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就其规模而言,是迄今为止人类历上交战最为激烈、人员伤亡也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双方军人在交锋中伤亡便达3000多万,相当于美英法德在西线作战死伤总数的10倍。苏联以死亡2660万人(俄罗斯《消息报》1998年6月25日的数字)、负伤2000余万人的数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最多的国家。对几十年间曾“以俄为师”的中国人来说,全面研究北方邻邦的历史经验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徐焰的《画说二战之苏德战争》在回顾苏德战争的历史时,同样要总结其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既以苏为师又为戒,国人传统的“苏联情绪”也才能上升为理性的思维总结。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推出的这部《画说二战之苏德战争》,形象地描绘出世界现代史上交战最激烈、伤亡也最惨重的一场战争——苏德战争,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西方主战场。本书用犀利的笔锋和深邃的思考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全貌,包括斯大林、希特勒的重大决策,并以大量历史油画和彩色照片展现了壮观的历史场面,包括“巴巴罗萨”计划、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坦克交锋、攻克柏林等。国内著名作家、空军少将乔良曾用四个字评价徐焰的作品,那就是“独一无二”。乔良将军针对现在的社会情况说:“近十年来,中国也进入了‘读图时代’。徐焰将军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用独特的眼光选择图片展示他的战史思考,又用独特的角度进行思考丰富他的战史图片。”希望读者也能够喜欢这部独特的图文并茂的战史作品。
第五章 以守港为主的红海军
19世纪末美国的马汉提出“海权论”,认为掌握了制海权才能主宰世界。不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况证明这一理念并不完全正确,德国和苏联都是以陆战决定了战争进程。在欧亚大陆这块“世界岛”上进行军事力量角逐,海军毕竟影响力有限。
从沙俄时代直至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海军都是陆军的配角,纳粹德国对军种的使用也同样如此。以大型军舰守卫港口,以潜艇出击敌军,这成了苏德两国共同的作战样式。
德国能面向广阔的大西洋,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潜艇还能组成水下“狼群”袭扰远洋苏联出于“四海分割”的不利地理条件,加之舰艇技术落后,战时舰队几乎困在港口内,水兵们虽不乏英勇却战绩有限。回顾苏联海军的作战,看到的更多是遗憾,这也会引发人们对如何使用海军力量的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陆战的规模之大居于全球之最,双方却只有少量战果不大的零星海战。从地理条件看,苏德两国海军交锋的波罗的海、黑海都属封闭的内海,北海方向双方舰艇又不多。尤其是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丧失大批军港,舰艇和水兵大都用于保卫剩下的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等港口,反攻时仍未组织大的海战。德国海军主要用于对英美作战,也没有在东线投入多少力量。战时苏联海军水面舰艇技术水平较低,作战指导思想又是保卫主要港口.结果让本应在海战中发挥威力的舰只成了海岸边的浮动炮台。各参战国对苏德战争期间双方的海军作用的评价都不高,因为它们在战争中都未作为战略力量使用,只是作为陆军的小帮手。德军“闪击"使红海军丧失多数基地,被迫守港保舰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原本是内陆国家,17世纪末彼得大帝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时才建立了海军。后来多位沙皇都曾力求使俄国成为海上强国,不过由于科技落后和指导思想等原因,俄国海军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遭受到灾难性惨败,水兵值得宣扬的战绩只是拿着步枪保卫要塞。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实力远逊于德国的俄国舰队主要靠布设水雷防御,基本不敢出击。
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前,基本也是陆地国家,海军力量在列强中也排名靠后。随着国家工业实力在19世纪末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德皇威廉一世着手建立“公海舰队”,其实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仅次于英国。德国战败投降后,只允许保留10万吨军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重振军备又以陆军、空军为重点,海军投入虽有增加却也远比不上英、美、日、法等国。1939年欧洲大战爆发后,希特勒见建造大舰周期太长,海军便以发展潜艇为主,主要作战目标是破坏英国的海上运输线,始终没有以苏联为主要对手。
