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历经109年的艰难转折，中国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缓慢、艰难、而痛苦地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

欧阳跃峰所著的《1860年巨痛与自强／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在叙述这段“人世之巨变至异”的历史的时候，也试着去诠释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爱好者的共鸣。

欧阳跃峰所著的《1860年巨痛与自强／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以火烧圆明园和割让香港为标志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创痛，中国走上了“借法自强”的探索之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从根本上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而进行各方面的阐述。

总序 窒迫下的近代化

一、被封杀的修约活动

 未惊醒的“天朝迷梦”

 列强的觊觎与期盼

 1854年的交涉

 1856年的交涉

 各国使节态度的差异

 清朝君臣的不同反应

二、叶名琛的刚愎与乖谬

 亚罗号事件

 没有效果的武力胁迫

 广东军民的抗英斗争

 英、法决定联合侵华

 广州城的陷落

 “海上苏武”的悲哀

三、渤海湾的炮声

 武力挟制下的谈判

 大沽炮台失守

 天津城下之盟

 悔约企图不了了之

 英、法武装换约受阻

四、咸丰出逃

 战端再启

 天津、通州谈判

 激战八里桥

 玩弄无效的“王牌”

 人类文明的浩劫

 予取予求的新和局

五、最高统治层的变动

 微妙的兄弟关系

 咸丰拒绝“回銮”

 赞襄政务八大臣

 祺祥政变

 垂帘听政

六、晚清政权结构的调整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

 管理涉外事务的新官职

 驻外使节的派遣

 湘、淮系集团的崛起

 地方督抚权势的加强

七、“同光新政”与西学东渐

 “强兵经武”

 “寓强于富”

 新式教育的发轫

 并非预期的成效

后记

英、法、美三国不满足于通过鸦片战争取得的在华权益，为了解决中外交涉中遗留的问题，单方面地依据有关条约中12年修约的规定，向清政府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清朝统治阶级以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万年和约”不能更改为由，拒绝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终于以拖延、搪塞等方式“封杀”了西方国家的修约活动。

未惊醒的“天朝迷梦”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在文化上长期领先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族统治阶级逐步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认为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低等民族，于是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这种观念推而广之，中原地区的王朝凭借着强盛的国力，迫使周边的国家臣服、朝贡，逐步形成了一种“宗藩体制”。清王朝建立后，仍与周边的朝鲜、琉球、越南、缅甸、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苏禄（今菲律宾）等国家保持着“宗藩关系”。在这种传统的“宗藩关系”下，藩国尊清王朝为“天朝上国”，自居于从属地位，奉天朝正朔（即使用天朝皇帝年号纪年），国王须经天朝册封（实际上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并定期或不定期地派遣使节来华朝贡；而清王朝对藩国则负有保护的责任，无论是藩国发生内乱还是面临外患，清政权都要应邀派兵援助。不过，这种古代东方的“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王朝不干涉藩国的内政，不吞并藩国的领土，不谋求藩国的经济利益。藩国派遣使节来华朝贡时，当然会带来价值不菲的贡品，但清王朝为体现大国风范，回赠礼品的价值往往要大于进贡的物品。“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清朝统治者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效应。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大清皇帝从御座上俯视着在丹墀之下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藩国使节时，心里会是何等的快慰！

在这种虚荣之下，不论是否确实存在着“宗藩关系”，凡有外国人来华都被说成是“朝贡”，于是便有了“万国来朝”的说法。沉浸在这种幻境中的天朝君臣们哪里知道，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与普遍使用，近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英、法、美等国后来居上，大清王朝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更加不幸的是，在恪守着“商居四民之末”观念的清朝君臣眼里，来华贸易的英、法、美等国商人，以逐利为生，较东方的“夷、戎、蛮、狄”尤等而下之，甚至连“朝贡”的机会也不屑给予他们。

1840年英国以中国禁烟为借口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道光皇帝调兵遣将，前线将领屡告败绩，只好转而谋求妥协，一再要求负责议和的钦差大臣耆英等人“必须通盘筹算，永绝祸根”；“必当切实议定，永杜兵萌”。当接到耆英等有关议和的奏报时，道光再次表示：“徒增忿恨，念生民之涂炭，抑遏勉从。”内心的愤懑与无奈已跃然于纸面。《南京条约》议定后，仍谆谆嘱令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注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

道光皇帝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中英之间的纠纷，耆英等对此心领神会，1842年8月29日“诸大臣与英公使会晤，酌定条款，大约不出前三大端（指赔款、开埠、议订税则），谓之万年和约”，并“具疏上闻，得旨允其所请”。《南京条约》一开头即申明这是中英两国为“息止肇衅”而议定的“永久和约”，随后签订的《虎门条约》也在开头回顾了“议结两国万年和约”的过程，条约中又两处提及“万年和约内言明”，这些都表明清政府希望英国方面也能明白并承认条约的永久性。大清王朝的君臣们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他们在战败之余想签订一个永远不变的条约，并想把自己的这一意图强加给英国人，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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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起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从而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以是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里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着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舛与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向，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二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间，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作书名，以此划分100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间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1840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1860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偾张而扼腕沉思。比之40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歆动中国人和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入彼和自浅人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入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1860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1860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1860年相比，1895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

