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在15、16世纪之交迎来转折之期，经过政治革命、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塑造出新的近代的西方世界。1840年之前的中国虽有西方近代各种因子的输入，但因闭关自守仍然隔绝于剧变的世界之外。1840年，当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用先进的近代枪炮撕开中国与世隔绝的帷幕缝隙时，各种新的因子与元素通过这个缝隙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社会由此被轰出了中世纪，缓慢地向近代社会转变。对老大而广博的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仅仅是震动海疆的一次范围狭窄的局部战争，中国要完全走上近代化道路，还需要来自内部、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张剑编著的《1840年被轰出中世纪/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因子和内部缓慢转变的因素按时间顺序和事物发展的联系展现出来，使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有更真实的认识。

中华民族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历经109年的艰难转折，中国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缓慢、艰难、而痛苦地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张剑编著的《1840年被轰出中世纪/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在叙述这段“人世之巨变至异”的历史的时候，也试着去诠释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爱好者的共鸣。

总序 窒迫下的近代化

引子

第一章 急剧变化的世界

 一 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演化

 二 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三 殖民统治与全球贸易

第二章 相对停滞的帝国

 一 太平盛世不再

 二 闭关自守依旧

 三 行商制度与广州贸易体系

第三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

 一 东印度公司与中英贸易

 二 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使团

 三 从“健康饮料”茶叶到“毒品”鸦片

 四 鸦片灾难与中英矛盾再起

第四章 禁烟与战争

 一 林则徐在行动

 二 英国出兵

 三 蒸汽的胜利

第五章 战争众生相

 一 道光皇帝与他的钦差大臣们

 二 统兵作战的文臣武将

 三 多灾多难的士兵与百姓

第六章 条约的伤害

 一 条约体系的初步形成

 二 割让香港

 三 五口通商的悲喜剧

第七章 洋人、洋货与经济格局隐形变动

 一 接踵而至的洋人

 二 洋器与洋货

 三 经济格局隐形变动

第八章 西学东渐的起步

 一 西书翻译与传布

 二 新闻报刊的初创

 三 教会学校与新教育

第九章 睁眼看世界与昏昏睡去

 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二 众生的昏睡

 三 海疆之外患与内陆之内忧

百年战争中，英国议会发展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且有上议院和下议院之分。上议院代表出身高贵的贵族和高级教士，下议院则由来自地方的骑士或贵族代表组成。因战争对经济的依赖，下议院抓住这一点，提升了它的政治地位，甚至有权批准或拒绝所有新的税收。百年战争让英国“退出了欧洲”，回到了大不列颠，从此它只能按照民族和地域的原则行事，从而为组建民族国家设置了方向。1455至1485年间爆发的国内两个贵族家庭之间的30年玫瑰战争，消灭了封建领地的军事贵族，也就消除了组建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从这个时候起，英国就非常幸运：他每走一步，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而且是不知不觉就走过去的”。

当历史走过中世纪来到近代，英国已经成为君主制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英语、国立大学和国家教会都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当英国出席1414至1417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时，代表团宣称：“无论人们把国家理解为由于血缘关系和习惯上的统一或语言特点(国家在民法和神法上最可靠而积极的标志和实质)而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或是把国家按其应被理解的那样理解为与法国同等的领土，英格兰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1500年左右，一个在英国的意大利人报道说，“英格兰极爱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当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便说，“他长得像个英格兰人”、“可惜他不是英格兰人”。

法国在百年战争也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到1500年，西欧大地无论是英格兰、法兰西，还是葡萄牙、西班牙，都实现了对国家教会的统治，并建立起高效运转的君王统一国家的行政机器与网络，出现了真正的君主制民族国家。当君主制国家的专制王权政策与国家发展一致时，王权将随同国家发展一起提升，当专制王权历史使命完成后，君主便与民族逐渐分离，专制制度不再保护民族的利益，这时只有克服专制王权，国家才能继续前进。17世纪中叶，一位英国思想家说到君主专制制度时曾指出：正像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死亡一样，君主专制政体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必然会崩溃的。

告别专制：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位，全英格兰都欢呼雀跃，他们迎来了一位新王，他的私生活无可指责，是一个高尚的绅士、一个最好的主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亲。“他天生性格和善，没有恶习，他曾经游历外国，他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前途是大有希望”，他们对改善君民之间的关系充满希冀，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詹姆斯一世。

当时，欧洲大陆的君权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专制，无论是法兰西、西班牙，还是德意志的大小联邦，王权已经全面压制了贵族，而且不再保护平民的自由。詹姆斯一世更是“王权至上”论者，他强调国王是上帝的代表，“是国王创造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国王”。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下院，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代表已占有大量席位，国王与议会之间矛盾急剧上升。

然而，查理一世并不像英格兰人民想象的那样，他“冷如冰霜、谨小慎微、落落寡合和反复无常”，意志薄弱，办事优柔寡断，但又充满自信，认为自己无需向人民解释自己的行为与行动，是一个“用行动代替语言，独断独行的国王”。他1629年宣布解散议会，完全抛开议会进行统治。但因苏格兰战争经费的需要，不得不于1640年4月召开国会。但议会不仅不遂国王之愿，反而对国王的11年来无议会统治进行强烈抨击。查理一世一怒之下又解散了国会，这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1641年11月，议会通过了对国王的《大抗议》，重申议会下院要掌握税收、拨款等财政决定权，要求国王只能按议会的选择任命官员。《大抗议》意味着内阁与议会一致，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国王负责，影影绰绰显露出要建立责任内阁制的趋向。查理一世自然不能接受议会的要求，准备武力反抗，带兵逮捕议员不成，出走伦敦到支持他的约克城，聚集力量以反抗议会，内战爆发。

内战中，资产阶级、新贵族以及一切反封建的劳动阶层都站在议会一边，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议会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1646年7月，议会取得胜利，查理一世被囚禁。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据目击者回忆：刀起头落，数千围观者，发出同一声叹息，令人震撼。

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起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从而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以是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里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着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舛与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二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问，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作书名，以此划分1 O()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问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1840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1860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偾张而扼腕沉思。比之40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歆动中国人和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人彼和自浅人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人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1860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1860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1860年相比，1895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由借法自强，一变而为1895年催生的变法自强。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人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人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1901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问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柢，立宪与革命相角柢。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止境，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1937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1840年、1860年、1895年、1901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20世纪中国与19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19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19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人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问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从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扦格。由于是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扦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30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170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170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170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