海军舰艇是一个国家金钱和工业科技的堆积,苏维埃政权之初国家一片残破。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只能修缮沙俄留下的旧舰维持海军,再吸收德国技术建造些小艇和潜艇。直至20世纪30年代,苏联海军主力还是沙俄留下的4艘2.3万吨标准排水量的“甘古特”级战列舰。由于缺乏配件,苏联海军只得将其中1艘退役并将零件拆掉,用于维修另外3艘,并将其分别改名为“马拉”号、“十月革命”号和“巴黎公社”号。
随着苏联经济得到发展,1937年斯大林决定建造大舰队,新型的3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和10艘轻巡洋舰在船台上开始铺设龙骨。不过造舰计划刚开始时,就又犯了好大喜功和浮夸的毛病,同时上马众多项目,却未计算好本国的实力。1939年秋天欧洲大战爆发后,苏联陆军和空军急需更多投资,造舰计划因投人不足进展愈发缓慢。后来苏联有些将领和史学研究者感叹,若是量力而行多造些中小型舰艇,在卫国战争爆发前还能服役,战时海军能投人的力量就大不相同。
卫国战争爆发前的四年问,苏联造船厂的船台上只完工了4艘9000吨排水量的“基洛夫”级轻巡洋舰。苏联潜艇数量发展虽快,在卫国战争前超过了200艘,远多于德国在数居世界第一,其性能却比不上德、美、英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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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是德国法西斯为征服世界而发动的,对苏联而言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卫国战争。西方一些人多年来出于仇苏情绪一直在抹黑苏军,然而正视历史的人都应承认苏联军民是战胜威胁全人类的法西斯势力的主力军。希特勒要消灭他认为“劣等”的斯拉夫民族,进而征服世界,苏联作为反法西斯的主力军击败了纳粹,也使人类免于进入德、日统治的黑暗时代,这一功绩始终值得全世界正义人士讴歌。尽管苏联因自身弊病在1991年瓦解,但卫国战争的胜利日即每年5月9日仍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中国人民同样也认为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法西斯是人类毒瘤,苏联战胜纳粹造福全人类
从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西方极端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出现了法西斯思潮。它的主要特征是主张“优秀民族”应征服“劣等民族”,要夺取他国领土作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对人民革命和自由民主理念极端仇视。在历史上以强悍著称的德国一旦被这种思想控制,自然就会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大灾难。
1914年由德国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战争。1918年德国战败,却没有清算战犯、铲除军官团和国内军国主义基础,这又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强迫德国割地赔款,生活的贫困和国家荣誉扫地刺激了多数德国人准备复仇。后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主义不是由希特勒在慕尼黑培植起来的。而是在凡尔赛滋生的。”法国军队统帅福煦元帅在战争结束时便预见道:“我们没有赢得和平,只是获得了20年的休战。”
1923年,战败后的德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希特勒组织由流氓、无赖和退伍军人构成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文简称“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准备夺取全国政权。这时德国多数人还不支持纳粹,暴动在几小时内就被镇压了,希特勒也被关进监狱半年。而到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时,德国经济再度严重下滑并有近一半人失业。共产国际曾希望并认为德共有可能在危机成熟后夺取政权,事与愿违的是德国国内支持共产党的人虽有增多,但支持纳粹党的人增加得更快。 此时德国大财团由于感到“赤色革命”的威胁转而支持纳粹,希特勒又利用民众不满引诱他们走人歧途,其宣传手法是宣扬种种困苦都是因为有“凡尔赛和约”束缚和善于经商的犹太人作祟。纳粹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半数以上选票,于1933年1月执政。纳粹被选举上台的可悲事实。证明普通民众在社会动荡时也易于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煽动,西方式选举也并非没有弊端。 纳粹竞选时利用了下层民众,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在讲演中曾叫嚷“贵族都应该被绞死”,他们当政后却保障了德国贵族们的利益,让民众把不满倾泻向犹太人和共产党,用对外扩张解决国内矛盾。1936年纳粹召开纽伦堡大会时,所唱的歌让外国人都震惊——“今天我们拥有的只是德国,明天将是整个世界。” 对纳粹的扩张,英法出于姑息心态无法制止,结果希特勒在1940年横扫了西欧,接着又挥军东进想消灭苏联。可以想象一下,若是纳粹对苏作战获胜,而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又能夺取远东再压向中国关内,英美只能向法西斯阵营妥协,整个世界可能会进入不知多少年才能结束的黑暗时代。罗斯福和丘吉尔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把意识形态上的敌手苏联当作盟友进行援助。