作为先人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由借法自强，一变而为1895年催生的变法自强。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人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人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变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成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1901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间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抵，立宪与革命相角柢。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止境，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人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1937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1840年、1860年、1895年、1901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20世纪中国与19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19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19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入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间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从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扦格。由于是逼出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不自愿的；由于是移进来的，因此中国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夹生的。这种内在于同一个过程之中的悖异，曾使逼出来的近代化和移进来的近代化窒碍重重，并因之而常为“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对于“用夷变夏”的疑虑和排拒所苦。而后是逼出来的东西与移进来的东西由外人内，便不能不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移步走样，与其欧西的原型相比，由此造就的常常是变形和异态。在百年变迁之间，这种变形和异态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里的一个特点。然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于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之中，因此，迫来的民族战争前后相接，在逼出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之后，又会以其继起的冲击和不断的冲击逼出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因惶遽而急迫。惶遽化为急迫，于是而有“俄北瞰，英西啖，法南瞵，日东眈”之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亟切和“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变法，三年而立”的企想。在这种由亟切衍生的企想里，富强是主旨所在和重心所在，所以因羡慕富强而羡慕欧西便成为一种捷急的推演。捷急的推演化解了许多移来的夹生和逼迫下的不自愿，然而中国与欧西之间的各自历史文化，以及因各自历史文化而累积以成的异质和异样，则经此统括，也在这种捷急的推演里同时被轻忽地过滤掉了。因此，以泰西“三百年”，日本“三十年”，中国“三年”为类比而作论断，显见得中国之可以与泰西、日本作量比，全在于这一类论断已经设定中国社会与泰西和日本的同质。而沿此一路远走，惶遽急迫与羡慕向往交相感应，都会促成思维在径情直遂中走向简略和简约。当时人喜欢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而作为事实与思想对应的，则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而弥漫于20世纪前期的“悚夫欧美革新之隆”，而亟亟乎“规摹仿效”。以为“彼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若移而植之我，将旦暮可以强吾国。及为之而不效，则流血拼命以蕲之，革无效再革之，再革无效更革之”。其中刻画的“一法一制一俗一惯一条一文”正写照了“规摹仿效”的用心之诚而施力之广。但随后的“为之而不效”以及“无效再革之”和“无效更革之”，又非常对称地写照了这种“规摹仿效”以“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移而植之我”的事常常落空和大半落空，然而“移而植之我，，的过程同时是旧物为新物让路的过程，发生于其间的“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说明外来的东西一路进入中国，在其所到的地方会不断地遇到中国社会里本有的东西与之“各不相侔”，并且因其所到而在一路不停地掀翻这种内生于中国社会的“各不相侔”。而后，一面是中国人依存于历史文化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东西之学说”的搅动下不得不走向碎裂；一面是“移而植之我”的“东西之学说”以及与随之俱来的种种法、制、俗、惯、条、文在中国老是“为之而不效”。对于中国人来说，身在两面之间，便是身在两头不到岸之中。因此，时至民国前期，梁启超总括前后而概论之日：“自二十年来，所谓新学新政者，流行人中国，然而他人所资为兴国之具，在我受之，几无一不为亡国之媒。”20多年来，他曾是为“新学新政者，流行入中国”倾力造因果的人物之一，所以此日言为心声而感慨系之的一派沉痛里，应当不会没有反省和反思。而举“新学新政”为彼时中国人心中的普世之共相，以对比这种普世之共相带给“他人”与“在我”迥然不同的结果，则对比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和欧西、日本之间的殊相。“二十年来”的“规摹仿效”以“靡不惟东西学说是依”为路数，本质上是在营造一个没有殊相的中国。然而沿用这种路数“移而植之我”的“新学新政”，又一次一次地以其“革无效再革之”和“再革无效更革之”，说明了一个没有殊相的地方，共相是既不能进入，也不能安顿的。这种矛盾所反照的困境在于：中国人因惶遽急迫而求富强，因惶遽急迫，既在把欧西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也在把中国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之后，“旦暮可以强吾国”犹远不可见，而中国人“积年所希望所梦想”已经一挫再挫“一空无复余”：

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之既若彼；日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日乱党为之梗矣，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以“变”、“倡”、“革”的凌厉无前与“日益滋”、“日益空”、“日益迫”、“日益迫”的一路直落相对举，两者之间的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是显然可见的。深而探之，则不能匹配和不能对称正显示了前一面的抽象性不敌后一面的具体性；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后一面与前一面的相互映照，又醒目地说明了窒迫下的近代化是很容易演化为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的。这种扭曲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殴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扦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30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170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170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170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

《1860年：巨痛与自强》一书的撰写任务，与笔者本人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本书系“中国近代社会转折丛书”的一种，选题价值颇高，我是受约而撰写。

后世学人通常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列为晚清时期的三大条约，并将《南京条约》列为三大条约之首。尽管鸦片战争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发生转折，步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促使林则徐等少数人“开眼看世界”，而整个清朝统治阶级却认为战争仅局限于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南京条约》未危及朝廷，因此触动不大，大清王朝依然是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一直打到北京城，咸丰帝仓皇出逃，才使清朝统治阶级确实感到了“创巨痛深”，以奕诉、文祥为代表的一批清朝重臣开始认识到了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迫切性，于是他们“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很快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不自觉地拉开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帷幕，促使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

晚清时期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具体体现。尽管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可以上溯到明朝万历年问，至清朝中期已经有了200余年的历史，但在此之前中国人完全居于被动接受(当然更多地表现为拒绝和排斥)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进入中国人主动引进西学的阶段，此后经过一批批先进中国人的不懈追求，西学才日益全面地涌人中国，中国社会近代化也逐步由物质层面走向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研究晚清西学东渐的一个关键环节。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学研究：以传播载体为中心的考察”(编号：09BZS0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