的缩影。重庆并不是唯一经历通货膨胀之痛的城市，甚至也不是最严重的。但是由于重庆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战时逃难者，随着他们在战后返回家乡，痛苦的记忆也传遍了全国。而且正因为重庆是陪都，人们对政府没能控制通货膨胀就更加难以原谅。

通货膨胀的定义和与魏玛德国的比较

“通货膨胀”一词的本义是“膨胀”的货币供给；更广泛的意思是价格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率是通过计算“篮子商品（例如食品，衣服，住房，建材，交通以及燃油）”平均价格的年度增长率得出的。大多数现代中央银行认为每年“较低但是积极”的1%-3%的通货膨胀率是健康指标。通货膨胀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税收，因为贬值的货币价值将财富从持有货币的公众手里转移到发行货币的政府。尽管二战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但是它却满足经济学家眼中恶性通货膨胀的两个条件：第一，通货膨胀的长期程度，即保持5年以上超过20%的年通胀率；第二，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即通货膨胀期间1-2年（或更长）的年通胀率达到80%-100%（甚至更高）。事实上，从1939至1945年，连续7年重庆的通胀率都在100%以上。

迄今，关于通货膨胀研究最充分的案例是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后者的通货膨胀通常与政治不稳定和纳粹的兴起相关联。尽管德国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始终经历通货膨胀，但是最严重的情况直到1922至1923年才出现，通胀率达到每月300%以上。魏玛德国的例子说明，通货膨胀通常（但并非总是）和战争有关，而且并不一定都是坏事。研究一战德国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通货膨胀对于战后德国利大于弊，例如吸收战争消耗，抚恤遗孀，等等；在1922年通胀率急剧上升以前，通货膨胀并未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与战时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情况。40年代初，美国的年通胀率约为9。6%；整个战争期间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70%。美国政府通过债务支出而非征税来维持战争开销，利用价格措施和配给制度来控制通货膨胀。与此相对的是，英国在凯恩斯的建议下，采取高税率、强制储蓄和限价措施来应对战争花费和通货膨胀。结果英国的通胀率维持在每年4。4%，而且生活成本在1939至1945年只上涨了28。4%。纳粹德国在1939至1943年物价只上涨了10%，代价是大多数日常消费品的短缺；低通货膨胀率是通过实行严格的食物和消费品配给实现的。弗兰兹·纽曼（FranzNeumann）在1944年10月写道，由于限价措施和配给制度，“实际上，德国现在并没有通货膨胀”。

与战时欧洲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相比，1937至1945年重庆平均年通胀率高达150%以上；1945年的物价水平超过战前（1937年）2000倍以上。重庆平均每个月的物价涨幅已经达到了美国每年的通胀率（甚至更高）（参见相关数据）。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于1942年秋季公布了《限制物价办法》并于1943年1月15日正式执行。（P252-P256）

在中国现代史的主流叙事中，1943这个年份通常被一笔带过。获得极大关注的往往是那些爆发决定性历史事件的年份，例如辛亥革命与帝制崩溃的1911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192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1949年，以及毛泽东去世后改革开放展开前的1976-1978年。在本书构思之初，我的同事们的反应是，“为什么写1943？”很少有人能说出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被遗忘的年份上，我们将会发现什么？通过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趋势和矛盾，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是否在早先岁月的政治和社会中就已露端倪？这些都是《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一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书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战争削弱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规模。1937年抗战之初，蒋介石是中国当仁不让的领导人。全国上下团结在他坚决抗日的旗帜下。国际上，蒋是当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苏联也迅速地给予他包括枪炮、坦克和飞机在内的大批军援。与之相对，中共则是一群衣衫褴褛却精力充沛的长征幸存者，面对着陕北贫瘠的荒山，偏居在延安的窑洞里。但抗战结束时，中共却拥兵百万并且在敌后开辟了很多坚实的根据地，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则日益被视为一个腐败无能的自利型专制政体。其政权合法性不但受到来自中共的挑战，还遭到汪伪政府亲日派、知识分子，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质疑。