苏联最终击败了德国并能回头协助击败日本,对于人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也获益于这个外因条件。虽说斯大林的内外政策有阴暗面,暴露出民族沙文主义和霸权政策,也伤害过不少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不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反法西斯斗争头号主力的这一历史功绩还是历史的主流。苏德战争相当于种族战争,死伤空前惨烈
苏德战争就其规模而言,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激烈、人员伤亡最大的一场战争。双方军人在交锋中伤亡便达3000多万,相当于美、英、法、德在西线作战死伤总数的10倍。苏联以死亡2660万人(俄罗斯《消息报》1998年6月25日的数字)、负伤2000余万人的数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最多的国家。
在战争中苏军有362万人被俘,其中有一半人被德军屠杀或虐待至死,尤其是不能走动的伤员一般都被德军当场杀掉,因为这些人被看成是不能当奴隶劳工的“劣等民族的废物”。苏联民众的死亡人数超过1760万,这是由于自视“最优秀民族”的德国人在战场上和后方大肆杀戮无辜百姓,仅乌克兰首府基辅以西的“死亡谷”内便集体处决了10万人。德军后撤时又实行“焦土政策”,奉命烧毁所有厂矿、房屋并枪决所有青壮年。战后西方人往往只指责党卫军犯下过罪行,其实在苏联的屠杀等暴行多数还是国防军所为(战场上国防军数量也几乎是党卫军的10倍),因为当时德国官兵普遍都受纳粹的种族观念驱使。
纳粹德国对苏联发起“闪击战”时,曾估计6个星期就能攻下莫斯科,3个月内便可结束战争。面对纳粹德国的进攻,苏军损失空前惨重,在1941年为期6个多月的交战中,死伤和失踪各200万人。1942年,苏军伤亡超过600万人,还失踪150万人。西方国家纷纷评论称“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经受这么惨重的损失”,希特勒也估计“他们的血快流干了”。随后苏联却扭转战局转入反攻,当T-34坦克逼近柏林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就叹息说:“我们遇到了一个砍掉了脑袋还能长出来的九头怪兽!”
战后西方媒体常夸大渲染苏军反攻到德国时如何抢劫、强奸。一些苏联军人对德国民众实施报复确实不当,不过仇恨的由来也不能不谈,因为德军对苏联民众的屠杀在现代战史上是骇人听闻的。苏军违纪现象的确严重。集体屠杀普通德国老百姓的事情却难以找到。按德国战后统计,普通民众在战时死亡数约400多万人,这一数字远少于苏联,而且死者大多亡于逃难时的病饿和盟军的轰炸和炮火。
苏德战争中双方人员损耗惊人,于是都进行了“超最大限额”的全民动员。苏联在战时的1,9亿人口中动员了2960万人人伍,因死亡、失踪、负伤残疾减员共计1600万,为恢复建设复员200多万人,至战争结束高奏凯歌时还剩下1136万军人在编。苏联战时征兵年龄是17岁至55岁,在男性中有30%参加了军队,还有80万青年妇女入伍,生产劳动的主要负担落到老人、女人和孩子身上。战时青壮年男子有三分之一死亡,另有四分之一残疾,一些村子里竟找不到可以同姑娘结婚的男青年。在《小路》和《喀秋莎》的旋律伴奏下,苏联各族儿女前仆后继地走向遥远的前线,民族坚韧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战争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德国战时人口为7900万人(包括奥地利、苏台德区)。共动员了1700万人入伍。战时男性征兵年龄是16岁至60岁,比例高达40%,结果是除了工业和行政机构离不开的适龄男人外都要入伍,其中还包括一些勉强能担负勤务的残疾人。德军还征用了50万妇女作为“辅助人员”担任医务、后勤、防空警报等任务,其国内劳动力缺口靠强征和抓来的1000万外籍劳工和战俘填补。德国战后统计军民共死亡980多万人,其中军人死亡约,540万人(战时死亡485万人,当战俘后死亡45,9万人),其中死于对苏作战的人数约为417万(其中被俘后死亡36万)。 从德国的统计可以看出,战时德军作战死亡者有3/4以上丧命于苏德战场,苏军是名副其实的消灭纳粹德国的主力军。光辉不能掩盖阴暗面,苏联的体制弊病也要正视
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辉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体制上的弊病,尤其是战争初期苏军的惊人败绩便是斯大林本人及其领导的体制造成的灾难。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一俊遮百丑”的方式大谈战功,实际上这场战争是一次惨胜。据卫国战争中的第一副统帅朱可夫回忆,胜利时斯大林曾感叹说:“在我们国内很难找到有哪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
当年苏联历史研究中盛行的一种思维模式,即对复杂的事务只强调概念化的政治评定,重定性分析而不注意定量分析,以简单的宣传需要代替了科学研究。卫国战争时苏联拥有进行正义战争的精神优势,在武器装备数量、质量上也不逊于敌人,战争初期却屡次大败,损失也大大超过敌人,这就不能不反思一下战争准备和指挥的失误,以及作为其根源的体制弊病。
