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月刊编著的这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选择了26座洞窟与26个（群）人的相遇，来表现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敦煌守望者。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边城风云，回溯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李儒僩等第一、二代敦煌人的人生故事，展示了第一、二代守望者们与莫高窟和敦煌这座城市的关联。第二部分民族的阵痛，从国际的视角来描述敦煌的流散与回归。第三部分大漠美术馆，描画的是敦煌研究院的三代美术工作者。第四部分继续敦煌，呈现的是一组保卫敦煌、寻找敦煌的人与事，如《敦煌研究》编辑主任赵声良、敦煌讲解员张萍、敦煌摄影师吴健、考古学家彭金章等，尤其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的人生故事，真正表现了第三代敦煌人践行“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的努力。

敦煌——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四大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

2010年和2013年，《生活》杂志的采编团队几次前往敦煌、兰州等地，对几代“敦煌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采访。生活月刊编著的这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是4年多追踪历程的结集，将呈现一场冥冥之中的相遇——一座洞窟与一个（群）人的相遇，千年佛国与数十载人生的相遇。莫高窟与她的守望者们，在荒漠中相互召唤并彼此守候。他们的守护延长了莫高窟的生命，而在敦煌，他们也找到自我，找到艺术、文化乃至人生的新路。

序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前言 一生的归宿

卷一 边城风云

 一五六窟×常书鸿

 命运的死结

 一五九窟×常沙娜

 千佛洞中

 二八五窟×段文杰 关友惠

 众神相遇

 一七二窟×史苇湘 欧阳琳

 无边的梦寐

 九八窟×孙儒僩 李其琼

 青春的纪念

 一六一窟×李云鹤

 起点

 六一窟×李贞伯 万庚育

 甘苦之间

卷二 民族的阵痛

 一三〇窟×向达

 仆仆大漠先行者

 二二〇窟×平山郁夫 胡伟 侯黎明 娄婕

 燃灯传世

 一七窟×石塚晴通

 解读敦煌本

 一七窟×吴芳思 魏泓

 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一五六窟×柴剑虹

 交流,才能互以幸福相交换

 三二三窟×荣新江

 学者与行者

卷三 大漠美术馆

 一九四窟×何鄂

 限制与创造

 二五四窟×赵俊荣 邵宏江

 地球的背面

 二八五窟×侯黎明 娄婕

 来与回来

 二五四窟×陈海涛 陈琦

 触动

 榆林廿九窟×王学丽 徐铭君

 犹记来时路

卷四 继续敦煌

 九八窟×王旭东

 无声中守护静寂

 八五窟×苏伯民

 重生

 四二八窟×赵声良

 “信”守承诺

 二二〇窟×张先堂

 结缘

 一五八窟×李萍

 讲解莫高窟

 五五窟×吴健

 再续繁光

 北区石窟×彭金章

 留驻田野

 二七五窟×樊锦诗

 留住敦煌

附录 1908与2011年的壁画和彩塑比对

致谢

研究所的工作号令是敲钟，每天大家听见钟声就都进洞了，临摹的临摹，调研的调研，各忙各的。那段时间，妈妈的情绪也比刚来时好多了，她被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对历代彩塑产生了浓厚兴趣，每天和大家一起进洞，专注地临摹彩塑佛像，完成了一些作品。研究所来了那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气氛活跃了，她也有了伴，自然开心了许多。干佛洞生活艰苦，羊肉倒是可以吃到，隔段时间会聚餐一次，杀只羊吃手抓羊肉。当地原来没有牛奶，爸爸就叫人到城里弄来一头奶牛给大家挤牛奶喝，连我这小孩子都学过挤奶。后来因为奶牛价格太贵，又弄了几头羊来挤羊奶。有奶喝了＇再养鸡下鸡蛋。到了春天，榆树上结的一串串榆钱就是最好的食物了，榆钱摘下来，和点儿面在锅里一蒸，放一点盐，绿绿的，嫩嫩的，味道、口感都好极了。敦煌处在大沙漠里，蔬菜奇缺，爸爸又搞来菜籽，亲自带领大家开地种菜。就这样不断努力，这穷乡僻壤里小食堂的伙食逐渐改善了许多。

爸爸除了解决研究所的生活问题，特别下力气的就是种树。我们刚到的时候，整个干佛洞唯独窟前有长形的一片杨树，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爸爸明白，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所以他从冬天就开始筹备春天种树的事了。他在千佛洞生活几十年，每年都要种树，绿色从最初那唯一的一片逐渐向北面延伸，越来越多，今天已经到处郁郁葱葱，比之当年有天壤之别，爸爸真是功不可没！

第二年初春，爸爸就把我送到酒泉的河西中学读初中了。因为是托了关系去的，校长还专门和我们见了面。当时我还梳着两条辫子，那个校长一本正经地说：“常沙娜，你的辫子要剪掉。”我小时候头发很多，辫子很粗，要剪掉它当然舍不得，心里挺不高兴，可是没办法，不得不剪。河西中学在当地是很正规、很著名的学校，女生一律剪短发，还有统一的校服，校服面料是蓝色土布的，长衣长裤，中山服式的立领，两边领上有四个圆形的小徽章，上面分别是“河”“西”“中”“学”四个字，穿上这套校服就像军人似的，我非常不习惯。