抗战期间，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历史的潮流远离了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靠近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某个时刻，中国政局到达了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折点”。目前大多数叙述都把这一焦点集中在1944年：蒋的部队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史迪威将军的撤换引发了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知识分子在重组的民盟下开始活动；中共开始筹备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多年以来，战时中国的历史叙述深受三位美国记者作品的影响：白修德（Theodore White）、格莱姆·裴克（Graham Peck）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其中当属白修德和贾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的《中国的惊雷》影响最大。该书把中国抗战塑造为“蒋介石的悲剧故事”，蒋本人作为一个清廉自律的独裁者领导着一个充满“封建意识”、派系纷争和日益腐化的政权。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和戴维斯（John P. Davies）也有类似的对国民政府的大量批评。这些材料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于战时中国的认识，这种影响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以战时情报协调局官员的身份驻华）和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力作中都有体现。这种观点在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那本获得普利策奖的《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该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越战的高峰时期，它明显地反思了美国20世纪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十分有力地描述了一位勇猛而直言的美国将军是如何徒劳地试图拯救一个腐化而保守的亚洲政权，而后者正面临着外敌入侵和内部共产党的挑战。

……

在最后一章，林孝庭（Hsiao—ting Lin）关于蒋介石与开罗会议的文章把我们带回对高层政治的关注以及1943年的最后几个月。开罗会议从多个角度体现了1943年中国的不同面向。从一方面来说，它意味着中国成功跻身于大国政治的精英俱乐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平起平坐，蒋达到了他的巅峰时刻，而这样的礼遇在数年之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开罗会议上同盟国决定，中国在战后可以收回东北和台湾的主权。然而蒋和他的亲信在这一重要关头却表现不佳：蒋孤陋寡闻、优柔寡断并且不愿意采取与盟军统一的军事战略来抗击日本。开罗会议之后，英国人转而期待与斯大林联手，而罗斯福则开始质疑蒋的执政能力。

本书源于周锡瑞决定退休前将他在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所主持的最后一个研究生研讨班聚焦在1943年的中国。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和尔湾校区的硕士和博士生不仅参与了课程，还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和伯克利校区、斯坦福大学以及重要的胡佛档案馆查阅资料。上述机构的员工为学生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在此对他们的专业服务表示感谢。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徐氏中国研究基金慷慨赞助了本次研讨班的差旅和其他费用。由于研讨班中的论文没能覆盖1943年的一些重要事件，这一缺憾分别由各领域的专家受邀完成。本书大多数作者参加了2013年春季学期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举行的工作坊，讨论并最终确定了本书的主题和组织结构。在此感谢尔湾校区历史系华志坚（JeffreyWasserstrom）教授和历史系以及亚洲研究中心对工作坊的慷慨资助。

尽管我们尽了极大努力来覆盖1943年的主要事件，本书依然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特别是对沦陷区的历史着墨不多。不过在前文我们已经指出，沦陷区民众在1943年多半在等待着13本的必然失败。此外，本书对中共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延安和太行山地区，没有讨论重要的敌后根据地。幸运的是，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正在不断增多（多数在本书各章中都被引用），因此读者们可以参考它们来更全面地理解1943年的中国。更重要的是，我们坚信本书各章扎实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中国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解。特别是国民政府表现出的希望与失望是如此鲜明，其失败或许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在研讨班的报告会和本书的工作坊中，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和尔湾校区的教授们慷慨地提供了评沦和批评。本书的作者们极大地受教于以下各位的建议：Thomas Bernstein、Frank Biess、柯素芝（SuzanneCahill）、齐慕实（Tim Cheek）、毕克伟（Paul Pickowicz）、张婷，特别是史妮文（Sarah Schneewind）和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丛书的两位匿名审稿人提供了宝贵的批评和建议，这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修改并增强本书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