查一下苏德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损失人数,苏德军人死亡比为1,8:1。当然德国方面应再加上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芬兰等仆从军和俄罗斯伪军的损失,不过苏军方面后来也有波兰、保加利亚和倒戈的罗马尼亚军队参战,另外还有众多敌后游击队参战。
当年苏德战场上双方除了用鲜血和生命相搏,还用倾注钢铁和炸药来比拼。战时苏军投射了1000万吨炮弹和炸弹,德军在东线的投射量也相差不多,双方这一弹药消耗量也居于世界战争史之巅。 德国进攻苏联时,综合国力并不占优势。盟军缴获的德国历史档案证明,以德国二号人物戈林为首的一大批军政官员都建议在打败英国前不要再开辟东线战场,希特勒说服他们的一句名言却是:“苏维埃政权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倒的破房子,只要向它的门上狠踢一脚,整个社会制度的房子就会倒下来。”这个恶魔之所以这样判断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算定苏联已很脆弱,他认为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已使苏维埃政权失去下层拥护,同时军队元气大伤已没有多少战斗力。
战争初期苏军的大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的弊病造成的。僵化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方式,加上刚因内耗失去多数指挥人员,造成苏军兵力和兵器虽多却屡战屡败。更严重的是有上百万身强力壮、拥有武器的军人举手投降当俘虏,这也要从政治原因上解释。幸好斯大林及时调整了内外政策,加上德国要奴役和消灭俄罗斯民族的暴行催唤苏联各族人民抛弃前嫌团结奋战。苏联的全部人力和物力都动员起来,又得到美英100亿美元的援助(数量只占苏联战费的6%,却有许多重要物资),还以大量鲜血作为学费掌握了战争技巧,最终打败了当时称为“世界头强”的德国陆军。
战后的苏联对卫国战争采取形而上学的片面总结,只言胜而忌言败,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认识只涉及其肃反政策,对经济政治体制上的弊病讳疾忌医。苏联又以僵化的观念看待卫国战争,不相信能有持久和平,国家建设的目标不是追求努力改善民生而是准备打大仗,举国成了“大兵工厂”。这种畸形发展必然要以计划经济来保持。成本利润核算、节约资源、力求精巧等现代经济观念在苏联长期不存在,国家自然无法保持可持续发展,对传统痼疾也无法以改革来解决。当1991年人们对苏联局势意外突变而震惊时,再回首1941年惊人的大败绩,似乎也能从中找到某种内在的联系。
对几十年间曾“以苏为师”的中国人来说,全面研究北方邻邦的历史经验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回顾苏德战争的历史时,同样要总结其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既以苏为师又以苏为戒,中国人传统的“苏联情绪”才能上升为理性的思维总结。
时光飞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已经过去整整70年了,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沧桑巨变。旧日的功勋与失误,梦想与现实,均在无情的历史裁判席上接受着后人评说。苏德战争作为人类战争史上交战人员伤亡最多的战争,自然引起所有关心战史的人长久的重视。尽管苏联已经不存在,斯大林等领导人执政理念之误也不能掩饰,尊重历史的人必须承认卫国战争胜利对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巨大作用。今天的俄罗斯主流观点一如既往地歌颂当年苏联各族人民的英勇战斗,中俄领导人在共同声明中也强调双方对二次大战的看法完全一致。当然,颂扬功绩时也不能回避光辉下的阴影,因为“历史没有垃圾箱”,成就和教训都要供后人裁判并从中吸取教益。
理性看待苏联,科学评判战史
中国人民对待苏联往往有着复杂的情结,对我们这些在中苏友好蜜月期中出生成长、接着又在“反修防修”刺耳口号声中步入社会的这一代人尤其是如此。历史虽不容更改,不同国度、不同立场的人却一向按自己的观点诠释,有着褒贬不一的春秋笔法,绝不可能像外星人看地球事件那样超脱。中国人看待苏德战争,自然要从自身的社会理念出发,以历史经验为自身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并且可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科学的历史研究都要区分层次,考察战争史也应分高、中、低三个层次——高层研究是考察战略筹划和决策,中层研究是考察战役进程及其指挥,低层研究是考察具体战斗及军民在战时的表现。考察当年的苏德战争,自然要研究上至克里姆林宫和“狼穴”中的决策。下至斯大林格勒巷战瓦砾堆和库尔斯克堑壕中士兵的搏斗,从多侧面、多角度、多视点做出描述,交织成一面历史的多棱镜。这样,才能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全面、客观的战争全景。并从各个层面获取经验和教训。