在酒泉，爸爸把我安排在西北公路工程公司的工程师王竹亭（邵芳丈夫盛胜保的同事）家里，和他们一家一起生活。那时候西北的知识分子不多，只有一批全国各地来的工程师，有在玉门开发油田的，有在酒泉修筑公路的，爸爸到敦煌很快就和他们熟识了。王伯母是东北哈尔滨人，个子高高的，总是穿着马裤和靴子，很神气，也像我妈妈一样化妆，打扮得很摩登。王竹亭家孩子不少，住房紧张，睡的是上下铺，我和他家的大女儿王乃力睡一张床，我在下面，乃力在上面，她大约比我小两岁，当时还没有上中学。王伯伯唯一的儿子王维力那时七八岁，长得很俊，喜欢画画，成天趴在桌子上不停地画，画完了就给我看，我也教他怎么画。他父亲最宠爱维力，叫我每天下课回来教他画。维力长大后一表人才，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后旅居美国。

在河西中学读书时，学校放假我必回千佛洞，尤其是暑假。那时的天气是一年里最好的，我可以蹬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妈妈说：“你别上洞子，放假了，好好的在家里。”我说：“不，不！”我看见谁上洞就跟着，看他们怎么画，我就跟着学。

暑假我和邵芳一起从酒泉回敦煌，经常跟着她进洞临摹。邵芳是画人物工笔的，工笔功夫很到位，她成了我的工笔重彩老师，毛笔勾线、着色退晕等，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我至今留有一幅172窟盛唐壁画《西方净土变》的大幅临摹作品，就是那时跟她一起画的，用的是张大干的线描稿子，从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整整一个多月画了这么＿幅，看着她怎么画，学习了全过程，受益很大。邵芳很活跃，又会唱戏，冬天太冷不能临摹，她就回酒泉去，暑假时间比较长，我跟着她临摹壁画，打基础。后来有几个洞子我是跟着乌密风、周绍淼去的，在159窟，中唐的文殊、普贤两个菩萨特别完整，他们两口子—人画一个，我也跟在后面画。大家都说我这个小孩画得也很不错，听到夸奖我就画得更来劲了。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有关壁画内容的不少知识，对临摹方法也有了不少体会。

爸爸还安排董希文辅导我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中国美术史。如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苏莹辉对历史、考古造诣很深，他们为我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张大干两次带着弟子去干佛洞，临摹了不少壁画，还给所有的洞窟编了号，并亲自把号码和建窟朝代写在洞口，千佛洞一直留有他黑色毛笔繁体字的笔迹。今天莫高窟各洞还能看见三种编号：C字头是张大干的，P字头是伯希和的，而正式采用的序号是当年爸爸在研究所组织人员重新编的。张大干在干佛洞临摹壁画的时候，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这样出来的稿子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因此爸爸给研究所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一再强调：为了保护壁画，临摹一律采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所以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我都是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爸爸有空就过来指导我：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人物比例，还要抓住人物特征…一虽然对临难度大，但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提高了造型能力。我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对临壁画开始，绘画基础就是那样打下的。

除了对临，有的画是已经有稿子的，研究所当时的壁画原稿大部分是张大干留下的拓临稿子，大家都沿用了。当时对临的也有，用原稿的临摹也有，早期的壁画对临最多，用原稿的则是唐代的最多。

当时董希文、张琳英、潘洁兹、李浴他们都在干佛洞。李浴是搞理论的，不画画，还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专门研究题记。我记得还有j匕京大学的考古学家、敦煌艺术研究者在敦煌县附近的佛爷庙旁发掘墓地，和爸爸常有来往的有向达、夏鼐和阎文儒等专家。

P19－20

敦煌的召唤

敦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和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公元366年，乐傅和尚在这里开凿了第一座洞窟，此后，经过长达一干多年的营造，莫高窟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至今仍保存着735个洞窟，其中包括45000平方米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涵盖文化、艺术、科技、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向世人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70多年前，在敦煌艺术的感召下，常书鸿先生毅然从巴黎起程，回到中国，冒着抗战的烽烟来到敦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一批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接踵而来，成为守护莫高窟的第一代“敦煌人”。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70多年间，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来到敦煌，留在敦煌，用自己的青春与理想守望着这片宝贵的文化遗产。这里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艺术家和科研工作者，他们都为莫高窟的保护与敦煌文化的发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故事，有的闻名遐迩，更多的则不为人知。

2010年中秋节期间，《生活》杂志的采编团队来敦煌采访，他们都很年轻，在沟通的过程中，很容易感受到他们的严谨与负责，准备工作扎实，提问专业，写作深入浅出，拍摄也很有想法。他们的工作态度与方法，让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人们感到很欣慰，也很欣赏。因此，2013年，当《生活》杂志提出，希望在此前的基础上再做一系列更加完善的采访报道，研究院也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这本书是对“敦煌人”心路历程的一次比较全面、丰富和深入的记录。翻看这本书，也让我想起了与研究院的老前辈、老同事们相处的时光。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大家住土房，喝咸水，风沙肆虐，寒暑更迭，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可是大家不计名利得失，在莫高窟i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考古发掘，研究文献，都心无旁骛，乐在其中。不知不觉之间，几十年就过去了。与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为保护莫高窟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是极大的幸福。

通过这本书，也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能走近敦煌，了解它的历史与现实，珍视这片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敦煌人”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