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时,我所在的部队位于边境,以防范苏军进攻作为主要任务。几年间我和同事们仔细阅读过大量苏联战史书籍,又看过德国方面回顾对苏作战的书籍,目的是研究苏军作战的特点。事过多年后,人们看到此时战备的过度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反修”更是决策的重大失误。中苏关系之恶化有苏方搞大国沙文主义的责任,中方也有错误。确如老一代革命家伍修权所总结的那样——“对于这场三十多年前的‘反修大战,,我党已经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潮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80年代末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后,我曾同苏联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21世纪初任俄中友协主席)一起回顾两国亲密的交往和一度交恶的往事,虽然也指出某些人的责任,不过一致认为要从双方相似的体制上的弊病来摸索根本原因。
几十年来中苏关系(包括后来中俄关系)的变化,有过宛如万花筒般变幻不定的图景,我国正式出版物中却始终认为苏联进行的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这一总的定论自然是公允的。不过战后几十年来陆续公开的史料,特别是俄罗斯公开的苏联档案也证明,苏联的战时表现并非如当年公开宣传的那样都是光明形象,其上层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下层的军纪败坏都曾给中国人留下长久的不良印象。若想深入研究苏联的卫国战争史。确实要用“一分为二”的方式,在肯定功绩为主流时也不能忽视负面的内容。
当年苏联的死敌纳粹德国,其邪恶的反人类的种族灭绝罪恶是任何有良知的人所公认的,不过也不能简单地采取脸谱化描写。西方一些人将法西斯势力兴起及其暴行只归咎于希特勒,而忽略了德国社会的责任,同样也是对历史的不公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前期,出现了一个怪胎——法西斯主义,在其驱使下德国军队的战斗力曾相当凶悍残暴,从人类发展史的进程看也是一段值得深入思考的现象。战后有些人出于对苏联的偏见,在谴责纳粹时还正面描写德国国防军的战绩,这是典型的是非不分和善恶不辨,难道那些德军“明星”将帅和“王牌”不是为最邪恶的战争机器效力吗?
如今在原苏联国土上。众多烈士墓前的长明火一直不息,这是对反法西斯战争参加者应该表达的敬意。当然,人们回顾历史时有感情也要有理性,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化,回顾和思考那场堪称人类最惨烈的战争也要有科学、理性分析的态度。
从解密档案看出,苏军以“惨胜"学会打仗
过去看苏联的卫国战争史,讲到各次战役通常只颂扬己方英勇并讲歼灭了多少德军(其中也常有夸张和不准确之处),却几乎不谈自己的损失。这种言胜忌败的作品,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战史的资料,只能是片面的政治宣传品,而且此种宣传方式又是僵化的苏联体制在政治上的一种体现。
搞战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想全面了解交战两军的作战效能,必须对比各自投入的兵力、兵器和损失数。苏联不愿公布自己在卫国战争中惨重的损失,是因为如实说明就会让人民怀疑领导人的“英明”并看到体制的弊端。当年的苏联虽然声称信奉唯物主义,所搞的神化领袖、个人崇拜却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对卫国战争史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模式在历史上有过优点,否则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国家曾模仿它。斯大林体制能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不过却也有不重效益、体制僵化的弱点。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代价之大,恰恰都反映出这两点。
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重视理性化和战略选择最优化。经济上讲效益的标志是以尽量少的投入消耗取得最多的收益,战争中讲求指挥艺术(也可称为作战效益)也是用少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在战后几十年中,苏德两国公开的数据都隐讳己方损失,直至苏联解体前提倡“公开化”及随后俄罗斯公开历史档案,两德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经过重新调查又于1999年公布了详细的战时损失,这场人类战史上战斗伤亡最大的战争的许多真相才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初期遭受大败后。曾在内部告诫苏军将领“要学会像德国人那样以少流血取得胜利”。战争末期任总参谋长的安东诺夫大将回忆,一次最高统帅突然问他:“当初为什么老打败仗?”安东诺夫先讲了一句“我们的作战方式还是老一套”,接着又按照习惯讲起空军和坦克使用不当等具体原因。斯大林马上打断说:“您一开头讲得很对,后来又讲起了细枝末节。”接着,这位最高统帅露出微笑讲了一句对战争初期的中肯分析——“简而言之,我们还不太会打仗。”
这个“不太会打仗”的表述,其实既包括上层也包括下层。许多中国人看过朱可夫元帅写的《回忆与思考》,其实该书在1969年出版前已经删去大量当时苏联领导认为不宜讲的败仗。事后朱可夫曾对作家西蒙诺夫说过:“我们是在战争进程中学习并学会了战争,于是开始打击德军,然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具体地说,战争初期我们不仅上边打得不好,下边也打得不好。”
若客观看待历史,要肯定纳粹德国有着野蛮邪恶性,其军事水平却一度领先于世界。德军“闪击”西欧已经显示了全新的机械化、摩托化的突击方式,当时苏联虽有多于德国的坦克和飞机,作战指导思想却仍停留在一次大战时期。加上一言堂盛行,没有民主讨论,一遇德军突袭便连遭惨败,据统计竟然有1个方面军、19个集团军、250个师成建制被歼。至于武器装备的损失,1995年俄罗斯出版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恢复了1969年初版时部分被删的记录。其中写道“在开战一年五个月间,我们损失了4,3万门火炮、3,2万辆坦克和将近2,3万架飞机。大量的坦克和飞机由于故障在我军匆忙撤退时留在了当地。”
苏军以上千万官兵的鲜血为“学费”,在空前残酷的战争中提升了作战水平。20世纪90年代苏德两国公开的二次大战伤亡数统计,恰恰清晰地印证了苏军通过与德军的血战逐步提升的作战效能。
苏联模式的传统弊病是缺乏效益观念,反映在作战指挥上总是强调总体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对人命和物力损失不重视。卫国战争的实践证明,不惜高投入、大损失的低效益式的作战,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也难以长期承受。到战争后期,苏军官兵大都改变了呆板地执行命令的积弊,斯大林也注意减少损失。
据朱可夫回忆,柏林战役原定在五一节前结束。德军的顽抗却比预想要强一些,至4月30日仍有部分市区未攻克。朱可夫只好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我们还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拿下柏林。”此时朱可夫以为最高统帅会表示不满,听筒中传来的是平静和蔼的声音:“没什么可着急的。要爱护人,不需要无谓的牺牲。”
苏联人学会了打现代化战争,才取得了胜利,这也说明任何人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实践中学习才能成熟,承认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纳粹当政时的德国将希特勒神化,在战争后期一味掩饰惨败,走下坡路的德军便无法总结和纠正失着,这也是最终走向溃败的原因之一。
苏联时代的公开宣传总不愿谈失误。赫鲁晓夫虽然揭露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过苏联为维护其体制绝对正确的神话仍不去正视过去的失败,这种封闭性“正面教育”实际上只能导致人民思想僵化而经不起冲击。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和要求“消灭历史的空白点”后,苏联的弊病包括卫国战争中的惨败都被曝光,结果产生的冲击几乎带有颠覆性。思想封闭突然打破后,社会上的舆论导向从一个极端又跑到另一个极端,导致多数人特别是中青年人根本不相信苏联的传统教育,从而成为当时国家走向瓦解的重要思想原因。
中国有苏联这样一个教员,既学习了经验又总结了教训,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正视了过去的失误,才保证了国家健康发展。历史证明,掩饰以往的错误只会犯更多的错误,胜利的军队同样要正视自己的失败才能保持辉煌。
人民拥护才能筑铁壁,国防建设要良性发展
苏德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是苏联,不过其战争总结长期存在偏差。20世纪80年代任苏军总参谋长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曾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苏联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不使1941年的悲剧重演。”不过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这位元帅与本国传统观念一样,只强调战前军事准备不足,为此苏联在战后四十多年和平时期保持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当1991年的“8,19”行动失败后,这位元帅觉得比1941年更严重的悲剧已无法扭转,在绝望中竞上吊自杀。
若全面总结1941年苏联险些被德国的“闪击战”打垮的教训,应该看到其原因远不止是战备不足,而是有此前国内错误政策和体制弊病造成部分人心动摇的政治因素,这恰恰是苏联当局几十年间不肯正视的。残酷的对外战争虽可以锻炼人,却也会掩盖内部矛盾。战后的苏联遇到劳动生产率落后和人民日用品匮乏,都推诿于战争破坏,以致不少人抱怨说:“德国当年的入侵成了我们的垃圾箱”。
20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这样的—个观点,即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只适合于战争的体制。如仔细研究卫国战争史,可感到这句话既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之处。说它对,是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证明斯大林所创立的高度集中的军事化体制最终赢得了战争(代价也大得惊人):说它不对,是因为认定一个政治上经济上有严重弊病的体制在军事上是完善的,这本身就不合乎逻辑。1941年和1942年苏军的惨败,很大程度在于苏联当年的政治经济体制已有沉疴重病。
笔者非常赞同中国学者沈志华在研究苏联问题时的论点——“人们常常辩解说,如果不是‘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及时建立,苏联就不可能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胜利。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斯大林经济体制’实施的结果却是造成国内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如果不是战争爆发,这种经济体系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当时的经济政治体制,恐怕也不为过。”
从世界范围看,苏联拥有所有国家不可比拟的丰富工农业资源,科技水平也属一流,若实行正确政策无疑应该让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赶上西方。苏联在经济总量只及美国1/3至一半的情况下与对手展开几十年的军备竞赛,只有靠延缓民用工业发展来维持,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循环。
战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长期远低于西方,还慢慢落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去过苏联的人都知道,日用品短缺需要排长队成为多少年不变的现象,百姓甚至买不到足够的鞋袜。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国人:“我们的妻子袜子破,你们的衣服确实好,但是德国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达,却进不了莫斯科!”此话在战争年代讲起来能有自豪感,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让人民长年陷入“袜子破”的境地,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1961年苏联和东德修建“柏林墙”,其实就是东西阵营对峙的一个转折点,表现在政治上要靠自我封闭措施采取守势,并不允许本国和东欧人民了解外部世界。当戈尔巴乔夫等人按照过激的“新思维”打开国门,让老百姓看到西方的生活实情,过去政治宣传维系的思想信条便会从根本上动摇,尽管苏联阵营有常规及核武器数量的优势,却挽救不了国家解体。近十多年来俄罗斯的民意测验也证明,绝大多数人认为苏联解体是“最大的历史悲剧”,这一国家政权虽有弊病却可以用改革方式解决,因而他们也普遍羡慕中国所走的道路。
众多中国人对苏联的往事既不陌生也不遥远,解放初期所模仿的也正是斯大林体制,其弊病的苦果我国同胞也曾饱尝。如今回顾苏德战争,在军事思想乃至体制改革中力戒僵化,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也是有识者应有的反思。
苏德战争中出现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美国、英国援助了意识形态的对手苏联。其实从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看,德国与美英比较接近,不过希特勒将极端民族主义和鼓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到极端,威胁到以等价交易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主义。纳粹狂徒们合唱的歌词——“今天属于我们的只是德国,而明天将是整个世界”,也令美英等国惊恐。人们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也说明,意识形态有差异的国家在反对最邪恶的法西斯时也能找到政治共同点。
当欧洲惨遭德国法西斯祸害时,亚洲也被纳粹思想的孪生兄弟,自诩“大和民族至上”的日本军国主义蹂躏,这些惨剧使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看清了种族主义的极端危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1945年6月问有50个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代表在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上面规定了各国家、各民族平等的原则。这是进步人类对德、日法西斯种族主义罪行的清算,也是倒在苏德战场上的上千万牺牲者换来的最宝贵的思想成果。这一事实也说明,共产主义者与主张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思想上还是能达成一些共识的。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之际,如今的世界同苏德战争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全球多极化使人类所处的环境更显得五彩斑斓。昔日被消灭的法西斯主义已难死灰复燃,西方社会那种传统的唯我独霸的单边主义却仍在有的大国身上显现出来,如任其膨胀,很难保证不会再造成人类的新悲剧。中国要紧跟世界潮流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却又要以苏联的教训为戒,增强军力应只是为了保障和平发展。在警惕国际上的侵略扩张势力的同时,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这才是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所应得到的结论。
笔 者